“愚昧”与“信仰”

前天在电话里与儿子聊到中美两国人的素质，儿子说：其实，美国人的素质也不怎样，除了百分之五左右的精英外，其他的，哼，我看，比中国人还愚昧！接着，他说了两个例证：在商店买小东西，你递上一张大钞，那店老板半天也算不清该找多少钱；还有一个学计算机的博士，毕业后的志向，居然是回老家种田。儿子如此之说有种潜在的民族情感，我不忍伤害这种宝贵的感情，也就沉默了。但说美国人比中国人愚昧，无论如何，我也不相信；这大概涉及到如何理解“愚昧”与“信仰”。

何为“愚昧”？一般的理解，就是指人缺乏知识，不明事理；也就是智商低。但我以为这样的理解太浅薄了。在我看来，“愚昧”与否，更应与人的情商关联，而与知识多少智商高低关联不大。庄子当年就慨叹过“吾生有崖,而知无崖,以有崖求无崖,殆哉矣”，如此的慨叹与后来“知识越多越反动”的谬论有无渊源，我说不清，但无论如何，也不会有人说庄子愚昧吧。还有那些隐士高僧的“大智若愚”，也不能视其为真正的愚昧吧。也许美国人确实不如中国人聪明，既不会像中国人那么精于功利“算计”，也不像中国人那么“只争朝夕”“力争上游”。但美国人的情商肯定高过我们的，因为他们大多都有超越世俗的宗教情感，有灵魂生活，有敬畏，有信仰。

何为“信仰”？信仰就是极度的相信与尊敬。所谓的“极度”就是达到“不讲科学”的程度；它是人的一种执着的心理倾向，一种对彼岸世界的向往。人，要活着，是很容易，但要活得有意思，就很困难很麻烦。所谓“意思”，也就是人生的意义。人生一世，草木一秋，死的绝对性，又能彻底否定每个人生的意义；如果没有超越生死的终极价值，人生的意义将会随着这绝对的死而化为乌有。因此，真正的人是坚信灵魂的，这种信仰总能不断地给人活着提供意义，不至于让人在世俗的世界找不到安放灵魂的所在。总之，信仰可以使人活得有意义有价值，即便做一个平平凡凡的人，他也能在自己的信仰中获得人生的幸福。

我们小区里，一群五六十的妇女每天下午都在一起引吭高歌，而且有滋有味。她们唱的都是上个世纪歌颂领袖的红色歌曲。什么“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什么“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什么“毛主席是我们心中不落的太阳”等等。一个理性十足的八十后从那里走过，便忍不住丢下一句“愚昧”的嘲讽。殊不知，这群大妈们，唱的只是一种信仰，或者说对先前那种有信仰的生活的怀念而已，是不能把她们的唱的歌词作“科学”评析的，她们自己也不过只是通过那特殊的旋律，营造一种赞美歌似宗教氛围，好让孤独飘忽的灵魂有个落脚点而已；这就是信仰，这也是现在一些毛泽东时代过来的人，会祭奠文革亡灵的复杂心理。

改革开放以否定文革为起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经济物质的发展，让人从红色宗教的疯狂中清醒过来，一种生存的本能欲望迸发一种“大干快上”创造物质财富的热情。而当“活着首先要温饱”的问题解决之后，一个“活着还要有意思”问题紧随而来。然而，人们在否定领袖崇拜的同时，却丢失了信仰，连诚信也大量流失了；饿寒交迫的身体在不顾一切地寻找肉欲的满足之后，中国人才开始有了丢魂失魄的焦躁与痛苦。而物质主义的“硬”的道理，已经使世俗化的中国社会开始“物欲精神化、消费审美化”；中国人除了把满足浅薄的虚荣心与疯狂的占有欲视为精神文化生活外，似乎就很难寻找生命的意义了。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个诡异的现象在当代中国出现了：神圣的信仰被从前门驱逐出来之后，又悄悄地从后门溜回来了。于是红色革命歌曲就像教堂里的赞美歌，再次在人们的耳边响起；这怎“愚昧”二字了得。

另一方面，缺失终极关怀的儒家文化的浸染和无神论的唯物主义的教育，使中国人常常简单地把宗教与科学对立起来，粗暴地把宗教等同迷信，浅薄地用科学去评析神圣的信仰。殊不知，人有限的生命相对广袤的宇宙世界，是何等的渺小。面对这无限的宇宙，人的科学之手能触及只是很有限的一小部分必然世界，而更为广阔的无限的偶然世界，人只能通过给宗教去信仰去敬畏。因此，科学与宗教本质上是人探望宇宙世界的两只不同的眼睛。具有这两种不同眼光的美国人，自然既有严谨的科学态度，更有虔诚的宗教信仰，他们表现出來的谦卑与敬畏，则很可能被只有“科学”独眼的中国人视为“愚昧”。

“信仰”不但不能用“科学”去评析，也不能用“道德”去评价。作为价值观的信仰，理当多元，既然多元，就没有优劣之别。只要不违背基本的普世价值，信仰什么，都是个人寻找自己活着意义的途径。那群大妈有滋有味地大唱革命歌曲，只要没有妨碍其他人休息，那都应该得到允许乃至尊重。你喜欢通过读书来寻找活着的意义，而他却热衷麻将的乐趣，只要他没有损害家人更没损害其他人，那麻将与读书所承载的人生价值，对于当事人都是应该一样。在信仰上，只要守住道德底线，什么的信仰都应该得到同等的尊重；如果自以为我的信仰最为高尚，那么，我就很容易在一种道德优越感的诱惑之下，用“愚昧”的歧视压在别人的头上，进而铺就自己“信仰”的专制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