飘逸，还是堕落？
纠结的心，撞上如此的壮观，不知是有了几分释然，还是顿时变得麻木？这些刚刚结束高考的孩子也许有着我同样纠结的心，此时，他们在干什么？撕书的纸片在空中飞舞，那是心的飘逸，还是堕落？
面对如此的壮观，我没有资格说，这是压抑的青春反叛；更没有资格说，这是90后生命的堕落；我此时只能说，学生在高考结束一刻就如此迅速地将书本变成雪片似的废纸，无疑是对教师的最无情的嘲讽，而作为一个教师，我为此感到无比的羞愧和耻辱。我追问：孩子们为什么如此仇恨书本？是谁制造了孩子对书本的仇恨？一个仇恨书本的民族还能腾飞吗？
这样的追问，并非此时才有了；其实，它一直纠结着我的心。
孩子们为什么如此仇恨书本？这是怎样的书本？即将进入高三的教学，在办公室，我就时不时地遭遇书贩的热心推销。面对我冷漠的反应，书贩便推起一脸的笑，神神秘秘对我说：老师，我可以给您两成的回扣。实在被缠得没办法，我就说：我只是个农民工的教师，明年学校聘不聘我还不知道哩；你还是直接找学校资料室的老师吧。当把他送上的书推回去时，他又很谦卑地说：书就放在您这吧，请您抽空看看，多提宝贵意见。如此这般，热心赠送的书本一层层堆积起来，到现在高二课程还没结束，这“高考指南”之类的书本，就足有一尺多高了。书本的编者一个个都声称“名师点金”。什么名师，像我这样的教师，也时不时接到编这类书本的邀请，只是本人还有自知之明，没敢去赚这种非分的名利。
心想，我一门课程就有这么多书，就选其中一本，认真阅读并完成其中的习题，那也得耗去我多少生命啊。而高三的孩子却要面对六门课程呢？如果遇到工作特别主动积极的教师，显然不会满足只订一本资料，至少还会通过网络等渠道搜寻更多的“套餐”“小灶”给孩子，以创造其高考竞争的优势。如此的书本，如此的教师，能让高三孩子带去什么？这是很容易想象的。
虽然“乐学”的口号，也不时在校园里响起，但是从家长到教师乃至学生自己似乎都坚信“考分就是硬道理”，到了高三，“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就更是理所当然的了。在校园的文化墙上，也不难发现“闻鸡起舞”“程门立雪”“悬梁刺股”的典故；如此的文化传统中，书本作为功利的敲门砖，时时敲打的还有孩子稚嫩的心灵，带去的自然是读书的痛苦，能不让失去童年快乐与青春浪漫的学生们痛恨吗？
读书是痛苦的，似乎就成为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传统；而在现实的教育中，教师往往又被激励成了制造读书痛苦的能工巧匠。在一个家庭似乎非常重视教育的国度里，整个社会却非常轻贱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中小学教师的从业者，本身都是社会的弱者。难以维持尊严的物质福利无法吸引精英，只能收编我辈这等无德无能又很无奈的人；当做教师成为一种失败的人生选择时，就难避免我辈要在比自己更加弱小的学生身上寻找成功的快感了。因此，体罚心罚，把学生视为展示教师精彩的道具，当作教师获取名利的工具，这就成为今天中国校园里并不少见的现象了。
教书育人本是一门需要大智慧与大爱心的事业，可不具备这等素质的我辈，却还能担当如此神圣的工作，完全幸亏中国教育有了产业化，有了应试的盛行。因此，教育变成了一个个工程，教师成了生产线上加班加点的工人，而学生则成了彰显学校和教师加工能力的产品；当书本成为一个个模具时，教师的工作就简化成把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往模具中挤压。既然是产业，当然要追求规模效应，“做强做大”就理直气壮了，一个教室关押着五六十乃至上百个孩子；当学校成了集中营时，教师的工作又简化成，整天瞪着一双警惕眼睛，把天真烂漫的孩子视为小偷甚至罪犯。
至此，是谁制造了孩子对书本的仇恨？答案不是很清楚吗？也许有人会反驳道：教师也很无辜，真正的罪魁祸首是这个无良的社会。这样归因，无疑深刻，然而当把罪责推向给抽象的社会时，人人都无辜，谁也没有罪责了；犹如文革的罪孽那样，就是那么一个伟人，外加那个所谓的四人帮。社会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构成的，就算追责那些不读书没文化的“肉食者”，但他们一个个不都是从小接受教师“教育”而走出校园的吗？作为一个校园的教师，我敢说自己没制造读书痛苦，没有制造学生对书本的仇恨吗？我不敢。我的纠结也在于此。我曾大言不惭的宣称：我从事教学的最高理想，就是能让学生因为我而喜欢读书，至少不会因为我而讨厌读书。可现在，我犹豫了，心虚了。
尽管高一高二，我还能抵挡应试教育对孩子的折腾，为保护孩子的学习乐趣，我千方百计地启发思维，让孩子在学习中享受思考的快乐。讲唐诗宋词，读《论语》《史记》，我与孩子一道质疑反思经典，在批判中感受提升的乐趣。然而活跃的思维，批判的精神，在寻找标准答案的考试中往往成为一种丢分的能力。还有，痛恨应试教育的孩子，却有应试心理定势，以为不下题海就捞不到考分的鱼。殊不知，语文学科与其它学科的最大不同：语文（听说读写）能力，不能依靠做试卷式练习；要真正提高语文能力，有效的途径，应该是作为一种享受生活方式的日常的读书学习。可到了高三，孩子总是“超常”地啃那么多的“高考指南”，哪有日常的功夫读“闲书”呢？课堂上，如果不按照考纲考点讲些解题思路之类，他们就觉得没有意义，可重复地讲应考“有用”的方法，又会把一篇好端端的文奔肢解得毫无情趣，而且学生同样会感到乏味。我该怎么办？这令我纠结啊！
我是一个俗人，我无法挣脱既得利益集团对教育的绑架，但即便如此，我也不敢推卸自己制造仇恨的罪责。因此，一方面我理解甚至支持学生撕掉那些绑架自己心灵的书本；另一方面，我又要疾呼：无任怎样的书本，都不应该仇恨，仇恨书本的民族是难以腾飞的。那些在空中翻飞的纸片，倘若是决绝追名逐利的零和游戏的布告；那么，它们自然是青春的飘逸；如果只是积蓄心头的读书的痛恨快意于片刻的撕书暴行，并张扬着对书本的鄙视，那么，那些纷纷坠落于地的纸片，也许就预示着一个个灵魂的堕落。从我做起，“知其不可而为之”地挣脱，即便不能让自己生命飘逸，至少也可以避免灵魂的堕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