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分，有效，能耐

——读王红《对基础教育改革的反思》的一点思考

华南师大教授反思中国基础教育改革，在中美基础教育的比较中，发现一个普遍的认识误区：中国的基础教育质量总体上比美国好；中国“输在了终点”，但至少“赢在了起点”。王教授分析产生这样误区的原因时指出：对基础教育，美国以“能力体系”定位，中国却“以知识体系”定位。这样的反思分析是很有见地的。由此，我想到中国基础教育评估中的三个关键词“考分，有效，能耐”，对这三者关系的理解，存在的误区似乎更为普遍，造成影响也更为恶劣。

一般地说，考试是基础教育评估的主要手段，而“考分”自然也就是量化教育“有效”性的重要指标。问题在于：量化“能力”比量化“知识”要复杂得多，有的能力甚至就无法量化，这对于考试命题者和阅卷者的能力要求也就更高；而当考试尤其是统考在中国变成了一种“政绩”量化后，各种考试产生的“政绩”压力，又催生了被评估者片面追求“考分”升学率的冲动。有了这样的冲动，理当为现代社会培养合格公民的基础教育，也日渐异化成一种规训追求个人身份提升的考生的应试教育了。

应试教育的现实，一方面使考试由评估教学手段变成了实施教学的方式，其量化的科学性也就在高密度的考试中丧失殆尽；另一方面又使“考分”满足了量化直观快捷的要求，变成了基础教育中的“硬道理”。有限的精力与时间，应对高频度的考试，使命题与阅卷者都势必避难就易，偏向考“知识”、客观题，而由此产生的“考分”又有多少信度可言呢？而用这样的“考分”来定位教学的“有效”，导致考生的高分低能，则几成必然。如此量化之后，“高分”却能给人“赢在起点”的幻觉；“低分”则能造就不少的“差生”与没有“能耐”的学校与教师。

如此“考分就是硬道理”的评估模式，强化了中国人成王败寇的传统文化价值观，加剧了以现代竞争意识掩饰着传统科举的心理纠结，使教育者与被教育者都形成这样的思维定势：“考分”标志着“有效”，“有效”彰显着“能耐”；升学率高，就是校长领导的“能耐”，就是教师教学的“能耐”，考中了“状元”，考上名校，不但是考生的荣耀，更是其所在学校的校长教师的荣耀。

这样的思维定势，就让有的人面对中考升学率一直远远高于高考的现状时，就理所当然地以为高中教师不如初中教师有“能耐”，把少数本校初三学生不愿报考本校高中，归因于本校高中教学环境与师资跟不上。这岂非咄咄怪事！众所周知，今天中国所谓的中高考升学率竞争，本质上还不是各显神通地对高分生源的争夺？如果真的那么有“能耐”进行“加工”，那么，何苦去抢夺高分考生呢？多招收些低分考生，其“加工”的空间不是更大，不是更能彰显自己的“能耐”吗？再说，既然中考高考都一样的考试，那么何不让那些有“能耐”教学高手将“升学率”进行到底呢？

稍有常识就应该知道，中考是初中毕业考试，只是权力部门出于无可奉告的目的而将此来替代高中招生升学考试。中考因其达标性质，对考试区分度要求不高，其最后结果只应按照达标程度划分为若干等次，而不应用“考分”量化的；这也是有关部门不敢公开“考分”排名的原因所在。但高考显然不一样，其凸显的选拔性质，对考试的的区分度要求较高，考生对“考分”的竞争的激烈程度也是可想而知的。把两种不同性质“考分”相提并论，不是很无知吗？更不要去说处于初高中不同成长时期的孩子其心智等方面的不同特点了。

值得指出的是，正是这种“考分”标志“有效”而“有效”显示“能耐”的思维定势，使得不少人热衷“考分”粗暴的攀比，无视“考分”的不同性质及其对能力水平量化的局限性。这样的评估，就迫使被评估者不得不屈从“考分”，不少孩子从小就被异化成赚取“考分”的工具。没完没了的“作业”“训练”“考试”，让孩子苦不堪言；读书的功利心却越来越重了，孩子的好奇心渐渐被扼杀了，原本读书这享受生活的快乐活动，变成了仅仅靠生存压迫力维持的苦役。每当高考结束之后，苦读十多年的考生们以撕书焚书泄愤的壮举，便构成了中国中学校园一道独特的风景。这难道还不足以说明这种思维定势影响恶劣吗？

行文至此，一个年轻的教师打断我的思路，问道：我打乒乓球累得筋疲力尽之后，你知道我将有怎样的心情？我不假思索答道：满足快乐。他接着说：是啊，如果能把这样一种状态引入到我们的课堂该多好啊！面对这样一个善于思考的教师的感慨，我行文的思路似乎更为开阔了：文体活动得精疲力尽之所以还乐此不疲，是因为它本质上就是一种娱乐，而娱乐是超功利的，又极大地满足人的自由意志。读书原本也应是享受生活的娱乐，也有人乐此不疲的魅力，遗憾的是它已经被功利化，产业化了。读书学习不是首先满足孩子的好奇心，而是为了升学以便获得将来更多地占有社会资源的身份，课程教材授课进度等的统一，自然有产业化的效率。在这样的课堂里，喜欢的书不让读，不喜欢又不能不读，孩子生命的个性被忽视，自由的空间被挤压，怎么能不苦不堪言呢？

教育的对象是活生生的生命，教育本质就是人的生命成长，生命成长源自其本身的基因和能量（思想）的自然交换。学校只不过为孩子提供了由生物人转变为社会人的的特殊场地，教师也不过是通过各种手段为孩子成为真正意义的人创设了生长的文化氛围罢了；在这个呵护生命成长的过程中，教师的生命也在和孩子们互动（相互教育）中一道成长。因此，如此成长的生命高度，“考分”是难以标志的，自然也很难显现教育“有效”性，更不能成为教师学校有“能耐”的标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