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教育——是什么造成了今天的乱象？

朝圣山兰

　　在今天的中国，大学生一定不是一个值得让人骄傲的身份，相反，它更多的是代表着平庸、低能。每年六百多万的毕业竞争量和自身平庸的学识素养让越来越多的大学生深刻体会到了就业危机感，在这样一种社会现实压力下，曾经“天之骄子”般的自豪感已荡然无存，甚至连最起码的自信都变得不堪一击，面对严峻的就业形势，他们只能迁就用工方，目的是为了早点拿到工作好让自己先在城市里“生存”下来。一方面是严重饱和的一般市场需求，一方面又是不断扩招的高等教育；一方面是市场对技术工人和精深人才的极大需求，而一方面又是大学毕业生们普遍平庸低下的学识素养，教育和市场之间的极大反差，彻底宣告了中国教育的失败。

　　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邓小平就说，我们改革最大的失误就是教育。[1]直到今天情况还没有丝毫改观。即便是在基础教育领域，教育也是误人子弟，残害心灵，以应试教育模式不断消磨孩子的童真、兴趣与个性。那个年龄理应拥有的快乐、天真和丰富的想象力被繁重的作业和考试所取代。从那时起，孩子们就在成为“机器人”的路上奋勇进军。张五常曾直言，从天生的脑子资源看，炎黄子孙由上苍赐予的脑子不仅属上乘，而且无数。外国的专家多次说中国孩子的智商了不起，而这些年我遍游神州，遇到的小孩子与青少年一律聪明，令人见而生畏。可惜他们没有良好教育的机会。[2]那些令张五常见而生畏的孩子，没有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反而接受的却是那残忍的教育，多么可悲！

　　在回顾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特别是中国经济的腾飞时，许多人喜欢问，中国能够在短短的三十年时间里取得这么大的成就，一定是做对了什么。那么我们也可以这样问，中国教育做的这么差，一定是做错了什么，那这个错究竟错在哪里呢？为什么在建国之后甚至是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教育一直被人诟病、祸害至今？这个错，错就错在国家对教育资源和教育市场的垄断上，出在政府对教育的全权监控和管制之上！

　　管制的目的

　　1949年建国之后，党政军开始纷纷接管全国各地的学校，将各地学校收归国有，废除私立学校，而1952年更是中国大学的生死之年。在1949年建国之后，中国“一边倒”地倒向苏联，模仿苏联的一切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包括教育制度。通过仿照苏联的高等教育模式，从1952年到1953年，中国政府对全国的高等院校进行了一次全面的调整撤并，将综合性大学由55所减少至14所，工学院校由28所增至38所，师范院校从12所增至33所。到1957年，全国的高等院校共设置专业323种，其中工科就有183种，而文科、政法、财经各专业比重急剧下降。中国成为世界上综合性大学和文科在校生比重最少的国家。[3]除此之外，当时还对各高校内部结构进行了大改造，规定全国各高校必须接受教育部的管理和领导。经此役之后，民国时期遗留下来的教育遗产被毁得一干二净。[4]从此，国家便一刻也没放松对高等教育的管控。通过模仿苏联教育模式而进行的教育管制，一是为了所谓的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为国家工业化服务，二是为了清除资本主义思想，宣扬崇高而正确的共产主义理念，也即进行意识形态的控制。政府不希望国家有太多的社会科学知识分子，因为他们总是喜欢批判和追问，有碍于社会主义建设，对于政府的统治也具有极大的危险性。所以当时对于教育的管制更多的是出于对意识形态的控制。毛泽东曾骂知识分子是臭老九，说北大庙小妖精多，他讨厌的就是知识分子的这种批判性。因此出于对意识形态的控制，国家必然要对教育进行管制和监控。

　　国家对教育的管制体现在，一，将全国的学校全部收归国有，控制教育经费的投入，通过设立的教育部对全国所有学校进行计划管理。二，垄断全国教育的办学权和文凭颁发资质，也即，只有国家才有办学权，只有教育部才能够颁发授予文凭。直到今天教育管制的形式也没有多大变化，本质上依然如此。而管制的目的也没有发生变化，仍然是出于对意识形态的控制。今天中国大学普遍开设的思修、马哲、毛概等政治课就鲜明地凸显了这一目的。

　　管制下的教育理念

　　中国的学校大部分是公立学校，而只要是公立学校便必然与国家为伍。公立学校往往是国家主义思想的最大集散地，国家也必然会尽一切努力使公立学校成为它的政策和利益代言人，为其辩护。因此在公立学校，老师们宣扬的必然是教个人如何为振兴中国而奋斗、如何为国家服务、如何自觉维护国家利益，而不是引导你独立思考、启发你自由思想，不是和你谈论人生，也不是和你探讨生命的意义，更不会教你如何看待世界，如何自由地活着。在中国的公立学校只有集体思维，没有个体关怀，只有功利嫉妒，没有爱与自由。

　　国家对教育的全面接管与干预，会导致教育最终背离其最初的根本宗旨——让人自由。一个真正的自由人，不仅仅拥有与外界相关的行动自由，他还应拥有乐观开放的思维与内心，所谓内在自由。而后者的建立需要教育，需要关怀个体生命的人文教育，需要宽容悲悯的爱的教育，而这些，公立教育因其公立属性而无法给你，但人格的健全却又恰恰倚重后者。所以你看今天从中国大学走出来的都是些拥有什么样品质的人，自私自利、封闭狭隘、机械单调、毫无个性、不会思考、肤浅庸俗。

　　一旦教育被国家管制，国家确立起公办教育，学校便沦为政府的一个分支机构，学校官僚化、行政化是其必然结果。在中国的任何一所学校，特别是在大学，教务处的权力特别大，它有权决定学校课程的安排设计，有权决定教学的各项活动，任何老师都要服从教务处的安排与调遣。教师基本上没有什么教学自主权，无法进行任何的教学创新，必须严格按照教务处的指导和安排来开展教学活动。米塞斯在《官僚体制》中分析官僚的唯一行事方式便是严格遵循规章条文，他不会关心任何的现实情况，更不会进行任何的改进与创新。于是公立学校便在这样一种官僚体制下腐败、低效的运作，教学效果可想而知。任何的改进主张都需要经过层层的审批，需要看官员脸色。由于公立学校的教学大权都掌握在一群官僚手中，而他们又不是真正懂教育或热心教育的人，而真正懂教育爱教育的老师又没有相应的自由权来进行教学创新，于是就出现外行趾高气昂地胡乱指挥内行的荒唐现象。国内大学出现的“科长指着老教授的鼻子大骂”说的就是这种现象。

　　在中国全面的公办教育下，由于缺乏灵活性、自主性和分散性，学生成绩的评估和升学的录取标准主要是依据分数而行的，这就必然会引发学校和学生的“唯分数”理性行动，具体来说，一切以考试为中心，补课、做题、考试、排名，这便是大多数中国学生在进入大学之前的全部生活。不断地做题，不断地考试，不断地相互比较和竞争，天底下再也没有比这更残忍的教育了！在这种教育中，人会慢慢变得阴沉、封闭、相互嫉妒和仇恨，最终让学习过程彻底地被“异化”，本应活泼、友爱的年纪变得沉重而自闭。这个过程我在上大学之前曾深刻体会过。无论你是天才还是蠢才，但凡你有点创造性，只要经过十二年的中小学教育，这种教育制度和教育理念必定会保证将你的创造性消灭得一干二净，很少有人能逃过这个“长长的剪刀口”。这也就是为什么建国后，没有一位中国科学家获诺奖的原因吧，也是所谓的“钱学森之问”。

　　管制下的激励机制

　　凡公有制所及之处，必定会出现因交易费用过大而造成巨大的租值消散。由于产权没有明确清晰地界定，使得公有制很难具有有效的正向激励作用，它往往激发的逆向激励效应，即理性人在自利本性的驱使下，为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但因此而采取的行动却导致他人利益受损。它的逻辑始终是一方获利，而另一方受损，永远不会像市场交易那样互利共赢。

　　而现在中国大量的公立学校就是公有制的产权制度，所以中国的公立学校产生的大量腐败和低效现象便不足为奇了，那些就是因产权没有明晰界定而导致的租值消散。公立学校的经费主要来自于国家的财政拨款，由于不用像企业那样接受市场的检验，接受消费者的“钞票投票”，公立学校没有激励去提高教学质量，而在不断下拨的财政补贴激励下，它必然会有极大的动力通过各种方法去获得更多的政府财政补贴。在这些方法中，就有捏造包括升学率、证书通过率、考研率、专升本率、就业率等指标。公立学校还通过给教师下达论文发表数量任务，试图以此来提高学校学术研究水平，此外还包括建造各种形象工程来获得更多的财政补贴。在所有的这些方法中，就是没有真正去提高教学质量。公立学校不会去提高教学质量，也提高不了教学质量，因为它缺乏一个有效的激励机制。

　　由于是无主财产，公立学校在获得财政补贴后，学校的领导官僚必定会通过各种名目层层盘剥将补贴捞入个人口袋，最后真正用于学生身上的经费一定是少之又少，寥寥无几。这就是为什么在国家加大对公立大学财政补贴之后，学生所享受到的包括教学在内的服务并无多大改善的原因所在。

同样地，由于缺乏有效的正向激励机制，公立学校的老师特别是公立大学的教师，往往没有激励去给学生上好课，因为教师的职称评估、工资奖金并不是与他的教学质量挂钩，而是与他获得的学历、证书和发表的论文数量相关。也即是说，公立大学的老师的工作重心不是教学，而是获得更高一级的学历和证书，以及发表更多的论文。后者是学校的要求，也对教师自身更为有利。在这一正向激励缺位的情况下，公立大学的课堂就变得无聊透顶，老师希望快点下课，学生也希望快点下课，老师下课就走人，毫无热情可言。但就是对于这样无聊透顶的课堂，公立大学为了保持出勤率还要求老师每堂课都点名，于是学生连放弃“享受”自己购买的教学服务的最后自由都被剥夺了，进而学生的损失就被加大了：不但要赔上学费还要赔上时间。天底下还有比这更不讲道理的交易吗？于是，我们发现，在公立学校，获利的一方永远是官僚领导和教师，而受损的一方却永远是学生！这就是公立学校逆向激励的结果。

此外，像中国这样大规模的公立学校，几乎无法合理地处理教育资源的公平分配问题。在国家财政统一划拨经费补贴的办学模式下，各个公立学校争相要求获得更多的财政补贴，而由于有些学校特别是位于东部沿海的一些985、211高校由于在历史上长期积累下来的名校声望，也由于其地理位置，使得全国教育资源主要集中在这些院校。而这些高校的录取名额分配指标主要是向本地倾斜，再加上户籍制度的限制，导致处在中西部边远地区的学生无法公平地参与竞争，享受到优质的教育资源。而即便是全国统一高考，统一招生，也无法解决权利（享受优质教育）与义务（纳税）之间的不对等问题。只是相对目前现状来说在公平性方面可能要好些，但本质上依旧是不公平，而且前面已经分析了，在这样的模式下，教育质量不会有很大的改善，所以这也不是中国教育未来真正的发展方向。

　　作为公办教育下的补充的民办教育

　　中国允许民间办学的政策松动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这些年来民办教育发展得很快，但绝非很好。民办教育只是在学校数量和招生规模上有了很大发展，到2012年我国共有民办高校403所，已经占到了全国高校的18.9%，2011年全国民办高校的在校学生人数达到480万，占2011年全国在校大学生人数（2308.5万）的20.8%。[5]但在其提供的教学质量上，与公立学校不相上下，公立学校存在的问题，民办学校也普遍存在。这是为什么呢？难道走私人办学的市场化道路也无法解决中国的教育危机吗？事实绝非如此，恰恰相反，虽然中国官方允许民间私人办学，但走的绝非是真正的市场化道路，从相关的法律法规到相关的教育政策，无不是假放真管，管制繁重，从未真正平等地过对待民办教育。

　　教育是一种服务，本质上也是一种商品，因此完全可以由市场提供，也即它就像其他商品一样具有内在的市场属性，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我国制定和颁布的《高等教育法》等教育法规对教育的公益性定义（高校不得以营利为目的）便是不合理的，民办高校的市场化运作，驱动企业家精神的逐利激励就要因此而受到压制和阻碍。

　　无论是在民办高校的市场准入资格还是在其办学资质和办学活动上，国家都实行了许多的管制措施，如在融资方面的限制、在行政审批方面以及在颁发文凭方面的限制，这些管制措施都让民办教育难以独立地依靠市场力量来实现自身发展，于是它就必须倚靠教育主管部门和公立高校来谋求生存。于是本来完全可走市场道路的民办高校在行政管制和压迫下不得不通过寻租、利用人际关系等手段来获得办学许可，在这个过程中，民办高校的办学成本就被无形拔高了，整个过程就演变成了民办高校投资人、教育主管部门和公立高校的利益分成过程。由于国家对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实行制度性的区别对待，导致民办学校办学艰难，市场竞争缺失，民办学校便也无暇钻研教学，提高教学质量。所以民办高校的教学质量才会沦落到与公办高校不相上下的地步。而被无形拔高的成本和劣质的教学质量都转嫁给了毫无选择自由的学生，在这里我们再次看到，学生又一次被沦为了利益受损方！除此之外，在每年的高校招生录取过程中，教育部规定民办高校只能在第三批次本科录取时才能参与录取，这种带有鲜明的歧视色彩的保护主义政策，野蛮地将民办高校排除在优质生源的录取市场，从而变相地保护了公立高校的竞争优势。在这样的政策背景下，叫民办高校如何去和公立高校竞争？试问，在这样一种管制体制下，所谓的“鼓励民间办学”除了沦为一句空话还有何意义？我们能够将今天民办高校的实际经营结果归咎到市场身上吗？显然是不能。

　　在教育主管部门人的眼中，从来就不是把民办高校视为是一个独立的办学力量，更从没想过让教育回归其内在的市场属性，所以从来也就没想过让民办高校走市场化道路。他们只是将其视为公办教育的一个补充，属于从属地位。就是这样一种错误的管理认知导致了今天民办高校的扭曲发展。正是因为国家在制度和政策层面的歧视与限制，导致民办高校无法与公立高校展开竞争，也无法有效地发挥其市场效应，最终只能成为公立高校的一个补充品或替代品，成为那些高考分数不高但又想继续读书的学生的唯一选择。没有充分的选择自由，选择的行为主体注定要为此付出巨大代价！

　　路在何方？

　　德索托在《资本的秘密》中分析为什么第三世界国家和前共产主义国家没有实现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落后时指出，资本主义之所以在西方取得成功，却在东方停滞不前，是因为前者在法律和制度层面确立起了正规的所有权制度，这个制度能够让尽可能多的资产（如房屋、土地等）迅速地转化为资本，为经济发展注入巨大动力。但在东方，由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落后的制度与繁重的管制政策没有得到及时的修正，导致无法建立起正规的所有权制度，使得一切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民间探索（如买卖土地）都沦为非法，受到政府的打压，最终无法实现私人手中的资产有效地转化为资本，是为落后。德索托的这个发现可以说是从根本上验证了中国经济腾飞发展的过程。在邓小平宣布实行改革开放后，很多以前的制度和政策并没有得到立即的修改和废除，而是处在慢慢地摸索之中，所谓“摸着石头过河”，但是民间的探索与创新却已经走得很远了。一个最好的例子便是，小岗村包产到户的农业生产探索。依据当时的法律制度，小岗村的这一探索是违法的，这就是法律、制度与经济现实之间的冲突。好在中央在看到小岗村取得效益之后，作出了妥协，修改了法律制度，允许了这种探索。而这在宽泛意义上，便是德索托说的“确立正规的所有权制度的过程”。

　　同样地，今天我们在教育领域所看到的的种种乱象，在根本上就是教育法规及各种管制制度与教育现实之间的冲突，或者也可以说是教育法律法规和各种教育政策严重滞后于教育现实的发展。所以从根本上来说，要改变中国教育的现状，必须要做的就是修改相关的教育法规，以及废除各种不利于教育发展的管制制度。明白这一点之后，我们就不会像大多数批评中国教育的人那样，将教育失败的罪责归咎到市场的身上或政府的财政投入上，进而呼吁国家加大对教育的管控、增加财政补贴，这种国家主义、福利主义的政策主张者没有清楚地认识到公办教育导致的逆向激励问题，也没有认识到各类不合理的教育法规和各种管制政策所造成的巨大租值消散！在公办教育内生的逆向激励机制下，增加财政补贴、加大对教育的管控的主张只会让问题更加严重。

　　弗里德曼曾在《政府在教育中的作用》一文中，提出过一个构想，那就是政府将对公立学校的财政投入直接以教育券的形式发放到学生或学生家长手中，学生或家长可凭教育券到相关部门领取公共费用，然后再由学生家庭自主选择是到公立学校还是私立学校就读。这样一来，公立学校的内生逆向激励效应就被大幅减小，此外政府对公立学校的财政补贴也会尽可能地被用于与学生相关的教学活动，而且还能够让私立学校与公立学校展开有效的市场竞争，从而使公立学校的内生逆向激励效应进一步减小。弗里德曼的教育券构想极大地扩展了学生的选择自由，有效地发挥了教育的市场属性，将教育与被教育的关系转换为服务与被服务的市场交易关系，这将极大地有利于包括公立学校在内的所有学校的教学质量的提高，受益最大的是学生。

　　弗里德曼的教育券构想指向性很明确，那就是增强教育领域的市场竞争性，加强也可以说是还原教育的市场属性。中国教育改革的失败，不是市场化的失败，中国教育从来就没有真正引入过市场竞争机制，所以根本谈不上什么市场化，更无所谓的“市场化失败”。中国教育改革失败之处在于其从来就未正视过教育的市场属性，将各种不合理的法律制度和管制政策盘根错节地缠绕在教育之上，如此改革，怎能不失败！

　　现在可以明确地说了，中国教育的出路就在市场化，就在还原教育的市场属性，在于废除政府的各种管制政策和一系列相关的不合理法律制度，在于促进和加强各类教育组织机构的市场竞争，只有这样才能最终还中国后来孩子一个自由的教育。教育的方向明确了，但具体的操作程序也许不会那么简单，需要政府的改革勇气和担当，更需要民间怀抱共同美好梦想的人们的不断呼吁。

　　真正决定中国未来的是教育，如果教育得不到彻底改观，那中国的未来就没有希望。因为人没有希望。如果我们的后代还要继续走我们曾走过的路，继续接受毒害，那将是多么可悲的一件事啊！希望张五常所感叹之事——“可惜他们没有良好教育的机会”，能够早点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