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在中山大学演讲。当被问及对时下正在热播的“百家讲坛”有何看法时，他的回答颇为精彩：学术通俗化，这是学术本身和社会大众的需要，不仅无可厚非而且应该大力表彰。问题是，现在受众的水平就是这个样子。多年前，朱自清写《经典常谈》，本意是写给中学生看的，但这个通俗的小书现在本身也成为经典。当时的中学生，就有那样的水平。电视必须考虑最大的受众群体，“百家讲坛”本意就是给初二水平的学生看的，超过这个水平的人可以不看，但不要在那里唧唧歪歪。要怪，就怪现在的学者没法写出分层次的高水平的通俗学术普及著作。
陈平原尖锐的意见击中了要害。问题在于，当时的中学生为何就有那样的水平？现在的学者为什么写不出高水平的通俗学术普及著作？这两者之间是否存在着某种联系？
一个显著的事实是，冯友兰的《新世训》、朱光潜的《给青年的十二封信》、《谈美》以及朱自清的《经典常谈》的部分章节，最初都是在叶圣陶主编的《中学生》杂志上发表的。这份以中学生为主要读者群的杂志，几乎集中了当时学术界第一流人物的稿件。另外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则是，朱光潜、朱自清和钱穆，都是从中学老师步入大学教授的行列，钱穆则连小学也教过。不难理解，他们对于中学生和一般青年的需求，为何有着如此切近的了解和关怀。
当然，这样的情形，在社会分化日益剧烈、学术分工越发细密的今天，是难以想象的。不过可资参考的是，曾经有一个时期，我们的大学、中学乃至小学并未像今天这般泾渭分明，学者与大众之间，也没有如此大的鸿沟。在一个社会各领域密切互动的格局中，学术与青年乃至一般读者间，便会呈现出良性的循环，而文化传统便在这其中生生不息，滋养着一代人的心灵。
或许是出自我们自身缺陷的敏锐感知，学者葛兆光在为何兆武《上学记》所作的序言中，充满敬意地谈起“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幸福和自由”。他特别由何兆武早年所受的教育和精神滋养，提出“教养”的话题。尽管何兆武“很谦虚地说道，他这一代人国学的基础都非常差，没有背过四书五经，但是，他从中学起就读‘开明青年丛书’、读冰心的散文、徐志摩的新诗、读顾颉刚和朱光潜、读《神秘的宇宙》和《物理世界真诠》，也看西洋电影和武侠小说，高中时还念TalesFromShakespeare（《莎氏乐府本事》）。”葛兆光把“教养”和“气质”，归结为家庭世代的熏陶和浸染。然而在变动不居的现代中国，或许不如说，正是一个不那么凝固、僵化的学术和教育体制，为何兆武这一代人的“教养”奠定了基础。
也正是这样的文化教养，为颠沛流离艰难困苦的这一代人，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力量，一个民族的文化得以再生，传统得以延续。如果从一代人乃至一个民族的教养的角度，来理解学术与文化的普及工作，来看待青年的启悟与教育，其间意义的重大，自然不容忽视。
在那个战乱频仍、干戈扰攘的时代，从铁屋子中觉醒而又苦闷于前进道路的青年，他们并不缺少精神食粮。而这些试图为青年的人生问题寻找安顿之处的书籍，也没有随着那个时代的过去而速朽，没有像我们今天市面上随处可见的“人生哲学”、“心灵鸡汤”般很快地成为明日黄花。
这或许是因为，它们的作者，并不是如今日这般“心理专家”。作为那一代最优秀的知识分子，即使是在这些面向一般青年读者的著作中，同样凝聚了他们深厚的学术功底和切身的人生体验。惟其深厚而不浅薄，惟其切身而不空泛，它们的生命力才如此持久。
更重要的或许还在于，在对青年的关切和祈盼中，包含着对整个民族的关怀。对青年的指示和引导，同时也意味着民族的复兴与重建，意味着文化的传承和精神的塑造。这正如罗家伦所热切呼吁的：“我们对于青年，现在最不可使他们失望，使他们丧失民族的自信心。”出于这样的责任感，中国现代学者为一个时代的青年的教养，打下了坚实的底色。如今这个时代呢？
（原载10月10日《中国青年报》，作者季剑青，本报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