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于阳《中国政治时钟》札记

      日常经验里，中国古代是一个耳熟能详的概念，正是因为它太平常且被大量的使用，人们反而忽视了它的确切含义。仔细推敲一下，你会发现这个概念是模糊的是大而化之的，因为中国的古代是在太长。当你说中国古代如何如何时，马上就会生出这样的问题：究竟是哪个古代？就是从以时间为轴的朝代来看，各个朝代实际上就有不同的面貌和气质的。小时候，大人告诉我们，中国社会是有新旧中国之别的，新与旧之间似乎隔着一道门：里面是黑暗，外面是光明。而实际上任何一个社会都是裹挟前朝的巨大惯性前行的。《中国政治时钟》用经济学的一个模型清晰地为“中国古代”分了个类别——用产权制度这把尺子，把三千多年的历史当成一个整体来解析测量，把中国古代分成了四种模式。作者所用的尺度就是：道格拉斯.诺思的以产权设置为核心、以社会福利最大化为诉求的国家理论。

作者把它的主要内涵形象地归纳为以下的“三明治”图式：

国家：意识形态（上层建筑）

           国家组织（行政系统）

           产权制度设置（经济基础）

据此，作者解释：

“下层是国家经济基础，即产权制度的设置，它的诉求是统治集团经济利益最大化，同时也是社会福利的最大化，这是正常国家的双重目标系统，”但存在“诺思悖论”，也就是“统治者的利益与人民的利益发生背离，盖国家大肆敛财而人民日趋贫苦，此便是一个危险的信号，预示着潜在的政治危机。”

“中间层是看得见的国家组织形态，包括行政组织和管理制度，它是国家组织形式和运作过程。”

“上面则是国家组织用于自我维系的精神指导体系，即意识形态，而正义观是其核心，位处起要津。正义既是国家的义务，也是国家的长远利益所在。”作者进一步阐释，“首先正是一个社会共同体长期的博弈均衡解”，“客观的正义状态无法用语言直接加以描述，取而代之的肯定是人们，尤其是拥有话语权优势的统治者，对于正义的解释，此所谓正义观，在解释过程中必定有意无意地加进有利于自身利益的语义。”

有了这些基本界定，这就使得作者的解释与通常的帮忙、帮闲甚至帮凶的文人的解释更有力度和启发性。国家究竟是什么的问题于是有了头绪。再次基础之上，作者梳理了历史学家费正清、黄仁宇的相关结论及其源流关系：

费正清有关中国政治史的“三个帝国”概念，“似乎依据国家版图的分合运动”，秦汉是第一帝国，隋唐是第二帝国，明清是第三帝国。黄仁宇以国家的经济结构类型和财政模式为依托，发展了费正清的理论，提出了三个帝国模式概念。

作者的推导是：“实行不同税制的背后，就隐含了国家结构的本质差异。”“税赋是国家的基石，基石之不同，国家大厦也迥然不同。”

    这就意味着我们平常说的中国“古代”，其实是一个非常模糊狠容易引起歧义的语词。三千七百来年的有文字记录的历史，并不是抽象“古代”一词所能够概述的清楚的。这就是我们追问“所言古代，究竟是哪一个古代”的理由。

      作者就为三千七百余年的古代有了一个大致的分期：中国模式1.0版：西周——井田制，“由贵族集体依等级分享土地和政治权力。”“这个秩序在名义上沿用了八百年，至亲秦朝诞生而止；在实践中也认真执行了三百年，至春秋而亡。“中国模式2.0版：治权收归中央（郡县制或直辖制），产权归公民（土地私有制），治权与产权分离，实行“政经两条线”。作者进一步解释：“秦汉私有制只是一种自然状态的私有制，或者说习惯法下的私有制，国家根据农户的实际耕种状态，保护正在发生的耕种成果，并据以征收税赋。”

中国模式3.0版:隋唐施行均田制,每一成年人被强制授予大致相等的“口分田（国有、不可交易）”和“永业田（私有、可以交易）”，以作为纳税义务的凭藉。

中国模式4.0版,明清“巨大的繁荣得益于一个伟大的制度基石——土地产权‘鱼鳞图册’制度。”它“初具土地私有产权成文法雏形。”作者说：

“清朝能成为世界上最大经济体，黄册和鱼鳞图册支撑的严格土地私有制是基本原因，而绝非由于流行文学宣扬的‘康乾盛世’德政昭昭。可以说，明清帝国之所以在经济上值得夸耀，其成因是成文法的产权私有制，它在法理的逻辑上解决了土地权属的保护问题。”

作者认为，每一代国家模式都与前代有一定渊源，通常并非萧规曹随，更多的是总结前代教训，而行否定、变革和创新，——秦汉异于周，隋唐异于秦汉，明清异于隋唐。

作者总结道：

“国家模式的基础是产权设计，产权设计的目标是增加与优化帝国财政，中国历史上每一次富于想象力、乃至异想天开的土地产权设计背后，都包含着帝王们处心积虑的财富理性，只有国库进项最大化的产权设计才是皇帝最喜欢的制度安排。”

四个中国模式的推导,作者惊讶地发现,“每个帝国模式的存续时间居然大致相当，都在八百年上下，其中仿佛暗藏了中国政治某种道不清的奥秘。”作者写书的目的就是要“道”清楚这个“奥秘”。

奥秘1、超长链治理下的”剩余产权”现象

虽然有四种中国模式，但最主要的模式还是后面三种。而后三种模式，又有一个至今还存在的同一性问题——超长链治理。这是一种以十八级官僚制度为核心的刚性架构——当下所谓的十五级或二十三级行政级别有某种共同本质。这是中国政治文化的一个秘密，作者揭示了这个秘密：“单一权力中心与幅员辽阔矛盾的调和，必以复式权力代理链为手段，后者兑现为现实，即十八级官僚制”。这就构成了皇权与官僚之间的“信托”关系，而问题就出现在这信托关系之上。

从信息传播的方式看，即使皇帝的意志天然正确，但经由18个层级的传递，传到最后也必然变形走样，结果就是“政令不出中南海”！，也就是俗称的“和尚把经念歪了”。

奥秘2、由剩余产权衍生的江湖文化、潜规则现象及公平正义的缺失问题。

无论是政令不出紫禁城，还是和尚故意把经念歪，后果都是十分严重的。这几乎是一种先天性的腐败因子，因为“长链治理模式下，剩余产权必定产生”。

所谓剩余产权，作者这样定义和解释：

就是在法理上由国家明令保护、但实际上没有完全保护起来的那一部份剩余的公共或私人财产权利；在古代主要是土地产权，今日则可是任何资产权力，譬如房产、机器、股权、矿产、专营权等等。用数学表示，剩余产权等于国家明文保护的法定产权，减去实际保护产权值的差额：

剩余产权=法定产权-实际产权

这个差额就是所谓“剩余”，就是国家权力执行不足而留下的漏洞，因而是一个风险敞口，随后不免被强人觊觎，而巧取豪夺。

这个概念点中了中国社会的穴位，且往往演化成“死穴”。大多数问题、危机都有此衍生出来或由此滋生：权力寻租、正义匮乏、潜规则盛行、江湖文化弥漫等等，古代政治漏洞的本质一览无余。更有价值的是，许多问题直到今天也未能解决，也能够用此逻辑理解解释。

奥秘3、儒学对以上种种漏洞的补丁作用——私儒定律现象

面对这么多的漏洞，传统士大夫阶级或不少皇帝，还是作过不少努力，也生成了许多智慧的。作者观察到：凡实行私有制的中华帝国模式，诸如秦汉和明清，最终都尊奉儒教。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的“私儒定律”，它说得是“中国私有制与儒教兴盛具有高度相关性，在中国古代史上没有例外。”自上个世纪末，大陆兴起了传统文化热、国学热的现象，结合着前些年颁行的《物权法》，强调产权保护市场规则，也佐证了以上解释的穿透力。

与当下某些所谓的国学家把儒学说得玄虚不同，作者直抵儒学的核心，并从儒学发展历史的角度揭示其各时代不同的面貌和本质。儒学作为帝国私有制产生危机的救赎，其自身范式发展有三个阶段：先秦孔孟儒学、汉儒董仲舒学派和宋明理学。儒学作为实践哲学，不同时期的学术结构有很大的不同。

作者认为，孔子所创儒学，主要部分是形而下的哲学结构，核心是“仁”，外表是“礼”。它有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形而上学基础的脆弱。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和“三纲五常”论，便是针对孔子儒学的技术缺陷而兴起。董仲舒作了两方面修改：一是将“礼”简化为“三纲五常”（好操作执行），二是颠覆儒学原点“仁”，认为制度的合法性来自于“天”。而以朱程理学和陆王心学为主干的宋明理学，则把原始儒学的“仁学”变成了“礼学”。他说：

“不论汉儒还是宋明儒，其核心都限于论述“天”、“礼”关系，即制度与其形而上学根源的关系，而不是制度与人的关系——人礼关系，后者是制度的人本主义起源，以及“以人为本”的立法精神，也是孔孟儒学的精髓。”

这就很容易解释，汉代儒学何以擢升为官学以及宋明儒学如何能够变成国家的意识形态。作为农业经济形成的思想，面对横征暴敛的社会现实、皇权直面万千小农社会结构，臣民们只能以皇权的为皈依，“所以正道不是谋反，而是妥协。维权可以，但是交涉过程要做到仁、义、礼、智、信；有理先讲理，惹不起就躲起，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在每个朝代初创之初，人地矛盾还不突出的时代，它的作用还不是很突出。等到人口与土地矛盾尖锐、土地兼并社会矛盾激烈的时候，这一招按摩抚慰手段就不可或缺了。当然，冲突直至向内坍塌，这一招就不管用了，自有强人崛起收拾旧山河，但绝对不用儒家——刘项原来不读书！此时，时间又重新开始了，复制原来的架构。

     作者对以上奥秘的发现,是对历史现象的解码,更是根据理论(经济学)模型对史料的剖析推导。标题说作者是生物老师，只是作者的大学所学的专业而已。但就是这样的跨专业写作，给我们耳目清新的享受,没有了所谓学院派的程式,“用理工科思维理解世界”，世界在我们面前反而更加清晰，不是至爱深情，一般是不会转行跨专业写作的。本书可能也不算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著作，但直抵事实核心的推导分析，充满作者的睿智和深邃。学者陈志武倡导的量化历史研究，主张用计量的方式研究史料，本书无意间提供了一个范例。而且，用经济学模型来推导引申，由于其前提本身的自洽性，思辨力说服力也就水到渠成、力透纸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