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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阶段培养出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可受用终生
[ 2014/11/4 20:15:00 | By: 里水左岸 ]
 
杂文与写作教学:让思想摇撼心灵

  余党绪:批判性思维的培养是一个系统工程,我以为,阅读杂文不失为一个有效的路径。杂文犀利的思想、思辨的说理和精巧的构思,往往让学生有醍醐灌顶、恍然大悟的感受,甚至让某个理念从此在他心里生根发芽。所以,我给杂文的功能定位,就是“让思想摇撼心灵”,给学生以思想的冲击与启迪。我甚至按照思想主题给杂文进行分类,一个主题之下选十来篇文章,让学生批判地阅读这些经典杂文。我指导过的主题包括独立人格,自由思想,公民意识,理性精神,质疑能力,悲悯情怀,回到常识,坚守良知,等等。效果之妙,堪比四两拨千斤。
  狄马:杂文的价值首先在于它的思想性。没有独立、锐利和新颖的思想,杂文就失去了基本的存在价值。但要在尺幅之内表现出深刻的思想、高超的见识,远非易事。杂文由于文体自由,不拘一格,不像专业论文需要大量注释、引证,读者完全可以在轻松愉快的状态中,领略作者的逻辑之美和思想之美。因而,读杂文,应该是一种享受。尤其是初学写作的人,读点杂文是绝对没有坏处的。它篇幅短,信息量大,对培养人的独立思考能力、理性判断能力都有好处。我看到一些高考满分和高分作文,其中不乏借鉴杂文的。要在千字的篇幅内,集中展现自己的思想与才华,展示自己的语言与表达能力,杂文的借鉴价值显而易见。我一直说,写作首先是一门“手艺活”,这个手艺指的就是作家的语言感觉与表达能力。好的杂文像精美的艺术品,它的构思、材料、起承转合,都寄托了作家的灵感和心思。   
余党绪:我一直不喜欢那些直板叫骂的杂文,也不太喜欢怪腔怪调的杂文。认为杂文就要阴阳怪气地说话,就是一根筋地抬杠,就是认死理,是非常错误的。我喜欢文化的、理性的、有历史内涵的作品。我特别喜欢您的《坐着的权利》,能否说说此文的写作动因和构思的过程?
狄马:这篇短文的写作灵感来自美国黑人民权运动中的一个小故事:黑人裁缝罗莎·帕克斯在种族隔离的车厢上,拒绝站起。这件事不大,但引发了美国历史上大规模的抗议浪潮。我看了这个故事很感动,觉得有一种东西触及了我内心深处最柔弱的一面。坐在书桌前,我甚至能清晰地想象出罗莎·帕克斯坐在公交车上,当驾驶员要求她站起时,她那种无奈而厌倦的表情——注意,是厌倦,而不是愤怒——而当这种表情出现在一个底层老太太的脸上时,她所厌倦的制度、观念就离寿终正寝不远了。这就是最初的动因,也就是大家常说的“灵感”。
只有“灵感”当然不够,还得将它物态化,变成实际的东西;否则,它只是一个人的胡思乱想。怎么变呢?我觉得这个故事实际上讲的是人格的独立性。坐着和站着、走着、跑着都不一样,坐着,主要彰显的是人的主体性和尊严感。这是它的核心。然后由这个“核心”生发开去,讲它和站着、走着、跑着的区别。站着、走着、跑着有可能是起哄,但坐着基本不会。接下来就得寻找立论的依据。我把词典一翻,大吃一惊,关于“坐”的成语几乎全是贬义的。这个发现让我惊喜,也让我无语。接着用“散点透视”法,看有关“坐”的历史,对比“站起”的事实,高下立判,美丑昭然。能坐着的几乎都用身体的重量捍卫了存在的尊严和独立性,站起或跑着的反倒不然。因而在本文中,坐或站,不仅仅是一个姿势,而是一个态度。
如果说这篇文章还有可取之处,我想主要有两点:一是它的思维是发散性和批判性的,二是在论证的方式上它下足了“知识考古”的功夫。用古人的概念讲,就是兼顾了“义理、考据和辞章”。
余党绪:学生读了您的文章,感想颇多。一个学生的点评:
       在中国,“坐”何尝不是一种权利?在朝堂,在衙门,在祠堂,在家里,在每一个社会空间,“坐着”都曾经是一种身份、一种权利,由皇上、官员们独享,他们高高在上,颐指气使,金口玉言;那些站立的,或称奴才,或称小民,毕恭毕敬,洗耳恭听,唯命是从。坐着与站立,不仅是一种身体姿势,更是一种社会符号。……坐着的人可以让你站,出于某种目的还可以恩赐你坐,但既然坐或者站由不得自己,那么让你不站不坐也就不奇怪了。比如,跪。
您认可这个学生的点评吗?
        狄马:这个点评的思路还是顺着我的逻辑,但他提出了一个“跪”的问题。其实,坐或站,只是表象,关键是看到它后面的思想根源,就是“人格的独立性”。这类文章的写作,关键在于找到揭示问题的逻辑。像《荒谬的苦难哲学》,你所批判对象的逻辑是什么?它的问题在哪里?你所批判的逻辑又是什么?凭什么说人家是荒谬的,你是正确的?如果找到了解决问题的逻辑,再找论证的材料就容易了,因为这类例子俯拾即是,只是由于缺少一根逻辑的链条,人们就看不到它的荒谬所在。现在你找到了,指出来了,大家就会说:原来如此!我也一直觉得是错的,只是不知道错在哪里,现在知道了。
余党绪:现在很多作文命题构思的关键,也是要找到自己的逻辑立足点。比如上海2013年高考作文题:“生活中,大家往往努力做自己认为重要的事情,但世界上似乎总还有更重要的事。”当然你可以去批评人的短视与狭隘,只顾眼前,只顾今天。这个思路恐怕是多数人的本能反应,但若换个角度看,哪个人不是处在这样的状态?人是有理性的,当然要去做自己此时此刻认为最重要的事了。既然人人如此,那么责骂就没什么意义。我一直说,对于人性的弱点,我们要警惕,但不能诅咒。稍加思辨,可发现:这个命题其实反映了人和人类的局限性。庄子说,井蛙不可语于海。对于井蛙来说,如何舒适地待在井里当然是最重要的事,此时此刻,它能想到的世界上最美好的状态就是待在井里。如果有一天它到了海边,它才会像庄子笔下的那个河伯一样,认识到自己的无知与浅薄。问题是,当它待在井里的时候,它无论怎样都意识不到大海的存在。这当然是人类的悲哀,可事实确实如此。
狄马:确实,这一逻辑的转换,峰回路转,境界就全然不同了。这里的思维方式呈现了强烈的逆向性、怀疑性和思辨性,因此也就有了鲜明的个性。
写作教学是一种基础训练的手段,不管是哪个国家的,总难免有格式化的倾向。这几年人们对作文教学批评较多,主要是因为这种“格式化”在我们当下的语文教学中太过突出了。作文中的思想大多是事先规定好的,有的看似属于自己,实际是老师、家长或社会灌输的;作文中的情感大多是单一的,是可以用一个概念、一种模式来套用的;语言也只要文从字顺,言之有物,言之成理,缺乏这个年龄段的孩子的个性。这样的直接后果是:一个人在学生时代作文写得越好,他习染的坏毛病就可能越多。因此,一些作家的文章终生都脱不了“作文腔”。一个人若要走文学创作之路,想使他的作品在思想和语言两方面都富有创新,就必须用一生的时间来褪去他的“作文腔”。这是汉语写作的悲哀,也是语文教学的悲哀。
余党绪:中学写作教学是为了培养公民的语言表达素养,而不是为了培养作家。但文学家的语言实践和文学作品应该作为学生学习母语的典范。一般来说,文学作品代表了一个民族使用母语的最高水平。狄马先生,期待您写出更多更好的杂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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