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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生阶段培养出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可受用终生 ——关于“批判性思维与写作教学”的对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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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11/4 20:14:00 | By: 里水左岸 ] |
批判性思维：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
狄马：从写作角度看，独立自主的写作姿态，是一种可以按照自以为“对”的方式写作的权利，一种不被袭扰、控制和任意指使的权利。只要写作没有侵害别人的权利，没有对社会造成“明显而现实”的危险，社会就不能用权力来干涉，这是文明社会的通例。“批判性思维方式”对杂文写作非常重要，甚至可以说，它是杂文写作最基本的思维方式。诗歌、小说靠的是想象力，杂文则不同，它是一种议论性的非虚构文体。怀疑精神、逆向思维、从常人不疑处生疑，都是杂文作家应当具备的基本素质。
余党绪：杂文家的思维品质，原本不应该只属于杂文家这个群体，它应该属于整个民族。杂文的兴盛，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这个民族的理性思维和批判性思维不够发达。在世俗的生活中，在文化的浪潮中，我们往往被各种现象、口号、教诲、思潮蒙蔽了双眼，被利益所支配，被情感甚至情绪所左右。我们变得肤浅、偏狭、固执和盲目，就是因为我们没有鲁迅那样的独立，那样的敏感和那样的思想力度。
狄马：杂文写作的思维方式主要是批判性思维。比如我的《荒谬的苦难哲学》辨析的就是“苦难是一笔财富”。没有人喜欢苦难，却有无数赞美苦难的诗篇，这是不是很荒谬呢？这反常的现象让我深思。有一句话叫“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成功人士都喜欢把自己的过去说得一无所有，几乎每一个企业家都是白手起家，告贷无门，最后忍辱负重，不惜觍颜事敌，终获成功。流风所及，甚至一篇普通的中学生作文也总是喜欢讴歌母亲的任劳任怨，含辛茹苦，终将自己拉扯成人。但母亲的苦难是怎么造成的，谁该对这苦难负责？做子女的在改善母亲的境遇方面做了什么？除非你打算继续让母亲享受苦难，否则，这些现实的问题是不容回避的。但在这些作品里，现实的苦难远远没有浪漫的抒情重要，不但不重要，好像还该感谢似的，因为如果没有这些苦难，母亲就没有发挥“忍耐”功夫的舞台。
其实，苦难并不总是成就伟大。相反，在很多时候，它毁坏了人的尊严，伤害了人的心灵，扼杀了天才的创造力。苦难可能是生命的财富，但在多数情况下，苦难却让生命黯淡，甚至彻底沉寂。尤其是对那些没有选择权而不得不牺牲和受难的人，赞美他们的苦难无异于助纣为虐。这样荒谬的苦难哲学，常常以对受难者的赞美，来转移我们对苦难根源的追问。从这个意义看，苦难哲学不啻一味甜美的麻醉剂，它的功能正是鲁迅先生所说的“瞒和骗”：“亡国一次，即添加几个殉难的忠臣，后来不想光复旧物，而只去赞美那几个忠臣；遭劫一次，即造就一群不辱的烈女，事过之后，也每每不思惩凶，自卫，却只顾歌咏那一群烈女。”
一旦发现了这些习以为常的所谓真理后面的谬误，新的想法就会油然而生。这个想法的产生，首先得益于怀疑与省察的意识。
余党绪：我们的生活中不乏这样模棱两可的圣哲之言，不乏这样看起来很智慧的滑头。俗话说“好马不吃回头草”“浪子回头金不换”“兔子不吃窝边草”“近水楼台先得月”。你让学生写“细节决定成败”，学生洋洋洒洒，将细节的决定性作用讲得头头是道；你让他写“大局决定成败”，他同样滔滔不绝，如数家珍，让你相信大局确实重要。到底是细节决定成败，还是大局决定成败？鲜有人去追问、去质疑。如此人云亦云，进入了社会，又怎能不随波逐流？
狄马：一个人在学生阶段培养出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可受用终生。未来的社会不大可能倒退回计划经济时代。“批判性思维”则是现代知识分子的天职，可以说没有“批判性思维”就没有现代知识分子。陈独秀说他是一个“终身的反对派”，胡适说：“一个新社会、新国家，总是一些爱自由爱真理的人造成的，决不是一班奴才造成的”，就是这个意思。从短期看，“理性与批判性”可能会使一些人不高兴，也可能使批判者本人面临风险；但从长远看，它对一个人、一个社会的健康发展很有好处。
余党绪：思维惯性是很可怕的，它使学生的思想和心灵钝化。有一道作文题，说南京大学在校庆前夕移植了牛顿故乡的苹果树枝，希望“砸中牛顿的苹果也将有可能砸中南大学生”;同样，天津大学校长也曾剪下“牛顿苹果树”的枝条带回校园；李嘉诚转赠的“牛顿苹果树”枝条已落户汕头大学。我让学生做审题训练，学生几乎异口同声，谴责这几位不幸的校长，说他们犯了形式主义的错误。
狄马：我想，这几位校长心里岂不明白，单靠牛顿的苹果枝是培养不出科学精神的。若将此类行为归结为“形式主义”，那人类的很多仪式、象征性行为都是“形式主义”了。比如各种典礼。不能否定校长们不远万里带回苹果枝条的象征意义。人类不是动物，仪式与象征正是人类特有的行为方式。
余党绪：其实，稍加点拨，学生也就明白了问题出在哪里。问题在于，在我们的文化语境中，批判性思维被严重误解了。虽然已经远离了“文革”这样的政治运动，但我们似乎对“批判”二字尚未脱敏。一说批判，就是打倒，就是驳斥，就是政治性否定。批判性思维，不就是想事情看问题要质疑，要商榷，要对话，要求证吗？
狄马：“强者之强，首在独立。”实际上，一个作家的写作只要独立了，就已经是在批判了——至少是对那些同流合污、趋炎附势者的批判。我年少时读文学史，对陶渊明、孟浩然一流的隐士很不以为然，觉得他们寄情山水是假，逃避现实是真。饿了吃生菜，渴了喝山泉，是懦夫行为。但随着马齿徒长，忧患日深，始觉那时的想法真是轻狂。不说别的，山中年复一年的寂寞你能受得了吗？即使是假的，你也假个三年五年看看？“隐”的实质是不合作，而“不合作”在大一统的集权时代是有可能被杀头的。姜太公东封于齐，甫一到任，就杀了狂矞、华士两个隐士，只因为二人“不臣天子，不友诸侯，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饮之”。 因而，“独立”很不容易。
余党绪：其实，人都有“批判”的基因，也有“批判”的冲动，只是尚未成为一种“方式”、一种“习惯”，现实中更顽强的习惯是人云亦云，怯于质疑。一位实习生听我的课，我讲文言文，多选择名篇，像《廉颇蔺相如列传》《过秦论》《师说》《劝学》等。这位实习生听了几个星期后，问：“余老师，您为什么总要提出一些不同的意见呢？这样好吗？”我愣了一下：自己讲了些什么呢？讲《廉颇蔺相如列传》，我提出，蔺相如既实现了个人价值，又兼顾了赵国的利益，是个毛遂式的英雄。出使秦国不仅是赵国的需要，也是他给自己创造的一个脱颖而出的机会；而蔺相如的智勇，正在于他看到了秦赵争斗的那个度。讲《过秦论》，我问了“仁政”与民主的区别：这篇以帝王为读者、被历代储君反复诵读的华美之文，它传达的政治理念与现代民主政治有何差异？讲《师说》，我质疑了韩愈的那个复古的逻辑；讲《劝学》，我提出了类比推理往往存在陷阱。
狄马：你的话让我想到最近读到的《美国语文》，深感美国语文与中国语文最大的不同，不在语言方面，而在价值方面，它力图引导学生走向独立思考、自主判断。美国语文的价值理性是公平、正义、自治、合作、开放、多元、自由与爱。在这种价值理性的引领下，美国语文可以说包罗万象、应有尽有。从《一个美国农民的信》到《葛底斯堡演讲》，从《公民不服从》到《一次经历种族歧视的记录》，从《对〈解放黑奴宣言〉的反应》到《葛底斯堡战役邦联方的叙述》，从《一个士兵的回忆》到《我将永不再战》，从南北战争时南军首领罗伯特·李将军《给儿子的信》到亚伯拉罕·林肯的《第二次就职演说》……它把所有的困惑、矛盾甚至对立双方的说辞都搬到讲台上来，让学生自己去判断、分析与思考。在这种价值理性的引领下，人，那个在宇宙中被造的、活生生的、有尊严的生命，才是一切手段的目的，而不是相反。这样的内容编排本身，就在力图引导学生对历史与文明进行理性思辨和认知。
余党绪：对经典、对圣人、对历史，我们往往缺乏理性思辨的勇气，自然也就失去了这个能力。像前面提到的《师说》，所谓“古之圣人，其出人也远矣，犹且从师而问焉；今之众人，其下圣人也亦远矣，而耻学于师”。这种“九斤老太，一代不如一代”的逻辑，不知影响了多少人，今不如昔、昨是今非的观念根深蒂固。很多人怀念“文革”，说那个时代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而今是官贪吏虐娼盗横行，却看不到如今国富民丰、社会的开放、人性的解放。改革怎么可能不付出代价？这与“三代邈绝，远矣难存”的思维方式有没有关系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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