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本由“义门”之问进入我视野的历史书，想来那已是2016年的旧事。这本书的前身很有意思，它是樊树志老先生在复旦大学面向本科生开设的一本公选课《国史概要》的讲稿，一个学期新授课十六周，每周二学时讲一个专题，于是一个学期就有十六个专题，这就是此书“国史十六讲”书名的由来。于是，一本高校教材发行后能了畅销书，想必算是当年（2006年4月出版）出版发行界一个有趣的文化现象吧。转眼已2018年，不记得什么缘由，我又拿起一直搁置在案头的这本书，一段与《国史十六讲》的精神际遇重新开始。

再读，首先吸引我的是第二讲的最后一部分：4.解读“封建”的本意。我所教的高二文科班这学期进入了高中一轮复习，主要任务就是完成必修一政治史的复习。政治史一向是高考全国课标卷Ⅰ的重点，其中“分封制”更是常考点。

作者从封邦——建国——立家入手，概念的解读，让读者明白：周天子既是政治上的共主（国王），又是天下同姓（姬姓）的大宗。政治上的共主和血缘上的大宗，紧密结合，成为“封建”的精髓；或者说，周天子（周王）把封建制度与家族关系结合起来，把政治领袖与家族首脑合而为一。政治和血缘的结合，看似牢不可破，其实不然。周天子授土授民给诸侯叫做“建国”，诸侯授土授民给卿、大夫叫做“立家”，那么对卿、大夫、士而言，就有“国”和“家”的对立，只知效忠于“家”而不知效忠于“国”；对于诸侯而言，只关心自己的“国”而不关心周天子的“天下”。这种离心力，是封建制度的致命弱点。

关于“封建”一词，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文本自序说“今天通用的“封建”一词，日本学者在一百年前从feudal system翻译过来的。”周朝的封建制度与欧洲中世纪的feudal system十分相似。在欧洲中世纪，君主赏赐给臣属的土地叫做采邑，接受采邑的贵族必须对君主尽一定的义务——主要是服兵役。一些贵族也层层分封土地，形成封建等级制度。国王居于金字塔的顶层，以下是公爵、侯爵、伯爵，再下面是子爵、男爵，骑士是统治阶级中的最低一级，以下是底层民众。

吕思勉《中国制度史》在论述古代中国的“国体”时，把它划分为三个时代：（一）部落时代，（二）封建时代，（三）郡县时代。他认为，秦朝以后，由封建时代进入郡县时代，也就是中央集权的帝国时代；此后，出现了“封建的四次反动”，因为不合时宜，都以失败告终。这里所说的“封建的四次反动”，第一次是项羽，企图复辟六国贵族的封建制度，结果自取灭亡；第二次是建立汉朝的刘邦，在继承秦朝中央集权的郡县制的同时，以封建制作为补充，封建刘氏宗室为同姓诸侯，以为可以成为帝国的屏障，结果适得其反，引来了吴楚七国之乱。评定叛乱之后，汉景帝与汉武帝采取种种措施，限制诸侯王国的权力，使得封建制度名存实亡；第三次是晋武帝司马炎，为了确保篡夺而来的司马政权，把二十七个司马宗室封建为诸侯王，结果导致一场持续十六年之久的八王之乱，随之而来的是西晋王朝的瓦解；第四次是建立明朝的朱元璋，把他二十几个儿子封建为藩王，建文帝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准备削藩，却招来燕王朱棣的武装反叛，即“靖难之役”。朱棣作为藩王时反对“削藩”，成为皇帝后大力“削藩”，当然后来的藩王与先秦的诸侯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可见封建制度早已不合时宜，与帝国的军衔制度格格不入。

不过五六页的讲解，作者引经据典，在旁征博引中让读者在不太艰难的阅读中对历史事件、历史概念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后边各讲，风格大抵如此。对于高中文科学生来说，这不乏是一本颇有可读性的书籍。可能正是因为作者较多地引用各位大家的历史研究成果、较少自己的观点的阐释，于是在一些读史者眼中它不可与《万历十五年》这样的书籍同日而语的原因吧。

2018年7月5日下午

于慎思楼三楼高二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