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 年 携 手 共 艰 危
——鲁迅与许广平的“真爱”
■邬永辉
1906年，浙江绍兴一派清王朝的衰败迹象，如同耄耋之年的老人步履艰难地行走在没落的道路上。这一年的7月，几份急信和“母病速归”的电报陆续传到在东京留学的周树人手中，来不及过多地思索，他匆匆踏上归程。与此同时，已经破落的周家大院张灯结彩，到处是一片喜庆的景象。为了使桀骜不驯的周家大公子完成这桩他坚决反对的婚姻，一场结婚庆典正在有条不紊地上演着。回家后，他竟然没有任何反抗，出人意料地和裹脚女人朱安拜了堂。婚礼的当天晚上，大他3岁的新娘在新房中不停地流泪，做着各种各样的猜测。令她没想到的是，在以后的几十年中，这场婚姻永远都是名义上的。周树人没有和新娘说过一句话，在熬过4天的婚姻“灾难期”后，就和二弟周作人及几个朋友启程东渡日本。
1918年5月，署名“鲁迅”的《狂人日记》进入了国人的视野。在华夏大地获得新生前的阵痛中，注定要选择一名旗手，来担当拯救国民灵魂的重任。此时，鲁迅这颗璀璨的明星冉冉升起了，在投枪般刺向封建专制文化的孔乙己、华老栓、阿Q、豆腐西施等经典形象中，新文化运动领军人物的地位确立起来了。
然而，这位文化斗士的内心却是异常孤独的。直到1923年，一个25岁的女子走进了他的生活。这名女子就是许广平。鲁迅走进她的课堂时，她已经是女师大二年级的学生了。这个性格如火的非凡女子，天生就有丈夫气，在她眼中，秋瑾尚能差强人意。这就注定她不会拘泥于封建包办婚姻，不会承认在自己出生几天后，就被父母许配给广州一户姓马的绅士家的婚姻事实。经过一系列的抗争和奋斗之后，她终于摆脱了婚姻的枷锁，接着考入了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学校，坐到了鲁迅的课堂中。
那一天，上课的钟声还没有收住余音，同学们还没有坐定，在嘈杂声中突然闪进一个黑影，他个子不高，身穿褪色的暗绿夹袍，褪色的黑马褂，手腕上、裤子上、夹袍内外的许多补丁，闪耀着异样的光彩，好似特制的花纹。皮鞋四周也满是补丁。最为突出的是大约有两寸长的头发，粗而且硬，笔挺地竖立着如同“怒发冲冠”的“冲”字。女学生们都嘲笑他是“怪物”，好像出丧时的乞丐头儿。而当他开讲后，同学们却深深地被吸引住了。一些不知道的知识经他娓娓道来别有一番情趣，关键之处幽默地画龙点睛，又会引发出会意的笑声，教室中飘荡着初春的和风。正听得入神时，下课钟声响了，同学们回过神后准备请教时，鲁迅已经像刚才那样一闪而去了。在此后的课堂中，姑娘们逐渐发觉他并不怪癖可怕，不仅敢和他亲近，还敢在他面前淘气，乃至于对他“放肆”。许广平就是敢于淘气和放肆的一个。她坐在第一排，喜欢提一些问题，有时还打断讲课。对这样一个肯动脑子、颇有才气的聪明女孩，鲁迅更是乐于赐教。但他绝对没有想到的是，一朵火辣的红玫瑰即将在他荒芜已久的心田里盛开。
1925年3月11日，这位勇敢的女学生听了鲁迅一年多的课后，压抑不住内心的崇敬，抱着心底的愤懑不平和许多怀疑，她用蘸水钢笔，黑色墨水、郑重其事地以“一个小学生”的身份给鲁迅写了第一封信，陈述了她自己的苦闷，并希望得到永远的教诲。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她收到了回信，展开信笺，“广平兄”三字赫然在目。作为先生的鲁迅竟然称女学生为“兄”，这种特别的幽默使她绷紧的心弦一下就松弛了。回信近两千字，信中谈了学风，谈了女师大学校的事，谈了自己的处世方法等。就这么一封平易近人的信，使她的忐忑和不安很快就烟消云散了。
此后的日子里，不断给鲁迅去信，翘首期盼他的来信，成了许广平精神生活的重要内容。渐渐的，这个苦闷而热切的少女，竟然爱上了这个不修边幅的老师，并频频写信发起爱情攻势。两人的信中，“既没有死呀活呀的热情，也没有花呀月呀的佳句”，但单就信中称呼，足以看出这场爱情的与众不同。鲁迅对许广平的称呼从“广平兄”、“广平仁兄大人阁下”、最后到“害马”——许广平在女师大风潮中的激进表现，被校长杨荫榆称为“害群之马”，鲁迅因此而给她取了“害马”外号。许广平则一直称他为“嫩弟”或“嫩棣棣”，署名为“愚兄手泐”（手泐即手书之意，一般用于平辈间或长辈对小辈）。更为有趣的是鲁迅因得到许广平的文稿而“感激涕零”，被许广平嬉笑到“原来老爷们的涕泗滂沱是较小姐的‘潸然泪下’为甚万倍的”，信中的无拘无束可见一斑。他们的爱情伴着女师大血色风潮茁壮成长，许广平在学生运动中表现出的卓著品格与才干，对鲁迅产生了无法抗拒的吸引力，鲁迅睿智的指引和坚定的斗争精神，让许广平产生了越来越深的依恋。
其实，在爱情的最初阶段，鲁迅是犹豫而审慎的。郁达夫、郭沫若等同样饱受旧式婚姻折磨的作家，大多挣脱了束缚，开始了新生活。也有人劝鲁迅离婚，但是，想到朱安是一个典型的旧时代妇女，那样一来就等于把她推向死亡。正当鲁迅在恋爱和婚姻的夹击下备受煎熬时，又因支持学生运动及其他问题和现代评论派论战，和章士钊打官司，在巨大的精神压力下，他在1925年秋季病倒了。这一病就是半年，这次大病差点给他的生命画上句号。对爱情失去信心的他，甚至通过酗酒来自戕。许广平并不是不知道鲁迅已有妻子，但她知道那是一桩没有爱情，没有夫妻生活的婚姻，所以她毫不顾忌社会的舆论。这年12月，她以“平林”为笔名，发表了《风子是我的爱》这篇振聋发聩的爱情宣言：“即使风子有自己的伟大，有它自己的地位，渺小的我既然蒙它殷殷握手，不自量也罢！不相当也罢！同类也罢！异类也罢！合法也罢！不合法也罢！这都与我们不相干，于你们无关系，总之，风子是我的爱……”在经过漫长的痛苦挣扎后，许广平火一般的热情和一往无前的勇气，终于融化了这位枯寂已久的伟人心头的坚冰。
为了摆脱北京这令人窒息的环境，更为了他们伟大的爱情，1926年8月，鲁迅去厦门大学任教，许广平同车南下，回到广州。“人必须活着,爱才有所附丽”。为了物质方面的需求，他们曾约定奋斗两年后再到一起生活。在两人分处两地的四个月时间，他们饱尝了人间的相思之苦。陷入热恋的鲁迅晚上写完给许广平的情书后，常常等不及第二天早上，就在深夜爬过铁栅栏去寄信。这期间往返书信多达80余封，平均36个小时就写一封信。值得一提的是，在厦门大学里有一种相思树，一天鲁迅坐在树下思念许广平，一头猪跑来吃相思叶，看到代表爱情的相思树叶被猪吃掉，正义感油然而生，他竟然当场和猪展开决斗……最终受不了这种折磨的原因于次年1月来到广州中山大学。他这颗伤痕累累的心灵，在经历了漫长的孤寂和折磨之后，当爱情挣脱种种羁绊之后，终于可以在珠江边的白云楼栖息了。
1927年9月27日，两人携手离开广州，来到上海，开始了“十年携手共艰危，以沫相濡亦可哀”的生活。许广平再一次让人见证了干脆利落的“许氏风格”。她向鲁迅承诺，不和鲁迅结婚，为了满足朱安做周家妻子的名分，她愿意和鲁迅一起安置好朱安的生活，他们注定只能是一对同居的情侣，永远的情侣。其实早在少女时代，她就没有闺阁的缠绵和柔弱，常常“因为渴慕新书，往往与小妹日走十余里到城外购取；又好飞檐走壁，朱家郭解，扶弱除强等故事，更幻想学得剑术，以除尽天下不平事。”后来许寿裳编撰《鲁迅年谱》时，这位伟大的女性在年谱上亲自把1927年10月项下的“以爱情相结合”改为“与许广平同居”。在关乎爱情的关键问题上，她时刻表现出一种毫不拖泥带水的坚决态度。
可以说，许、鲁的爱情结合，是鲁迅的一场新生，某种意义上说，具有革命意义。在以后的漫长日子里，鲁迅都是以这样的姿态面对着生活：静悄悄的屋内，那个熟悉的身影斜倚在藤椅上，吸着烟卷，写着那些拯救中国人灵魂的传世之作。这爱情安抚了在黑暗世道中苦痛呐喊的伟人，他的生活是幸福而平静的。他的身后，是那个默默忙碌的女子，从早到晚照料他的起居饮食、整理各种来信、誊写长短稿件。“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对于这样的一个女人，鲁迅只能握住她的手说：“我只爱你一个人。我要好好为中国做点事才对得起你。”实际上，他在这短短10年间的成就，远远超过了前20年。
1936年10月19日凌晨，鲁迅与世长辞。他曾对许广平口授遗嘱：忘记我，管自己生活……但由许广平亲自主持编校的二十册巨著《鲁迅全集》以最快速度出版，在鲁迅去世后的数十年间，她也一直按月给朱安寄生活费，这些伟大的举动，无不对这场伟大的爱情作出了神圣的回答。
在许广平的精神世界里，她永远是和“我以我血荐轩辕”的鲁迅先生并驾齐驱的。也唯有在那个“风雨如磐暗故园”的峥嵘岁月里，才能演绎出“横眉冷对千夫指”的血性男儿的爱情故事。对于今天指责鲁迅文章和人格的论调，我只能借用先生的一句话作答：“大约是怀着嫉妒罢，——那简直是一定的。”
（见中国教育报，2008-12-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