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与人物的互动：77、78级大学生群体扫描

                                                       （一）

关键词：高等教育，恢复高考，77、78级大学生

社会发展进程往往并非匀速推进，不同时代的大学生经历与命运会各不相同。77、78级大学生都于1978年入学，至2008年已整整30年了。他们在动乱年代抛洒青春，参加过恢复高考时激动人心的考试竞争，在风云际会的时代成长，与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历程密切相关，是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一个特殊教育群体。近年来，已出版了许多诸如《难忘1977》、《我们的1977、1978》之类的著作，并发表了大量的文章。然而，对这个颇有研究价值的群体，却是个体回忆多、群体分析少，一般谈论多、学术研究少。本文拟对77、78级大学生进行宏观的扫描，在回顾其成长历程的基础上，分析其群体特征，并探讨该群体的命运与作为，从中看出时代与人物的互动互造关系。

一、空前绝后的教育群体

1978年，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年份。这一年，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首批大学生（77级）于春天入学。紧接着，夏天又举行了全国统一高考，秋季，78级大学生入学，结果在这一年里有两届学生入学。1978年冬，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的征程。这样，77、78级大学生与30年的改革开放历程相始终。

     77、78级大学生，是中国高等教育史上十分特殊的一个群体。1977年招生的专业较少，有不少专业是1978年才首次招生，于是78级大学生也是这些专业的首批大学生，类同于77级。还有许多专业1977年招生人数很少，如教育学专业1977年只有北京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杭州大学等少数几所学校招生，法学专业只有北京大学等学校招生。到了1978年，许多学校扩大了招生专业。

在学期间，77级与78级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区隔，因为很多78级大学生也参加过1977年高考，而1977年高考是分省市命题、分地市评卷，1978年则是全国统一命题、分省市评卷。不过，这两个年级之间的差异远小于共同点，尤其是77级大学生实际上是1978年春季入学，两届大学生都于1982年毕业，同属于1982届。两个年级的大学生在生源构成和社会经历、思想特征等方面颇为接近。经历过20多年的风雨，两个年级大学生之间的差异日渐模糊，而共同点则日益显现。从宏观的角度来看，他们都属于一个命运共同体。

“文化大革命”后期，招收工农兵学员要求有两年以上作经验，而1977年恢复高考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允许招收应届生。教育部于1977年6月29日至7月15日在山西太原召开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座谈会，决定试招少数应届高中毕业生直接上大学，试招的人数约占招生总数的2%～5%，约4000人至1万人。到1977年9月，邓小平明确要恢复高考时，确定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收的比例增加到20%～30%。1977年9月6日，邓小平在《给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的信》中说：“招生问题很复杂。据调查，现在北京最好中学的高中毕业生，只有过去初中一年级的水平（特别是数学），所以至少百分之八十的大学生，须在社会上招考，才能保证质量。”一开始还考虑报考年龄限制在25周岁以下，但后来考虑在学业荒废多年、社会百废待兴的时刻，应最大限度地选拔人才，因此，在1977年10月12日的《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一九七七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中，就明确规定“对实践经验比较丰富并钻研有成绩或确有专长的，可放宽到30周岁，婚否不限（要注意招收1966、1967届高中毕业生）”。这一特别规定和提醒，为1966、1967、1968三届毕业生提供了一次难得的考试和录取机会。同时，还规定在校的高中生，成绩特别优良，也可提出申请参加报考。而当时中学的学制是4年。正是放宽了报考限制，所以才会有77、78级大学生中年龄十分悬殊的情况，出现有兄妹同学，甚至还有个别父子同学的情况，最大者入学时已年过30，最小者只有14岁。

1977年、1978年的高考，是录取率极低的高考。1977年9月决定恢复高考时，起初预计报考者有可能达到2000多万人，原定计划招生20万人，录取率是1%。后来不少省市采取了地区初试，按计划录取数的2～5倍筛选出来，再参加正式的高考，加上全国超过半数的青年根据自己的文化基础选择报考中专，结果1977年最后实际参加高考的人数为570万。后来经邓小平提议，国家计委、教育部决定扩大招生，经过扩招本科2.3万人，各类大专班4万人，共扩招6.3万人，扩招比例达29.3%，最后录取了272971人，按考生比例来算，是21：1，录取率为4.8%。这是中国高考史上最低的录取率。1978年，也有扩招的举措，610万人报考，起初录取29.2万人，经过扩招，总共录取了40万人，录取率为6.6%。也就是说，当时包括了大专生的录取率，按现在一般省市的高考录取线来比较，也都在本科重点线（一本线）以上。

因此，77、78级大学生，是一个多数人经历过上山下乡磨练的群体，是一个历经艰辛终于得到改变命运的机会的幸运群体，是一个经历了最激烈的高考竞争后脱颖而出的群体，是一个大浪淘沙后特色鲜明的群体。

二、群体特征扫描

1977年的高考不仅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而且在世界高等教育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由此，77、78级大学生便注定成为一个很特殊的教育群体。本文对其作群体扫描和宏观概括，其群体特征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年龄差异巨大，社会阅历丰富

以往丰富而复杂的学前经历，使这两届学生呈现多样化的特点。77、78级大学生在上大学前几乎所有人的遭遇和生存状态都不一样，每一个同学都可以说出自己独特的高考故事。有的人已经是几个孩子的家长，有的人则连什么是恋爱都还没想过；有的人带薪学习，有的人拿奖学金读书；有的人成熟练达，有的人年少气盛。这种差异化的班级集体，可以有更多的交流。当时录取分数也略有不同，通常是年龄较大的老三届基础较好，分数要求也较高一些。正如有的论者所说的：“不会再有哪一届学生像77、78级那样，年龄跨度极大，而且普遍具有底层生存经历。不会再有哪一届学生像77、78级那样，亲眼看到天翻地覆的社会转变，并痛入骨髓地反思过那些曾经深信不疑的所谓神圣教条。不会再有哪一届学生像77、78级那样，以近乎自虐的方式来读书学习……这就注定了77、78级要出人才。”在饱经沧桑之后，这一群体普遍个性坚定沉毅，较能吃苦。而在社会上摸爬滚打所形成的坚毅的个性和练达的人情，也成为日后的发展的重要因素。

（二）求知欲望强烈，学习格外刻苦

1977年、1978年的高考，由于备考时间很短，考生原有基础便显得格外重要。机遇总是偏爱有准备的头脑，“文化大革命”期间坚持读书者不全是最聪明者，更多的是喜欢读书者、有信念者。1977年、1978年考上大学者除了智力因素以外，更多的是非智力因素在起作用。过去，科举时代有“读书种子”之说，77、78级大学生中也有部分属于“读书种子”，在“读书无用论”盛行的年代仍然坚持读书，在“知识越多越反动”的氛围中追求知识，在一般人理想破灭的时候追求理想，因为有信念、有爱好，或者就是天性喜欢读书。另外，这两个年级的大学生中，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的比例也较大。以厦门大学8821名学生的档案作为有效样本作研究，77、78级大学生中出身于学界家庭的比例达到25.38%和23.46%，在各个时期中是最高的两个年级，尤其是与1965年的6.2%、1976年的9.83%相比大大提高。而77级出身于农民家庭的比例是11.93%，78级的是11.27%，是各个时期中比例最低的，尤其是与1965年的47.05%和1976年的26.08%相比，更显格外悬殊。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在书籍匮乏、社会普遍不重视教育的年代，家庭的影响起着较大作用。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大学生普遍有一种“知识饥渴症”。77、78级大学生，知识的饥渴感尤其强烈，非常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时光。当时人人会背诵“攻城不怕坚，攻书莫畏难，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这首诗，大家都懂得要“将被‘四人帮’损失的时间夺回来”的道理。77、78级大学生，这是一个由在文化断裂的年代坚持学习的人组成的群体。大学期间都努力抓住机会，给自己补课。这一群体中许多人的强烈求知欲，还延续到毕业后的很长时期。

（三）心态积极向上，敢于拼搏进取

恢复高考，改变了以往许多人听天由命、前途由领导决定的观念，使广大知识青年知道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处境，让人们觉得有了盼头儿。许多参加过高考的过来人认为：“高考以它的公正，丰富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梦想，赋予我们公正平等的竞争精神，冷静沉着的竞争意识，以及一种永恒的拼搏精神。”经历过高考的成功，77、78级大学生普遍带着一种乐观向上的心态投入学习。在那个物质匮乏、精神亢奋的年代，对理想的追求远远高于对金钱的追求。科学的春天到来，冰封多年之后的解冻，造就了一批富有理想的青年。他们知道“人生能有几回搏”，在激情燃烧的岁月，在大学绽放出青春的花朵。在校期间，他们欣逢“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思想解放运动，经历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大家开始反省“文化大革命”，接触西方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存在主义、民主政治观念、邓丽君的歌曲……并参与了人生观大讨论、“伤痕文学”的创作，等等。

命运之神对77、78级大学生也格外眷顾，历史给了他们非常好的机遇，他们中的多数人对邓小平、对国家和社会也有一颗感恩的心，具有报效祖国的使命感和责任心，满怀为国家民族勇攀科学文化高峰的豪情壮志。在大学生被视为“天之骄子”的时代，77、78级大学生相对较为乐观自信，许多人有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和“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期待，并具有较强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的观念。在特殊历史时期、在学期间形成的顽强拼搏、昂扬向上的精神特质，影响了他们的一生。

（四）知识不够完整，外语基础较差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在“打倒封资修，砸烂旧世界”的口号下，有多年教育基本是中断的，即使“复课闹革命”后，有几年语文课本中连唐诗宋词和西方文学作品都基本上被逐出，甚至以《工业基础知识》、《农业基础知识》课程代替数、理、化课程。历史课、地理课就根本没有开设，77、78级大学生的历史、地理知识很多是靠准备高考的短时间内“恶补”的。英语教材学完26个字母后，就以“毛主席万岁”为开头，背诵少数单词包括了“贫下中农”、“资本家”这类现代英语中极少用到的词汇。在“教育要与工农相结合”的宗旨下，除了短暂的“回潮”时期以外，每学期都“开门办学”，安排中学生学工、学农、学军。这一群体中的多数人，或在中学毕业后上山下乡，长期投入体力劳动，或在最佳受教育的年龄整天处于动乱的环境中，知识不成系统，尤其是外语水平普遍较差。或许勤能补拙，但有些知识和能力错过了最佳学习时间很难弥补。因此，有77级大学生反省：“我们都经历了磨难，经得起摔打，同时，心态成熟，善于处理人际关系，因此，当官的和经商的都有不错成绩。但我们做科研有先天不足，相对来说，后面的大学生基础更扎实。”

三、群体的命运与作为

77、78级大学生走出大学时，中国的改革开放正在紧锣密鼓之中，他们用青春年华和才智参与其中，他们见证了改革开放的整个过程。也正是改革开放的大潮，舞动着他们的人生奇迹。他们是改革开放的受惠者、推动者和维护者，其命运与改革开放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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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研究，200812期)

    （作者：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刘海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