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中有朵雨做的云

  —寻找同学Shao Ya ping记

人生总有几分是机缘促成的。冥冥之中似有一只无形的手左右你的命运。这，也许是唯心观，但许多事情不可思议地发生，总让你觉得人生有几份神秘。

从1978年开始，我一直关注着中山大学，无论是浏览《光明日报》还是《中国教育报》，只要是出现“中山大学”四个字，眼球总会停留几秒。到了2003年，我竟然从荆楚大地来到这所南国名校就职，成为康乐园中一份子。

为何如此？因为高中挚友Shao亚平曾是这所的大学的学子。当年高考，我们年级四个班，能直接上本科的就我们两人。

   我们这一代人的求学年月是最背运的。小学中学几乎都在“文革动乱”中度过。“知识越多越反动”，学校不像个学校，老师不像个老师，连课本也很少见到。“工基班”就是学开拖拉机，“农基班”就是学果树嫁接。无数有为青年思想苦闷，求学无望，知识饥渴，前途无路，中心彷徨。然而我们几个还是心灰未死，尤其到了高中阶段，身体发育渐熟，童真渐渐远去，更多关心身外的世界，三三两两常聚在一起“打嘴巴仗”,显示自己的博学和强硬。浩然的《艳阳天》、《金光大道》，我们会读个两遍三遍，8部现代样板戏让我们心旌摇动，“梁效”文章的那种汪洋气势和力量让我们折服。某个同学得寻一本《三国演义》，如饿汉见到粥桶，我们看得皮毛脱尽，十足地过瘾。

1977年9月中旬，高中毕业两年，我和陈君、代君3人骑2部自行车，酷热当头，江堤弯转，村道崎岖，3个多小时，我们来到位于毛家港的他们知青点。子夜十分，我们4人划一叶木舟，繁星点点，素月分辉，玉湖如鉴，水声哗哗，任意东西。他拿着手电朗诵他哥亚生写的百句长诗，我赠他一本自费订阅的《湖北文艺》，＜即今之《长江文艺》＞。他赠我一本《学二胡》＜此书我保留至今＞。离船登岸时，他脱口而说：“我们几个，将来至少有人做到副省长”。黄口牛犊，不知天高地厚。今天想来还脸颊发烧。

晴空现霹雳，大地响惊雷。1977年秋冬传来了恢复高考制度的消息，关闭了11年之久的高考大门豁然敞开，全国570万青年在几乎没有准备的情况下走进考场，而顺利搭乘这列改变命运之舟的仅仅22万人。Shao家兄妹一举成名，他考取了中山大学气象系，他哥哥考取了西北工业大学的航空系，他姐夫考取了武汉大学历史系。次年，他妹妹考取了华中农业大学，百姓羡慕，众口热传，成为“一举成名天下知”的标本。

1978年3月初的一天，他启程前往中山大学报到。踌躇满志，毫不掩饰满脸得意。我以为自己落选了，心口压着一块石头。送别时赠他一本红色胶皮笔记本，在扉页上给他题句：“汽笛一声君去也，我留南平只情哀。”

     第二天,我的通知书也来了，也有一阵春风满面的时光。

     鸿雁南来北往，传递着友情和祝福。大学一、二年级，我们几乎每月都有书信来往。岁月往复，日久见疏，只知他本科毕业后考上教育部公派指标赴联邦德国留学。我毕业之后也远离家乡工作，结婚生子，购房升职，赡老育幼，俗务在身，忙于眼前的生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们之间断了消息。

     2003年3月，又是一个春暖花开日，抓住一个偶然的机遇，我来到康乐园工作。荫荫古榕，萋萋小道，似乎都可以见到Ya Ping 的身影。我打定主意找到他，与他恢复联系。从“百度”搜索，得知他不时回国讲学，研究课题是大气与地球环境。03年， 据称他在澳洲悉尼大学任教，带纸信去问候，未得见。06年打听到他在香港城市大学的家中电话，打电话去，不实。07年在中大内找到他同班同学，得到他的电子邮箱。很快的到他的回复：“我已到德国科隆大学地球物理与气象系，很高兴我们又见面啦……。”

这是一种愉悦，一种纯净无滓、明朗轻松的愉悦,一种爱和被爱、再续友情的愉悦。就像在大海中遇到期待中的老朋友，又如在逝去的岁月中见到自己童年的影子。

我找到他，我有八分的愉悦；他被我找到，可能只有三分的愉悦。一年多，我给他五封电邮，他回复两个，对“家庭、孩子”等私生活避而不答，很难有“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的期待。虽不是鲁迅先生《故乡》中闰土把“迅哥”称为“先生”的距离尴尬,但是，“我”和“他”都随着岁月的侵蚀不复当年了。

30年岁月如歌，30年人生如梦.多少烟岚晨雾在钟表的滴答声中流失，所有离开了的日子都弥足珍贵。怀旧的味道有感伤、有温暖。

                                        ( 于己丑清明前后，雾雨淅沥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