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杨朔、秦牧、刘白羽被誉为当代散文三大家，他们在十七年期间创作的散文相当程度上体现着那个阶段的散文风貌。本文试图在前人论述十七年散文艺术缺陷的基础上，从文化心理和散文的双重结构的角度对杨朔、秦牧、刘白羽的散文进行分析，以找出十七年散文在艺术方面的一些不足。
关键词:十七年；散文三大家；文化心理；双重结构
读“五四”时代的散文，接着读十七年的散文或者读新时期的散文再回头读十七年的散文，总觉得十七年的散文思想正确，感情充沛，时代感鲜明，但少有共鸣或者说读不到一种推心置腹的真切感。也许，现在的读者没有处于当时的境况，那种感受力削弱了。但何以“五四”时代的散文现在读来还是那么真切？那么受人们欢迎？这说明从建国到文革前的十七年散文确实存在着许多不如人意的地方。虽然“双百”方针下出现了周立波的《灯》、老舍的《养花》、魏巍的《我的老师》、丰子恺的《庐山面目》、姚雪垠的《惠泉吃茶记》、菡子的《小牛秧子》、碧野的《天山景物记》、贺敬之的《重回延安——母亲的怀抱》、韩北屏的《伊犁河畔》等佳作,但总体上数量不多，而且歌颂基调不变。而作为十七年散文创作的佼佼者：当代散文三大家杨朔、秦牧、刘白羽的作品——虽然人们对其评价不错，可是也存在着十七年散文不可回避的艺术缺陷。
一、
十七年散文创作可分为两个阶段：1949－1956年是第一阶段，1957－1966年是第二阶段。但这两个阶段的散文创作总体上选材方面逃不出以下内容：1、反映国家建设和抗美援朝战争；2、对祖国建设和美好风光以及英雄人物的描写。如杨朔的《鸭绿江南北》、《万古青春》反映抗美援朝；《海市》、《戈壁滩上的春天》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香山红叶》、《雪浪花》则写祖国锦绣河山和劳动人民美好心灵。这种题材的单一化和狭窄化在无形中削弱了“自我表现”的色彩。“自然，抒情散文创作，也便由以‘自我表现'为主的‘个人的'抒情，演变为以反映大众斗争生活为主的‘社会的'、‘时代的'记录。”[1] (p4)在散文的基调上，歌颂被摆在首要位置。这样，“作家只能从正面表现人们昂扬、乐观的精神状态，而不能从多方面揭示人们的内心世界，也不能探索人性、人生、人的生存困境和普通百姓日常生活的酸甜苦辣”，[2] (p11)如杨朔描写人们富裕生活的《海市》和《蓬莱仙境》其实是创作于“大跃进”的饥荒期；刘白羽描写的英雄人物“浮于表面，缺乏细致、生动、真实的心理刻画；另一方面，把反面人物又写得一无是处”； [3] (p256-257)秦牧的散文则灌注“崇高、健康、先进、成熟”的思想,偏重于阐释正面的道理, 把历史掌故、艺文佳话、科普知识、风土人情“串”起来展现给读者，缺乏抒情的主体性。在结构上，一旦受到好评或自我感觉良好就倾向于创作模式化。如佘树森在《中国现当代散文研究》中指出杨朔、秦牧、刘白羽的散文结构摆脱不了文章开头引人入“境”,接着开拓与升华思想意境,最后点出所载的“道”这样的“三大块”结构模式。特别是杨朔的“开头设悬念,中间转弯子,卒章显其志”的构思套路受到很多人的模仿，而诗意化和“形散神不散”的创作理论则被人们绝对化，忽视了创作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再看看十七年散文的写作风格，其总体上是延安散文审美风范的延续。即“个性意识的淡化,群体意识的强化,散文从自我内心的观照转向‘身外大事’的观照;审美观念的削弱,功利观念的强调,‘工具’论取代了‘自娱’论;主观抒情成分减弱,客观记叙成分增强,抒情小品体制让位给通讯特写体制;以文化‘现代化’为核心的‘西方热’消退,民族化、大众化运动勃兴,散文由多元的横向借鉴转向单一的纵向继承。” [4] (p4 9)如刘白羽的作品《青春的闪光》、《珍珠》和《金达莱》中“无疑都贯穿了‘我'，但大都是只有共性的‘大我'，而缺少独具个性的‘自我'。因此，他常常来不及对客观事物进行细致深入的观察与体验，写出自己真实、深切、独特的内心感受，而急于以共同的政治理念来替代。”[5] (p5 9)所以，给人以空泛的感觉。在散文创作的表现手法上，十七年散文似乎只有“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 或者托物言志、借景抒情、情景交融的表现手法，其他的什么“象征主义”、“表现主义”、“唯美主义”则少有人探索。如杨朔的《雪浪花》、《荔枝蜜》、《泰山极顶》、《茶花赋》中运用的托物言志、借景抒情的手法就受到当时人们的竞相模仿和赞扬。综上所述，可见在散文的题材、基调、结构、风格和表现手法上，前人都指出了十七年散文存在的不足。
二、
颂歌的基调，客观写实的手法，理想主义的精神以及奋发激昂的风格在阅读十七年散文的过程中，我们是能够体会得到的。但是，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这个传统的认识上，而是应该把它放在更大的视野框架上去考察它。就整个十七年散文来说，当我们从社会文化心理和散文双重结构的角度去考察它时，会对这时期散文艺术缺陷有新的认识。下面就杨朔、秦牧、刘白羽散文展开论述。
1、十七年敌我分明的革命文化和讴歌新生活的社会文化促成作家单纯的、封闭的甚至僵化的文化心理，而这种文化心理直接影响到作家的创作运思、主题表现和情感抒写。就当代散文三大家来说，无论是杨朔的“诗化体”、秦牧的“杂文体”，还是刘白羽的“政论体”，他们在大一统的文化心理作用下，创作运思、主题表现和情感抒写是相似的。如秦牧散文在注重知识性及艺术性的融合下，在构思上念念不忘思想性的介入，即“共产主义思想”的宣教或正面道理的阐释。如他自认比较满意的《土地》一文，从春秋时代晋国公子重耳亡命途中的故事,古代疆土封赠给公侯的仪式到保卫土地的抗战爱国故事,再到劳动者怀念乡土和共产党领导下的土地改革,写了几千年的土地问题,构思上脱离不开“保卫每一寸土地”,“让每一寸土地都发挥它巨大的潜力”,“更加美好起来”的寓意。又如《花城》一文中对广州太平路的花市描写杂糅着过年的风俗，叙述其实很自然，但作者总不忘在文中嵌入“听着卖花和买花的劳动者互相探寻春讯，笑语声喧，令人深深体味到，亿万人的欢乐才是大地上真正的欢乐”，“你不禁会想到各地的劳动人民共同创造历史的丰功伟绩”，“我们赞美英勇的斗争和艰苦的劳动，也赞美由此而获得幸福。” [6] (p35-36)而杨朔在追求精巧的结构和诗化语言的同时，也不忘在平凡的生活中提炼出动人的诗意——赞美祖国秀丽河山和人民的美好心灵以及歌颂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故杨朔散文，艺术上精美玲珑，但显得有些雕琢拘谨；构思行文，很少变化，用之既多，便称为一种模式。” [7] (p64)如杨朔的代表作《荔枝蜜》、《茶花赋》和《雪浪花》就是明显的例子。再看看刘白羽的创作运思，更突出浓烈的政治文化，他说“从英雄的战争到沸腾的建设生活，我的心随同时代脉搏而跃动，我也就一直继续写下来……今后，在华主席高举毛主席伟大旗帜引导之下，有一分热发一分光，我的急迫任务是赶紧投入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的战斗洪流，写些新的东西，歌唱火热的战斗，歌唱红色的中国。” [8] (p3)如他的作品《北京的春天》、《横断中原》、《在朝鲜的第一夜》、《从富拉尔基到齐齐哈尔》、《青春的闪光》、《红玛瑙》、《日出》、《长江三日》等，就是表现一种战斗的、昂扬的、奋斗的社会文化。
也正因为有国家“大我”不断膨胀的社会文化心理，所以在主题表现和情感抒写上，杨朔、秦牧、刘白羽的散文难免出现言不由衷和矫饰。他们要不唱时代赞歌，要不描写重大题材，要不抒写劳动人民激越奋进的精神状态，即使写景状物也不忘表现政治文化。这种创作文化主体的缺失导致作品价值和功能的丢失，当然也就没有发挥出评判社会的作用。如杨朔的《戈壁滩上的春天》、《西北旅游散记》、《京城漫记》等反映现实生活的盲目乐观，而抒情则是集体式的，缺乏个性和率真的精神。又如刘白羽的散文“感情放纵,但节制不够；议论过多，有时流于说教；且有的抒情、议论，同读者的认识稍有距离，给人以言过其实、情浮于物之感，有点如隆隆雷声，撼人心旌，却不似点点雨滴，渗人心脾。” [9] (p129) 最典型的要数他的《写在太阳初升的时候》，本来书信是抒写内心自我深层感情的文体，这里却变成作者报告式地对老伐木工支持革命，老曹闹革命和农村人民走合作化道路的赞颂，自我的感情淹没在国家和人民当中，作者说“ⅹⅹ！你想到过吗？这时我的心境是多么开阔，多么幸福，我知道我亲眼所见的不只是一个团山子，我觉得我看到整个祖国在繁荣富强，飞腾前进。我觉得我眼前所见，正是我们的祖国，我们的人民，在风掣电闪地飞奔。” [10] (p177)这种局限在宣传主流文化的主题在《祖国欢呼的时刻》、《灯火》、《平明小札》等作品中也看得到。再看看秦牧的散文，代表作《土地》、《花城》、《社稷坛抒情》总看到作者把知识联缀成篇, 不自然地去迎合当时的文化，那种源于自身的独特感受和艺术追求很难发现，故读他的十七年散文作品，总有点抒情虚饰的感觉。从上面分析可见，文化的封闭，思想个性的桎梏，叙写内容上不能自由；形式上不能特立独行，散文这种主观色彩浓厚的文体，也就没有文体上的解放和内心深层的抒写，结果它的价值就遭到贬损。
2、按照结构主义的观点，叙事作品的结构可以分为两层：一层是显在结构，另一层是潜在结构。前者由叙述顺序，作品各要素和各部分的连接贯通以及字面意义上的文体结构组成；后者则是对具体叙述和表层文字的超越。散文也不例外，也存在着双重结构：显在结构和潜在结构。当我们阅读十七年年散文三大家——杨朔、秦牧和刘白羽的散文时，会发现其散文的显在结构很明显，表现在意蕴于文字层面上的直白和袒露，叙述上单线条的平铺直叙较多，而潜在结构表现出的暗示、象征、隐喻几乎没有。如秦牧的名篇《社稷坛抒情》叙述上摆脱不了传统的扶今追昔，托物言志的笔法，显在结构是历史遗迹——社稷坛中体现四方和五行的唯物主义观念和劳动人民开辟土地的艰辛和渴望祖国的统一富强，这种意蕴在文中毫无保留地呈现出来，如“这种‘大地茫茫'的心境，是和对于自然之谜的探索和对于人间疾苦的愤概联结在一起的。”“把世界万物的本源看做是木、火、金、水、土五种元素相互作用产生出来……他们正是古代的略具雏形的唯物主义者！”“瞧着这个紧紧拼和起来的五色土坛，一个人也会想起了国土的统一……啊，做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的子孙是多么值得自豪的一回事！做今天的一个中国的人民是多么值得快慰的一回事！回溯过去，瞻望未来……我真爱北京这座发人深思的社稷坛！”又如《秋林红果》直接叙写山楂的各种好处，对于它的深层意蕴，作者不是用暗示或象征，而是迫不及待地抒发“它又像外表平凡，实际却很卓越的人物。这样的人，往往不声不响，藏身在群众之中……有些人，一二十年如一日，天天奉公上班，从不告假……有些人，在地里挖到了大量金银，大公无私地都把它献给国家……有些人，做了一辈子眼科大夫，临终时还立下遗嘱，死后把眼珠捐献给眼科医院……你这样一推敲，就越发觉得这类人物的崇高伟大。”这样直接呈现意蕴的例子在《花蜜和蜂刺》、《榕树的美髯》、《天坛幻想录》、《华族与龙》等作品都可以看到。接着我们看一下杨朔的散文，他不寻求深层次的表现与象征，文章的意蕴在比喻手法的运用下呈现在文中，如《香山红叶》中“这不是一般的红叶，这是一片曾在人生中经过风吹雨打的红叶，越到老秋，越红得可爱。不用说，我指的是那位老向导。”(p72)《雪浪花》中“我觉得，老泰山恰似一点浪花，跟无数浪花集到一起，形成这个时代的大浪潮，激扬飞溅，早已把旧日的江山变了个样儿，正在勤勤恳恳塑造着人民的江山。”(p154)《泰山极顶》中“同志，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其实我们分明看见另一场更加辉煌的日出。这轮晓日从我们民族历史的地平线上一跃而出，闪射着万道红光，照临到这个世界上。伟大而光明的祖国啊，愿你永远‘如日之升'!” (p129)《黄河之水天上来》中“这数不尽的人群汇合成一条急流，真像黄河之水天上来，浩浩荡荡涌向天安门去。我觉得，每个人都可以跟传说中的神话人物大禹媲美。” [11] (p100)杨朔的游记如《永定河纪行》、《京城漫记》、《海市》、《西北旅途散记》或者写人记事的《滇池边上的报春花》、《海天苍苍》、《百花山》等则在结尾或文章中直接点出主旨，作为读者是不用花心思去思考文中的潜在结构和揣度其深层内涵的。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刘白羽的散文。他在《创作我们时代的新散文——在上海一次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应该把时代最先进的革命思想、最生动的艺术形象，引进文学作品中来，给散文以新的生命、新的青春，使它更光辉灿烂，蓬勃发展。”“我们有理由期望，我们的散文，应当充分地反映我们伟大时代的风貌与光辉。它是壮丽生活的赞歌，它是战斗生活的号角。”正因为有这样的创作思想，所以我们看到刘白羽的散文取材相近，文中革命的乐观主义和昂扬的英雄气概“汹涌澎湃”,直白袒露，即使像《日出》、《长江三日》、《樱花》等描写自然景物的散文，他也把意蕴引入时代的政治轨道，当然我们也就不用去挖掘它的潜在结构了。由上面的分析可见，杨朔、秦牧和刘白羽的散文在意蕴表达上并不注重对具体叙述和表层文字的超越,他们更倾向于直接呈现自己的意图。
三、
综上所述，十七年散文创作虽然在“双百”方针的鼓励下出现了一些佳作，但从艺术上来说也存在着那个阶段不可跨越的缺陷，这个从阅读当代散文三大家——杨朔、秦牧、刘白羽的作品中可以感受得到。从传统的散文批评观来看，首先是取材的狭窄：不是反映国家建设和抗美援朝战争；就是描写祖国建设、美好风光和英雄人物；其次，在基调上，歌颂被摆在首要位置，忽视对人性、人生和老百姓真实生存困境的探索；在文章结构上，倾向于创作模式化，而诗意化创作套路和“形散神不散”的创作理论被奉为经典；在风格上，总体上是“延安散文”审美风范的延续；在表现手法上，盛行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托物言志、借景抒情、情景交融则在写景状物的散文中广为运用。换个视角，若从文化心理来看，十七年敌我分明的革命文化和讴歌新生活的社会文化导致作家单纯的、封闭的甚至僵化的文化心理，而这种文化心理直接影响到散文创作者的创作运思、主题表现和情感抒写，如杨朔的“诗化体”、秦牧的“杂文体”，刘白羽的“政论体”，他们的作品在艺术的缺陷表现在对当时政治文化的大力渲染，主题单一，抒情矫饰，缺乏客观评判社会的价值和功能。从艺术意蕴表现的纵深来看，由于喜欢叙述上的单线条直叙和倾向于意蕴层面上的直白和袒露，所以在散文意蕴上，他们潜在的可供挖掘的深层含义有限，当然读起来显得单调甚至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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