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学勤：我们精神锚地在哪里？

“我们”是谁？“他们”是谁？“我们”如何共处于一国？又如何和“他们”共处于
世界？当今国民认同的共识之底线在哪里？在求富变强？在意识形态？在晚清心态与
儒家国教？——其实只在“民主加法治”
　　中国是个奇怪的国度。1688年中俄签订尼布楚条约，经外籍译员提醒并建议，清
帝康熙放弃王朝称谓，同意以“中国”名义签约，“中国”才第一次获得“国名”。
但在此前，中国人已经存在数千年，而且是以天下自居，只认王朝姓氏，不知“国
名”“国民”为何物，活得很“自在”。此后二百年，有了“中国”这一国名，却不
“自在”起来：我是谁？你是谁？“我们”是谁？“他们”是谁？“我们”如何共处
于一国？又如何和“他们”共处于世界？我们的精神锚地在哪里？所有这些，此前都
不问，一旦惊问，立刻发展为精神危机，煎迫起所有人。
　　中国第二个奇怪的地方，用历史学家蒋廷黻所言，“1840年以前，是我们对人家
不平等；1840年以后，是人家对我们不平等”，前后都是“不平等”，惟独缺少一个
双方“平等”，无论是“他们”对“我们”，还是“我们”对“他们”，都在病态扭
曲中。中国人不是自己睡醒的，而是被别人打醒的，这一打，打出了一个民族认同，
是“他们”逼出了一个“我们”。
　　这个逼出来的“我们”，今天还能看到：
　　其一，“富国强兵”不断成为民族最强音，非如此，不能凝聚人心，非如此，不
能振衰除弊。但在“富”“强”之间，往往缺环。比如，“民主”使在上者变易为
“为民做主”，在下者甘心“代我做主”，上下形成某种畸形共鸣结构。
　　其二，既“羡”又“憎”。既“羡慕”他们，又“憎恶”他们。这从今大学校园
上下两端可以看见：老师辈举行汉学、中国学会议，时兴以英语发言，却是用英语声
讨“西方帝国主义”；学生辈上午在课堂内大骂“他们”为“帝国主义”，下午则去
“他们的”使馆门前排队等签证；更有已经赴外入籍者出国再爱国，出国更爱国，忽
然更爱国。
　　其三，以政治意识形态满足心理饥渴。这在文革时期达到顶峰。海外华人隔岸观
火，认同“红海洋”沸腾为大中华崛起，引起当地居民不安，某些地区至今尚留阴
影——当年个别学界精英回国短暂观光，被文革上层笼络，回去后大发高调，配合宣
传。三十年后应该知道真相，却不为当年言论致歉，继续保持文革式爱国高调。
　　其四，新儒家国教诉求。改革开放至今，思想文化呈多元化格局，儒学也在恢
复。少数人急不可耐，欲升儒学为儒家，再升儒教为国教。
　　还可以再举出其五、其六。只要有这些因素在，外交部发言人说再多遍“我们是
和平崛起”，客观效果也会打折扣。这一轮中国经济之崛起，乃“三千年一大变
局”，倘若唤起如此共识，恐怕不是精神文明，更不是政治文明。
　　求“富”变“强”不仅正当而且必要，但是，更重要的是民主共识。国家主席胡
锦涛今年4月去耶鲁大学讲演，曾提及“没有民主，就没有现代化”。“民主”为“富
强”之纲，亦在“现代化”之上。“民主”为纲，方能下联社会，上联国防。
　　下联社会者，不是“均贫富”，而是“均民权”，以“民权”将社会大多数成员
兜底托起，形成内聚之共识。社会有贫富，贫富会转化，而一时一地贫弱者总是大多
数，共识若不从底部兜起，这个社会不被大多数人认同，和谐社会无从谈起。
　　上联国防者，自卫武力当然应发展，但必须以“民生”为底限，以“民主”为上
限。武力倘能践踏“民生”，突破“民主”，听任少数人大放厥词，如“爆发核战，
中国可牺牲西安以东为代价”，如此之“强”就不是“和平与发展”，而是让人惊恐
的“铁血之路”。普鲁士、日本国当年崛起，都走过这条道路，陷民族于内惑，陷人
类于战祸。
　　既“羡”又“憎”，只是一个晚清心态，既丑且陋。那时在挨打中觉醒，刚失落
前一种“不平等”，又落入后一种“不平等”，或为洋奴买办，或呈乱民暴起，难以
建立健康心态。百年巨变，中国已经独立，经济日益崛起，既“羡”又“憎”的客观
基础不复存在，没有理由继续停留于这一丑陋心态。二战后德国成焦土废墟，阿登纳
重建民主政治与市场经济，率战后内阁定期向盟军司令部汇报重建进程，须站立于地
毯之后。阿登纳不亢不卑，留一脚于地毯之后，跨一脚踏上地毯，既承认德国战败是
在盟军占领下重建民主，亦为德意志民族赢得应有尊严。阿登纳是60年前的资产阶级
政治家，60年后中国境遇与当时德国不可同日而语，没有理由甘落人后，听任洋奴兼
拳民之心态交替出现，自毁形象，令外人侧目。
以改革否定文革，虽一字之差，终于解救境内民众于水火，解脱境外华人于险地。如
何维系多民族于一体，确实是大型、超大型国家之难题。苏联解体之前，有奥斯曼、
奥匈帝国之解体，却也有加拿大、美利坚等成功范例。世界历史既有反面教训，也有
正面经验，无论正反，能说明者无非是一常识：多民族内聚之凝固剂重在制度安排，
只有以宪政维系民族，以民主维系人心，才是长治久安之道。
　　儒家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之一支，其伦理部分在汉族农耕生活中留有传统老
根，或可挖掘，亦可发扬；其政治部分，所谓“王道”“仁政”，在最好情况下仅止
于古代之“民本观念”，祈求“圣君明相”；在更多情况下则表现为君权依附，复古
政教合一。倘若公倡为国教，置汉族之外另外五十五个民族于何地？置汉族内部远离
农耕生活的城市公民于何地？置汉族内外基督教、伊斯兰教、道教、佛教等诸多非儒
家信徒于何地？是否以乡村伦理强制城市生活，以汉族少数士人信仰凌驾多民族社
会？
　　前不久闭幕的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公报，列出和谐社会六大要素，排列首位者为
“民主与法治”。寻求中国人民族认同，只能做减法，不能做加法。倘若做加法，每
加一项，即排除一层合法公民，直至最后无可再加，此时最大者翻为最少者，宝塔尖
只剩寥寥无几之寡头；倘若做减法，每减一项，即吸引一层合法公民，减至无可再
减，最大公约数自然浮现，此时最少者翻为最大者，社会底座则扩大为全体居民。
　　当今社会共识的底线在哪里，构建和谐社会的最大公约数就在哪里。我们之所以
成为“我们”，“我们”的精神锚地只是在这里，也只能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