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话语之九：干部群众

时至今日，应该可以做一个基本的定位了。“干部群众”一词曾经的甚嚣尘上，绝对属威权时代的鸿绩伟业之一。威权时代去了么？这不是一个问题。一些威权主义者本身，当然是闭上眼睛不承认天将大亮的事实的。还有一些类斯德哥尔摩症患者，当然也是在惯性地承受并快乐着。

似乎我是一个喜欢望文生义的家伙，哪怕面对的是干部群众。比如，我就不太在乎“干部”一词似乎确凿是从日本国翻译过来的，如同“社会主义”一样的来头。关于“干部”，我首先看到的是那个“部”字。部者，部位也。不过，我并没想到鸡鸭猫狗之类动物，只是，很自然地也很望文生义地，想到了植物哪儿去了。

一棵树。汲取土壤养分且起到固化定位作用的部位，应该就是所谓根部。根部之上，粗大的躯干，能够用作木材的部分，就是我望文生义的干部。干部的末端，一年四季在风中摇曳摇摆的，应该被唤作树枝——只是没人称之为枝部。细枝末节之外，便是树叶——也不叫叶部。一些树还开花，但照例，没有什么花部。

如此看来，一棵树最重要最有用的部位，应该就是干部。当然，苹果树等除外。在中国，房子——尤其是孔庙故宫之类房子——是最重要的，其意义和价值，远大于只配小快朵颐的苹果桑椹之类小东西。不信？你听说过哪些桑椹的价钱高过传说中的栋梁之材啦！那么，一棵树的哪个部位才可能被做成栋梁呢？当然是干部。

中国话语中，即使宏伟如栋梁，依然还是没有“主体地位”的。因为，它们时时刻刻期待的宿命，就是遭遇那些个谁的青睐，斧锯加之，油漆亮之，负重矗之，竖于中厅之，永垂不朽之。经典的中国式社会只有一个人堪称主体，那就是皇帝老儿。其他，无论高官贵为宰相首辅，照样在朝堂上打你屁股。哪怕女官贵为皇后王妃，照样把你打入冷宫没商量。

所以啊，干部也没什么了不起，依然是一个“物化绝对”了的概念。在一个“没有人”的社会里，哪怕你爬到了什么高位，无非，像树上的猴子，朝上看见一排屁股，朝下欣赏一排笑脸。不同的在于，爬得高一些，笑脸比屁股多一些。仅此而已。在那样的链条里，永远不会有真正让人心旷神怡的“平等“二字莅临。丛林社会，丛林法则，厚黑当道，胳膊粗为王。

群众是一个更为通俗的概念。记得，我上小学的时候，报名填表，关于父亲，就有所谓“政治面貌”一栏。记得，我当时填的是“党员”。感觉很良好，因为，有更多的乡下孩子填的是“群众”。其实，“党员”这个填法，从形式逻辑上来讲，还是不够严密。当时，不知道挑这些刺儿，只是感觉良好。

有关“群众”，词典上解释有三：其一，泛指人民大众；其二，指没有加入共产党、共青团组织的人；其三，指不担任领导职务的人。第一个概念属于群体概念，第二第三针对个人身份。不过，即时在一个所谓单位里，真正在那个岗位上的人寥寥无几。再说，“干部”抑或“群众”，仅只一个相对的概念。县里的干部，到了省里，谁还当你是领导？

看1949年以来的宣传画，你便可以知道什么叫做干部群众。一般而言，中间站着的那个满面红光、身材魁梧、做挥手指方向状的主儿，肯定是干部。周遭那些笑容满面、傻乎乎地巴望着指令的，绝对都是群众。那些风格的画作中，群众一般都会比干部们矮一个头。包括深圳那张著名的邓小平画像，还是那种格局。

在威权社会的大框架之内，是不可能厘清“干部群众”两个概念的。正如同，在漆黑的暗夜里，任你段位再高，也无法摸清楚黑白子的差别，更遑论下棋赢棋啦。人类的阳光，当在于公民社会的莅临。在基督教那里，凡人的平等，是在承认上帝的全能的前提下才具合理性的。而在洛克那里，就没有这一条。社会上的所有人，都是独立的利益主体，都有着他人无从取代的主体地位。

换句话说，谁也没有比另外哪个谁高明，谁也不会比另外哪个谁无私。人的智慧或许并不等量，但都会首先用于为自个儿谋福利。于是，即使在道德上，也不存在哪个公民或哪部分公民具备“天然的”抑或“先验的”的优越性。也就是说，并不存在那部分公民必然地具备指令另一部分公民做什么或不做什么的权利。我想，该项假定及其后续的系列推演，才是公民社会所谓“平等”的要义，及其渊源所在。

极权社会及其蜕变形式威权社会的依据，又是什么呢？很简单，在一些人看来，世界上起码存在两种人：第一种人出于他们苦心罗列的种种质素，因而也就具备了指使另一部分人的资格。当然，据说，指使者们都是无限伟大光荣正确的，都是会近乎天然地为被指使者“谋幸福”的。第二种人，天然属于“被指使者”。这些人的毕生使命，就是听命于那些“指使者”。在他们看来，前者通往幸福的唯一坦途，就是听从，而非自主。

这样看来，“干部群众”一说，实在是腐朽得可以。为什么言其腐朽呢？因为，从此说推导下去，世界上便没有了“公务员”这个概念，更没有理想中的“人民公仆”了。同理，也就没有了“人民当家作主”，没有了“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任何法理依据。所有的，只剩下了“干部与群众”抑或“群盲与领导”。曾几何时，中国的午夜，广播里高唱着“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而到了第二天凌晨，便换成了“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了。

如果说中国是需要进步的，那么，进步的前提和标志之一，就在于每一个公民“主体意识”的真正觉醒。每一个中国公民必须意识到，自己的生命和幸福，才是天底下最重要的事情。国家的存在，是服务于像你这样的每一个普通人公民的生活的，而不是相反。任何将“国家”概念神圣化的做派和努力，其中，必然隐藏着巨大的危险。在这个意义上，“干部群众”之类通用话语，也应该走到了它的尽头才对。

中国传统中，并没有亚里士多德及其逻辑学的席位。于是，中国人很不习惯于琢磨定义和概念——包括“国家”这样其实与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及生活息息相关的概念。我们从来不思考国家是用来干什么的，他的基本缘起和功能为何。由是，自甘于群众身份，放弃了对干部的权利，从而，也放弃了自己“国家主人”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