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话语之十：落后就要挨打

即使从宋代“半部论语治天下”算起，中国人的“语录式治理”也由来已久了。赵普还好，我想，起码他应该知道《论语》是谁写的吧。而现在，很多用以经天纬地的语录，大家都在用，却不知是哪位高人原创的。比如，那句“落后就要挨打”。

多亏网络，俺终于找到了一个似乎确凿的出处。据说，最早提出“落后就要挨打”这个命题的是斯大林，他在1931年2月4日的全苏社会主义工业工作人员第一次代表会议上发表的《论经济工作人员的任务》的演说中提出来的，并且作了如下阐述：

“人们有时问：不能稍微放慢速度，延缓进展吗？不，不能，同志们！决不能减低速度！恰恰相反，必须竭力和尽可能加快速度。我们对苏联工人和农民所负的义务要求我们这样做。我们对全世界工人阶级所负的义务要求我们这样做。延缓速度就是落后。而落后者是要挨打的。但是我们不愿意挨打。不，我们绝对不愿意！”

一听这些个耳熟能详的调子，毫不犹豫，我选择了相信。是的，没错，是他说的。如此说来，这句“中国话语”，还真是进口货。不过，多年以来，它已经成功地内化到了国人的价值观念中，说它属于“中国话语”，倒也没错。

之所以诟病“语录式治理”，理由很多。其一，缺乏诠释。比如这句“落后就要挨打”，内中，并没有解释何为“落后”，也没有解释何为“先进”。其二，缺乏逻辑。还比如这句“落后就要挨打”，一些人就会理解成“不挨打就是不落后”甚至“打人就是先进”。其三，懒惰。从两个层面来理解，治理者与被治理者的双重懒惰。

先说懒惰吧。谁敢骑到你头上，肯定是你允许的，甚至属于应邀。乍看去，这话比较地刻薄，比较地缺乏同情心。其实，是事实。大众，并不像一些号称为他们服务的人说的那样是什么“真正的英雄”。真相是，大众是最为懒惰一族。世界本是复杂的，而大众，总是在寻求着一种最简化的解决之道。于是，轻信和盲从，被谁使用最低劣的伎俩给骗个人财两空，一点不稀奇。治理者本不懒惰，也不傻，只是，他发现，用不着那么复杂的设计，于是，听从了懒惰的天性，而已。

再说逻辑。被人打惯了，也打怕了，哪天，不被人打了，便觉着自己不得了啦！头脑，似乎也变灵光了。轻易一翻版，“落后就要挨打”立马换成了“不挨打就是不落后”甚至颇有些“先进”的气象了。最后，自己有了点打人的能耐，便狂呼“打人就是先进”了。苏联不就是那样，在伟大领袖斯大林先生的英明领导下，渐渐“不挨打”了。后来，到了勃列日涅夫时代，到处派兵，到处输出革命，俨然能够“打人”了。当然，苏联的结局，已成为历史常识，俺就不多说什么了。当然，从逻辑上讲，以前的打人者进化了，不再打人，也是一种可以成立的假说。

再说诠释。俺早就写过一篇文字《名词最要命》，说的，就是诠释的重要与艰难。中国人不习惯解词，早在“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时期就埋下了“不争论”的种子。当然，老子是无辜的，后人的愚蠢与懒惰使然也！至于什么是先进，什么是落后？这两个词汇，我素来敬而远之，不敢轻易触碰。从童年时懵懂聆听“全国形势一片大好，不是小好，也不是中好”等大话套话假话开始，在场观摩了太多太多的忽悠套路。之余，只想说，“先进呀，多少落后假汝名而行！” 套用卢梭句。

落后怎么啦？2000年来的绝大部分日子里，犹太人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失却祖国，流离失所。无论基督徒，伊斯兰徒，似乎所有人，都可以把屎盆子扣在他们头上。按照“挨打就是落后”定理，这个民族简直落后得无以复加。事实的另一面在于，正是他们，为这个世界所提供的思想家、科学家乃至银行家，却远超出一些“文明从未断流”的泱泱大国。迄今为止的诺贝尔奖得主，如果按照民族来归类的话，我相信，没有那个民族胆敢比肩“挨打二千年”的犹太人。

哥伦布或许算得上一个英雄，但，那只是狭义的西方世界的英雄，而已！“发现新大陆！”多么狂妄而又无知的说辞。在哥伦布们眼里，直视印第安人于无物。殊不知，他们，才是广袤的美洲大陆本来的主人。玛雅人深邃辽远的天文学造诣，阿兹特克人繁荣已久的城市生活，足以傲视群雄，令自号先进者汗颜。是他们，培植了玉米、花生、番茄、南瓜、马铃薯等一干农作物，他们是世界上最早的贡献最大的袁隆平。直至今日，我们能想像一个没有玉米、没有花生、没有番茄南瓜马铃薯的生活么？

挨打就是落后，打人就是先进，这种混蛋逻辑，再也不能流传下去了。为什么这样说呢？稍微反思一下，不难发现，此种逻辑所传扬的，实质上，属于臭名昭著的“丛林法则”。此种法则的通俗诠释，即“谁胳膊粗就该听谁的”。这句话分明在告诉别人——只有能独裁天下时你才有安全感，被欺负时勿需怨天尤人，自认倒霉即可。如此价值观所能凝聚的，最终，只是暴力团伙，抑或流氓组织。被侮辱与被损害者，只有自甘认命，最终沦为万劫不复的奴隶。

联系当前中国语境，尤其要提防的，当属那种以迷信暴力为实质的“先进崇拜”。过去，我们民族受列强欺负，似乎，由“历史告诉未来”而来的首要使命，便是加强“应对可能暴力”的能耐。于是，“两弹一星”价值的过分拔高，便不难理解。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任何一种价值观所产生的效应，其实，难分内外。即便一些国人世界视野范畴的“假想敌”的确存在，国家意义上的“暴力威慑”在一定历史阶段还需存留。但是，这种缺乏终极价值的逻辑对国人价值观和行为方式的戕害，以及由此而来的在微观利益格局中的负面影响，一点儿也不能忽视。

最后，说说“大国崛起”。国人对“鸦片战争以来”的痛心疾首，早已格式化了。俨然，要不是英国佬打进来，咱天朝帝国将身体健康永远健康，将永远康熙乾隆下去似的。在一些人的印象中，咱本来就是“崛起着”的，只是被外人给打趴下了。于是，咱们得重新崛起，是谓“伟大复兴”。我不反对崛起，对“复兴”却颇为斟酌。只说一句，但愿不要拿“丛林法则”作为葵花宝典就好。因为，在我看来，一个民族是否崛起了，其核心指标只在民生。也就是说，人民的日子过得是否滋润。其它，均为无稽之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