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幻的“太阳王子”——说说海子

一

  说海子为了诗歌、文学而殉，诗歌从此终结了。这种海子“殉诗”、海子是“农业社会最后一位天才”、“最后一位浪漫主义诗人”的论调，多年来重复唱叹不已。我认为，这实在是一种似是而非之论。因为诗歌与诗人不可能因他而终结。即使是在最不见阳光的“文革”时代，诗歌也没有昏睡，在暗夜里歌唱痛苦、盼望黎明的，从来不止北京的几位诗人。
  北岛，除了他“文革”后期“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等几首佳作外，只要看近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北岛诗选》，就可发现，他也躲进了自我神化的鬼画符泥淖里。他写的是什么？只有天知道。从他的作品里，我们看不到他在中国或外国生活的现实，他心灵的激情。唯一剩下的是 “先锋”的外表 。
  舒婷近二十年来，已不见有新的创作，已经成了一个开口闭口“我在德国的时候”和“我刚下飞机”的一位地方作协的领导，一个爱炫耀身份、地位的女人。
　　顾城，一躲到海外的自了汉，他逃避国内的现实，想当世外桃源的“女儿国”国王，这本身就是一种可鄙的梦想。他有精神疾患，砍死谢烨，不能容许她另有另外的选择；他没有杀儿子小木耳，却使他成为孤儿。

  海子精神上病入膏肓，颓废厌世，终其一生，名心未能克服，如此懦弱的人，如何能成为诗人典范？他那些“长诗”究竟价值何在？我至今未见到有能够说服人的论述。    
  尽管农业社会与商品社会有很大不同，文学艺术和欣赏趣味已经变得多元化，但“诗”终究是文学的最重要的艺术形式。关键是，“诗”自身遇到了严重的危机，从思想到形式，从灵魂到肉体！
  顾城、海子只是“诗”本身提出的病象报告之一。顾城有过比较好的创作，阳光春水、昆虫沙滩、童心未泯，也属不易，然而终于走入魔道。他们一半以上的“创作” ，也包括今天相当多作者写的，到底是什么？不要说普通文学爱好者有权拒绝这些毫无规范、散漫无味的“作品”，就是专业的诗歌、文学研究者，也从感性上拒绝它们。所谓“新诗”，今天已成了，也仅仅成了一种混世的游戏。诗人们，首先应该反省自己，而不是怨天尤人，包括说什么“诗歌已经死亡，我们已经堕落”之类空谈！
  新诗被一大群太没有“文学”与“文化”的 “诗人”、 “诗评家” 害到了今天这样人人厌弃的地步。它一半是被不辨妍媸黑白、占据了诗坛主流地位，对中外古典诗学一窍不通，只会拾后现代余唾的人们搞垮了的！
  “愤怒出诗人” ，人人懂得。聂鲁达不是产生于一千多年前的唐朝！辛亥革命与“五四”时期的新旧诗人充满英雄气概。可悲的是，没有比我们这个时代的“诗人”更窝囊的了！也没有一个时代的“诗人”比今天更不学无术，比今天做一个“诗人”更容易（只要会分行就行）和被更人瞧不起的了！诗人的灵魂在哪里？诗歌的比兴、寄托在哪里？诗因何而兴？因何而作？它应该有的感动人心的力量和它相应的形式美又在哪里？
  当然，生了病的幷不仅是新诗，戏剧只剩下辫子之类，小说同样是伪体充斥。今天的新诗可算是一个可怜的乞丐！说它们中的大部分是语言的垃圾和泡沫，不算冤枉！因为中国文学史上还从来还没有见过这样使人败坏文学兴趣的东西！
  诗人，不管怎么说，都应该是最关注人生，最生气勃勃的人。我们看看李白、杜甫、苏轼、陆游、拜伦、普希金、惠特曼、聂鲁达、埃利蒂斯等是何等气象！海子有精神病，有妄想症，是其不幸。我们可以“哀其不幸”，但完全没不必圣化这位身量不高、却留着大胡子、应该说是十分善良但又十分虚弱的小才子。老实说，从他的诗里，我们也探索不出多少“微言大义”来，他实不足以为献身缪斯的人的榜样。
  海子不懂文学本身发展的规律，他以为只要有能写“史诗”的诗人，“史诗”是任何时代都可以产生的。他忘记了“史诗”是民族对于自己幼年的回忆。于是，他和他的朋友骆一禾等一起编造“伪经”，他热衷于创造“史诗”。
  海子出身贫穷，值得同情，这本来没有任何可以值得自卑的地方，可是恰恰使他自卑。自卑的另一面，则是对于不朽声名的狂热追求与妄自期许。这种狂热追求与妄自期许，一旦小有挫折，即容易走上极端。虽然他读了不少西方的哲学与文学，比如荷马史诗、《圣经》、但丁、歌德、莎士比亚、荷尔德林等等，但他在学识和人格上远没有成熟。他艶羡和仰慕不已的是西方史诗纪念碑、凯旋门式宏大叙事的巍峨外表。他在《诗学：一份提纲》的文章里论述了“人类诗歌史上创造伟大诗歌的两次失败”。“第一次失败是民族诗人的失败”，提到的“代表人物”有：普希金、雨果、惠特曼、叶芝、维加、易卜生，说“他们的成功是个别的和较小的”。第二次失败是“碎片与盲目”，提到的属于创造“碎片”的文学艺术家，有卡夫卡、乔伊斯、庞德、艾略特、赛尚、毕加索、瓦格纳、加缪、萨特等人；属于创造“盲目的诗”或“独眼巨人”的，有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肖洛霍夫、“今日的拉美文坛”、美国的麦尔维尔、福克纳，英国的哈代……等等。于是，他得出结论：伟大的诗歌，不是感性的诗歌，不是抒情的诗歌，不是原始材料的片断流动，而是“主体人类有某一瞬间突入自身的宏伟——是主体人类在原始力量中的的一次性诗歌行动”。他断言：“这一世纪和下一世纪的交替，在中国，须有一次伟大的诗歌行动和一首伟大的诗歌。”

我的理解，这个世纪之交的“伟大的诗歌行动”，就是后来他到山海关的卧轨自杀，“一首伟大的诗歌”就是他的“史诗”《太阳·七部书》！
  且不去说他构造的世界文学图景，众神的等级座次以及评价，纯粹是主观臆说和一厢情愿，就是他自己的志愿，又何尝要做一个“感性的”“抒情诗人”？现在那些拼命鼓吹海子抒情短诗的人们，可谓谬托知己！
  为此，他醉心自杀，一心要制造“大诗”，成为不朽的 “太阳的王子”！他在现实中生活得痛苦，死亡对他来说，倒是一个“真实的”光明之境，是“美丽”的。他认为，死亡能使他达到永恒，达到不朽，所以他舍生就死。
  如果把他作为精神病患者看待，他的早死，是一件不幸的事，我们完全应该同情和怜悯；但如果把他作为正常人看待，我认为在1989年的春天为自己的诗名去死，不能不是残酷、猥琐和愚蠢的。
  说昌平——作为大学青年教师海子生活的环境，是海子自杀的原因，是不确的。对海子来说，外部幷不存在多大压力，他对政治、社会不闻不问。主要的压力来自他的内心世界：他寄希望于诗名的不朽，但根本得不到同行的承认；他的女友对他很好，但他不愿结婚，不愿意负一点责任，致使女友不得不离开他。他一味玄想要使自己获得万世荣名，可是现实与理想的距离那么遥远。他一心想惊世骇俗，却只能做一个“平庸”的教师，在昌平（北京政法学院）寂寞地生活。于是他焦躁，痛苦，选择了结束生命。
  九十年代，海子的朋友西川说：“现在五年过去了，海子的确成了一个神话：他的诗被模仿，他的自杀被谈论，有人张罗着要把海子的剧本《弑》谱成歌剧；有人盘算着要把海子的短诗拍成电视片；学生们在广场或朗诵会上集体朗诵海子的诗；诗歌爱好者们跑到海子的家乡去祭奠；有人创意设立中国诗人节，时间便定在海子自杀的3月26日。”（《死亡后记》）更有一些崇拜海子的大学生，在海子自杀地点的铁轨上全体躺卧，模仿海子当日的情景，拍照以为纪念……
  北京大学研究现当代文学的博士，将茅盾拉下，一度将海子和新武侠小说大王金庸一起送上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师”的宝座。这很清楚地反映了我们民族知识分子中的一群人在时代的重挫之下一段自怜自恋的情绪和心态。于是又有一连串“诗人”的自杀，割腕，自沈，跳楼……甚至杀人，共十几位之多。
  然而，诗人的卓越与平庸，不是由最终是否自杀决定的。自杀挽救不了平庸拙劣的诗人，也提升不了好大喜功的诗人。王国维的伟大，在于他开创了现代学术领域研究的新方法和新道路，在于他在文学、历史、考古、语言等方面以及创作上的业绩，不是因为他跳了昆明湖。仅仅是他的《人间词》，同样是哀伤，写得多么真挚，多么深沈，当代的小才子，谁能写得出？

二

海子的诗，可以分两类来认识。他的“长诗”，我在诗集《记忆之树》的附录《坛外谈诗》里说过，是“伪史诗”。它既不是中国的史诗，也不是西方的史诗。中国的史诗，内容散见于神话传说，没有产生相应的形式。要说真正的史诗内容，只能是司马迁的“无韵之离骚”——伟大的《史记》。
  在一个即将步入商品化的、非史诗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以不具备东西方上古史素养的海子，硬要人为地制造“史诗”，结果他造出来的只能是不堪卒读的一个语言怪物，一个塞满意象残骸和语言垃圾的废弃工场。不信，你就读读他的《太阳 · 七部书》等“长诗”吧！
  他的抒情诗，就以被世人推崇不已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祖国 · 或以梦为马》来看，我也看不出特别优秀在哪里？听说前一首还选进了中学语文教科书。他的诗中有多少感情与中国当代人生活于其中的现实相关？至于海子在诗体上有没有贡献？只能说没有。他的长诗和短诗都是“自由诗”。所谓“自由诗”在中国，事实上已经堕落成了没有任何韵律、任何音乐性、任何限制，可以任意胡说八道的一个“诗体”。诗写到了这个地步，新诗自身的危机也达到了顶点，几乎完全失去千万个心灵的共鸣，海子长篇的怪诞玄想又能有什么作为呢？这一点，法国当代诗人贝尔纳·洛林的《与中国读者谈诗》倒和我们有更多共同的感受！（见《法语诗歌论》）
  我宁可读“归来者”们的诗，他们的外在年龄虽然已老，心却不老，还是斗士；海子当时虽然年轻，却是病入膏肓，他的心早死了。热爱诗歌，就是热爱生活和理想，就是热爱生命，我们能全心去爱一个醉心虚名，歌颂死亡的人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