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为何改变不了命运？

上海海事大学女研究生杨元元，用两条系在一起的毛巾，把身体悬挂在卫生间水龙头上，半蹲着告别了人世。这是一种多么决绝的自杀方式，可见其求死的决心是多么强烈。然而，人们不要忘了，短暂的一生里，她在极度贫困之中挣扎，读完本科读研究生，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其求生的愿望原本又是多么强烈。

杨元元自杀前一天，对母亲感慨道："都说知识改变命运，我学了那么多知识，也没见有什么改变。"这句令人心酸的道白，在网络上引起了激烈的争论，读书有用还是无用，再次成为话题。一种知识如果只承诺真知，只对获得真知感兴趣的极少一部分人有利，那么活该它倒霉，落个“门前冷落车马稀”的命运。只有那些能够或多或少满足真知、权力、财富、荣誉、虚荣和骄傲诸如此类情感或需求的知识，才最有可能发扬光大。孔老先生拼命游说统治者接纳其学说，是非常有道理的。

单就此事，在我看来，知识改变命运需要一些前提条件，这些前提条件比知识本身重要得多。

杨元元死于贫困，更死于冷漠。她年幼丧父，母亲含辛茹苦将她和弟弟拉扯成人，却在退休前成为下岗工人，连一个居住的地方都没有了。她带着母亲住进武汉大学学生宿舍，完成了本科学业。到了上海海事大学，校方拒绝为她母亲安排住宿，甚至不允许她进女儿宿舍。宿舍看门人的粗暴对待，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上海海事大学照章办事，不为家长提供住宿，本也无可厚非。然而，面临一个学生的如此困境，校园里也许可以更多一些温暖。比如杨元元上本科的武汉大学，尽力为她介绍勤工俭学的机会，就让她顽强地生活下来了。我之所以说"校园里"而不是"校方"，是因为我认为校园里不应该只有校方，它应该是一个多元的小社会，其中有冷漠的权势，更有温情的援手。而包含校园的整个大社会，就更应该如此。

用传统的观念看，杨元元的死亡的确让人感到意外。不仅她是一位硕士生，她弟弟还是北大的博士生，而且还有亲戚在国外求学。从一个家庭或者一个家族的整体来看，似乎还不至于如此绝望。这种看法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中国正在从传统的家庭保障型社会转向现代的社会保障型社会。在这个转型的过程中，有一些人两头不靠，成为被遗弃的生命。

传统社会里，人并不是单枪匹马跟社会打交道的，而是以一个家庭的名义。社会对一个人的评价中，他背后的家庭要占很大的比例。一个人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对他的肯定是光宗耀祖；一个人干了丢人的事，那也是有辱门楣。另一方面，一个人的生活质量，以整个家庭乃至家族作为保障。不管他是多么地没有出息，只要家庭或家族有实力，都不会过得太差；也有能力很强的人，被家庭拖累而困顿一生。

现代社会中，家庭仍然是很重要的基本单位，但是更多的时候，人要单独面对社会，直接跟社会打交道。像美国总统奥巴马这种拥有"四分五裂"的家庭背景的人，在传统社会的常态中，是不可能当上国家元首的。但是，现代社会中，反而成为一种优势，因为这更能证明个人的能力和见识。相应地，跟传统社会不同，如今应该由社会而不是由家庭或者家族，为每一个个体提供基本的生存保障。最理想的状态，是既认可个体，又照顾家庭。比如在一些发达国家，你向国家交税的时候，国家看你的家庭收入；国家向你提供保障的时候，又要照顾到每一个人。

我们目前的情况有些相反。国家征税的时候，没有考虑你的家庭收入；然而，一个母亲失业了，只能靠女儿带到大学宿舍里居住。在人们的观念中也是如此，母亲自然应该由女儿赡养，即便女儿只是一个学生。他们没有看到，这位母亲工作了一辈子，被下岗之后，连一个栖身之所都没有，这是多么的不公平。一切生存资源都被垄断，这已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相比之下，杨元元以羸弱之躯，承担了社会应该为她母亲提供的保障。

身为贫困学生的杨元元，不仅不应该承担母亲的失业救济，而且自己也应该得到救济。从她的生存状况来看，这二者都缺位了。传统的家庭观念仍然在起作用，但是又没有像过去那样严丝密缝地运行。这种处境之中，一个女硕士生和一个大字不识的乡村妇女所面临的被遗弃感，并没有什么两样。

在当代中国，大城市的膨胀、人口的快速流动以及财富的频繁变化已经极大地损伤了家庭的纽带，在现在，家庭的形式已经减少到最为简单的可能的程度，不用说兄弟姐妹，即便是子女，也已经不太能感觉到应对父母尽责了。那些认为当孝敬父母，使其幸福长寿的人比那些高唱自由平等颂歌的人更加懂得让一个民族繁衍长存的深刻道理。从国家到市政当局再到家庭，这其间的空间过于庞大，缺少相应的社会组织。而在此前，要么是依托于家族的庇护，要么是仰仗着行业提供的照顾，更不用说那种邻里之间的互助可以发挥的巨大作用了。

我们常说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其实这种口号过于功利。只有尊重常识，知识才能改变命运；只有尊重每一个生命，人才方有用武之地。如果说知识改变命运这个理论仍然成立的话，那么它需要把这些东西作为前提条件。否则，杨元元临死前的感慨，还将被人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