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才能通过制度安排，缩小不同阶层之间的差距，从而弥合分歧，化解矛盾，控制冲突，降低风险？
　　近来，“富二代”、“官二代”与“贫二代”、“农二代”等热词蹿红网络。从被指“欺实马”的杭州飙车撞人案，到喊出“我爸是李刚”的河北大学撞人案，从一些地方公务员招考为干部子弟“量身定做”，到大学生举报“官二代”被宁夏吴忠警方跨省拘捕一个个公共事件不断刺激着社会各界的神经，将“官”与“民”、“富”与“穷”、“强”与“弱”的社会断裂与对立展现得淋漓尽致。
　　在这些事件中，当事人的“身份标签”成了不少民众价值判断的主要依据，事实真相以及对错反而成了次要问题。这种看似非理性的社会心理背后，其实是民众对于阶层固化与权力世袭的焦虑与愤恨，尤其是对社会底层人群向上流动日趋困难，而特权阶层权力代际传递不断增强的情绪宣泄。改善社会管理、维护社会稳定，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新背景、新课题。

　　“拼搏不如拼爹”？

合理、充分的阶层流动是社会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源泉，只有实现社会的良性流动，社会才能在飞速前进中保持稳定与平衡。1978年中国吹响的改革开放号角中，社会层面的最强音就是打破了“出身论”与“血统论”对人的桎梏。恢复高考，让无数青年有了改变命运的平等机会，实现了正常的社会流动。正是充分的阶层流动，为30多年的改革开放提供了持续动力和人才支撑。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中国经济转轨与社会转型的步伐明显加快，社会阶层的分化成为必然趋势。中国社科院2001年发布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将中国社会划分为十大阶层虽然引发争议，但是每个社会实际上都存在一个地位较低的社会群体。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我国有没有一个底层群体存在，而在于处在社会底层的人群日趋定型，缺乏改变自己命运的渠道和机会，难以实现公正、合理、开放的向“上”流动。让人担心的是，这种局面没有因为经济的发展而缓解，近年来反而有恶化的趋势。
　　从教育层面看，教育和因教育而获得的技能，是现代社会主导社会流动的最重要的机制。过去，平民或农家子弟改变命运的主要路径是：家庭贫困——发奋读书——考上大学——顺利工作——改变家境。但现在这一传统的底层向上流动模式出了问题，教育产业化带来的教育费用攀升成为“新三座大山”之一。
　　仅在西部一些城市，2010年就读优质公立幼儿园的费用都已逼近重点中学，读大学本科普通专业仅4年的学费就达2万元左右，如果是艺术类专业四年的学费高达6万元。按现价计算，要让子女接受良好的教育，从幼儿园到大学的教育支出在20万元以上。应对这样的“高消费”，工薪阶层父母都压力很大，社会底层人群更是难以承受。近几年，本刊记者每次到下岗职工、无业居民等城市困难群体聚集区走访，大家抱怨最多的除“腐败和社会不公”外，就是“子女教育费用高，无力承担”。
　　同时，高考的公平性也在急剧恶化。一些地方不断曝出保送黑幕、加分泛滥等丑闻，权势、金钱击碎了老百姓心中高考是“中国相对最公平的竞争”形象。在2009年备受全国关注的重庆民族考生造假事件中，被公开点名的造假者父母都是重庆区县的党政领导干部，有的竟然是招办主任。而当年重庆共有6.5万人获得高考加分，加分人数超过考生总数的30%，名列全国榜首。
　　从就业角度看，公平性的恶化程度比教育界更糟。找个理想的职业——努力工作——实现自我价值，是每一个踏入社会的年轻人的自我期许。但给人希望的《奋斗》只是电视剧，现实却比《蜗居》还残酷，就业在很大程度上已沦为“拼爹游戏”，父辈社会地位的高低，掌握社会资源的多少，成为子女就业的决定性因素。一句风行网络的“恨爹不成刚(李刚)”道出了多少年轻人的无奈与叹息。
　　2005年我和同事在采访时就发现，就业过程中的权力代际传递和阶层固化现象已凸显出来，扩招表象下的大学生就业难其实是“无权势、无背景、无关系”的“三无”大学生就业难。我们当时获得的一项调查结果表明：西部某省会公务员队伍中，父母是“公务员”的比例最高，达到33.3%，父母是“普通职工”的占26%，而父母是“进城务工人员”的比例最小，仅占2.8%。
　　可以肯定的是，这种情况近年来更加突出了。从一些地方公务员招考不断爆出的“老子招儿子”、“量身定做”等新闻可见一斑。比如，福建屏南县财政局招聘公务员的条件苛刻怪异，结果符合条件的只有一个人报名，“恰好”是某副市长之女，被网民称为“史上最强政府招聘”。经媒体曝光后，县财政局局长和人事局局长遭停职检查。现在，官员之间互相安排子女就业似已成为“潜规则”，有的还通过姻亲关系进一步巩固联盟，这种“精英复制”、“权力世袭”的情况在县一级尤为突出，形成了错综复杂的裙带关系，这也是县级改革最大的人事障碍。

阶层固化的社会没有赢家

2003年我国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后，物质生活的丰富，汽车等耐用消费品时代的到来，使“中产阶层”成为了社会热门话题，似乎中国人很快就要过上“美式中产生活”。培育中产阶层，推动我国社会结构由“上小下大”的金字塔型变为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现代社会结构，当时成为社会共识。
　　但这样的愿望近年来无疑破灭了。由于正常的社会流动遭遇各种壁垒，被称为“社会稳定器”的中产阶层不仅没有壮大，社会的分化反而加剧了，社会结构呈现出一种底层人群庞大的“倒丁字形”结构，群体之间有着非常鲜明的界限，而阶层之间的误读和对立日渐走强。
　　一起普通的车祸，当事人双方的身份、地位，甚至肇事车辆的品牌都可能决定民众的态度，至于责任认定反而少有人关注。如果肇事车辆是宝马，撞的是普通老百姓，那就成了“宝马撞人案”，立即被民众贴上了“为富不仁”的标签。如果当事人是党政官员或政法干警，那舆论绝对一边倒，任何解释都会被视作“官官相护”。
　　这种阶层间的误读与对立，在2008年哈尔滨6名警察打人致死案中尤为典型。最初，网络民意普遍痛斥警察滥用公权，对学生施暴，要求“严惩警察凶手”。后来，有人散布谣言称“死者有高官亲属背景，为人嚣张”后，受害者身份变成“官二代”后，网络民意立即出现一个180度的转弯，反而为涉案民警鸣冤叫屈，不少网民甚至称“警察打死恶少是为民除害”。
　　当下的中国社会，官员与民众，富人与穷人，精英与草根，体制内与体制外，日益分成界限清晰的“你们”和“我们”，各自的话语体系犹如鸡同鸭讲。既得利益集团垄断各种社会资源，并固化利益；社会底层则抱怨社会不公，极端的平民主义和民粹主义开始露出苗头。人人都认为自己“弱势”，人人都缺乏安全感，整个社会处在一种紧张状态。
　　阶层固化与权力世袭的社会没有赢家，社会也必将付出惨痛的代价。现在，“无权势、无背景、无关系”的80后、90后年轻人一步入社会，面对的就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凭借个人的努力来改变自己社会经济地位的难度加大，他们要在事业上跟“官二代”竞争，在感情上与“富二代”竞争；男人面对的可能是“富士康”式企业，女人面对的可能是“山木集团”式老总，不少人成为漂荡在城市的“蚁族”或“底层知识青年”。
　　青年是国家的未来，他们的世界观与价值观决定着国家未来的走向。如果强烈的不公平感、挫败感与被剥夺感始终左右着一代年轻人的情绪，那么培养出的就是“愤怒的一代”，当他们成为国家主人翁时，可能就是一个“愤怒国家”，在世界上“愤怒崛起”。
　　在阶层固化与权力世袭的社会，精英阶层也是输家。阶层对立使社会缺乏理性、客观、公正、宽容的环境，精英阶层被预设为“坏人”与“恶人”，被贴上各种标签。安全感的降低，使一些有权、有钱人不断将家人和财产转移境外，并拼命为子女谋取更多的社会地位和资源，希望既得利益能千秋万代，世袭永享，永不变天。但这样就真的安全了吗？

以“法”弥合社会裂痕

　　和谐社会绝不是一个没有利益冲突的社会，而是一个有能力解决和化解利益冲突，并由此实现利益大体均衡的社会，而要实现这种调节和均衡就必须靠“法”。
　　60余年的共和国历史证明，一旦法治沉沦，往往就是人治横行，权力为所欲为，社会混乱的时期。因此，1997年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将依法治国确立为治国基本方略。
　　防止阶层固化与权力世袭的关键是建立公平竞争的“游戏规则”，“法”就是规则，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制度面前没有特权。对滥用公权的党政干部，破坏社会公平的人必须依法处理，而不是大事化小，敷衍民意。只有通过对每一起公众事件的穷追猛打，一查到底，让践踏规则的人付出相应代价，才能树立法律的威信，增强民众对法治的信心。
　　目前，在缓解社会矛盾方面有一个错误的倾向，一些官员认为只要加大住房、医疗、教育、社保等民生领域的投入，提高社会底层人群的生活水平，“人民内部矛盾用人民币解决”就能实现社会和谐。但是，钱带不来社会的公平正义，不解决“权力通吃”、“潜规则”危害社会的问题，生活水平再高，财富积累再多，都只是缘木求鱼。
　　历史的经验表明，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伟大的成就是实现了对权力的驯服，把权力关进了笼子。只有实现了依法治权，依法治官，保障公民权利才不会落空，公平正义才能“比太阳还要有光辉”。
　　此外，还要打破各种阻碍社会流动壁垒，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加快城市化进程。统筹城乡发展是今后的一个重点。当前，尤其要防止利益集团扭曲改革，导致“播下龙种，收获跳蚤”的尴尬。比如一些地方农民“被城市化”、“被上楼”等等，看起来是改革，其实瞄上了农民的土地。
　　在各地的户籍改革热潮中，四川成都的理念值得关注。即：尊重农民的选择权，户籍统一不以农民放弃原有利益为代价，到2012年实现城乡自由迁徙，彻底消除隐藏在户籍背后的身份差异和基本权利不平等。不管其改革能否成功，单就改革思路来看，抓住了推动社会流动的“权利均等”核心问题，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浩繁工程，应以此起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