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史”和别人的“鉴”

读陈舜臣《鸦片战争》

　　埋头扎进三卷本的《鸦片战争》里面，我不停地产生幻觉，以为这就是“历史”；等到硝烟散去，从陈舜臣的视野里淡出，我又陷入另一种幻觉中：原来，一切只是“小说”。
　　没错，这就是陈舜臣的历史小说《鸦片战争》的个人阅读体验。
　　陈舜臣，一个中国读者尚觉陌生的名字，但在日本，他却是家喻户晓的“文坛巨擘”，也是日本最有影响的作家，迄今为止已出版160多部作品，获得过日本几乎所有的文学大奖（引自书中作者简介）。更让人意外的是，陈祖籍中国台湾，1924年在日本神户出生。国籍问题曾使他当不上大学教授，最后加入日本国籍才解决了问题。但是，强烈的中国人意识，左右了他的写作，并最终使他以中国题材的历史小说获得日本文坛的尊重。
　　完成于1967年的《鸦片战争》，就是他最负盛名的代表作。
　　以推理小说起家的陈舜臣自己说过：“历史小说多半不就是作者依据史料的推理和虚构的混血儿吗？也许是乱说，但我完全觉得历史小说也包括在广义的推理小说里……历史时代要靠资料及其他来把握，而把握的方法终归不外乎推理。”
　　历史是人类最大的“罗生门”，它的迷人之处，就在于真相的不可知。别说两千年或两百年前的史实，就算是二十年前发生的事，真相都没几个人知道。所以，陈舜臣没有“乱说”，历史小说的写作，的确跟推理小说有异曲同工之处。不同的是，历史资料是由“历史”提供的，历史小说的作者是以史料为路径，通过自己的推理和虚构，试图接近历史的真相——但往往它到达的，却只是部分真相，甚至只是“历史的另一种可能”，历史的全部真相，依然在遥不可及的远方；而推理小说的作者则是自己虚构好一个不容置疑的真相，然后再自己铺设道路、引导读者去推理，最后发现作者设置好的那个“真相”。
　　按断代史的观点，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也是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近代史的肇始。但是，按历史发展的眼光来看，由许多偶然事件点燃的、似乎本来可以避免的鸦片战争，却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我们的历史教科书，往往只专注于控诉“英国强盗”的侵略和扩张，却有意无意地遮蔽了一个史实：以“天朝大国”自居、把一切外国都视为“蛮夷之国”、对内镇压人民、对外闭关锁国、逆世界潮流而行的满清皇朝，也是引发战争的深层原因。
　　皇皇近百万言的《鸦片战争》，陈舜臣铺陈的史料之多，足以令不少中国近代史家汗颜。全书从1832年4月东印度公司的阿美士德号武装商船驶进厦门港试探清国海防开始，至1842年8月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签订结束，以整整十年的每一个重大历史事件为纵坐标，以卷入战争的近百个人物的命运际遇为横坐标，将鸦片战争的全貌由点及面、巨细无遗地展现在我们面前。因为史料的翔实和高超的推理、想像能力，书中对十九世纪中叶中国沿海各大城市如澳门、广州、厦门、镇江等地的风土人情的描摹，如工笔画般，让人仿佛身临其境。这些栩栩如生的小说化的细节描写，反而增加了阅读者的“在场”感，消弥了文学虚构的成分，不时产生如读信史般的感觉。
　　文学毕竟是人学，历史也不过是人所创造的。《鸦片战争》的焦点，仍然是集中在“人”身上。为了全面展现战争的进程，陈舜臣打破了传统小说的单一结构，用他塑造的近百个人物的价值冲突、利益矛盾、情感纠葛来串起每一个历史场景。这近百个大小历史人物，绝大部分是真实的，但令人意外的是，陈舜臣浓墨重彩地描写、赋予贯穿全书重任的主人公，却不是林则徐等举足轻重的历史人物，而是一个完全虚构的人物：厦门富商、“金顺记”老板连维材（或者算上他的老管家、也是林则徐的幕僚温翰）。通读全书，你最后又不得不佩服作者的高明（或曰取巧）之处：正因为是虚构的人物，所以他们可以不受史实的束缚，来去自由，带给我们全知全能的视角，将鸦片战争全景一览无遗。
　　从另一个角度看，连维材就是陈舜臣。因为他不仅完成陈舜臣交给他的“全知全能”的任务，还要代替陈舜臣宣读他的历史观：在东西方文明冲突的大背景下，鸦片战争这场风波是迟早都要来的，对于中国来说，利大于弊；对于日本命运来说，更是有利无弊。
　　十九世纪中叶的中国，就像裹着层层裹尸布的木乃伊，在这“万马齐喑究可哀”的局面之中，中国也不乏具有前瞻意识和世界眼光的开明人士，如林则徐、龚自珍、魏源、严复等，特别是林则徐，他是最早放眼世界、搜罗人才翻译外国书刊的人，魏源编写百卷《海国图志》介绍西方知识，并直接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但是，他们都没有连维材这个虚构的人物看得更远。书中的连维材是一个富可敌国的商人，更是一个具有超前意识的知识分子。他跟老管家温翰看法一致，眼看大清帝国已病入膏肓，却如百足之虫死而不僵，需要来自外部的“杀虫剂”将其彻底摧毁，所以他心中扎根着“破坏的欲望”，并热切盼望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这个“新时代”，也就是中国跟世界接轨，开放贸易，平等对话，甚至成为一个跟英国一样的宪政国家的时代。因了这特殊的爱国观，连维材干着类似于“汉奸卖国贼”般的勾当：为英国商船刺探海防情报充当内应，为英国商人跟中国商行的贸易通风报信，泄露商业秘密，利用财力和影响力想方设法促成主战，最后家产遭受英军及流氓地痞劫掠，他也在所不惜。但同时，他又与林则徐及爱国将领陈化成、关天培等惺惺相惜、肝胆相照，并耗巨资购军火赞助清海防，而当他看到战争中大批清兵惨烈地死去时，又不免心生大悲悯……
　　如果说林则徐一生的努力都是在“知其不可而为之”，连维材则是在“使其不可而为之”。这样的人，别说当时的历史不可能有，就算有，也早就背上“大汉奸”的罪名遗臭万年了。更令连维材死不瞑目的是，鸦片战争只是晚清七十年屈辱史的开始，之后，满清政府并没吸取多少教训，丧权辱国的条约签得顺手，一张接一张，直至倒台。民国开始，又是几十年的内战外侮，再过百年，连维材们盼望的“新时代”，才初见端倪。
　　利用武力向别国输出鸦片，是人类历史上令人发指的罪恶；闭关锁国，则是本国政府对本国人民犯下的罪恶。更令中国人唏嘘的是，鸦片战争没让清政府清醒，却让日本猛醒过来。小说中虚构的另一个人物——全程参与鸦片战争的日本人石田时之助代表了当时整个日本的国民，他站在旁观者的角度，在鸦片战争的炮火中时时想到自己的国家，终于领悟了“落后就要挨打”的进化论。二十几年后的“明治维新”，使日本摆脱了东方文明的桎梏，甩开亚洲其他国家大步向西方跟进，不到三十年便在海战中打败了曾经的“强邻”大清帝国，跟着又加进西方列强的行列，以派遣人数最多成为“八国联军”的主力，再对中国进行掠夺……
　　中国人最喜欢说以史为鉴，遗憾的是，我们的“史”，总是成为别人的“鉴”。但愿这样的“史”，别再重复为好。也许，这便是日籍华裔作家陈舜臣的《鸦片战争》给我们最大的感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