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多少“染色馒头”在风中飞舞？

    上海多家超市销售的小麦馒头、玉米面馒头被曝系染色制成，加防腐剂防止发霉。馒头生产日期标注为进超市的日期，过期回收后重新销售。每天有3万问题馒头销往联华、华联、迪亚天天等30多家超市。
    含有“瘦肉精”火腿肠还如鲠在喉，过期染色馒头又令人作呕，难以想象还有多少垃圾食品被当作美味佳肴畅入人体？
    假如食品安全问题出在生产技术、物流设备、储藏和销售条件等环节上，或许能多了一点情有可原之处。但从已经查实的情况来看，给出的信息是可怕的，这些问题都是人为的故意，是商家连“谋财但起码不能害命”的基本职业精神都不具备了，赚钱可以赚到伤天害理，是惟利是图还是利令智昏？如此吊诡的场景让笔者想到了马克思关于“利益”的经典判断：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得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试想，在利欲熏心之下，消费者的权益保障和生命安全早已被熟视无睹了，有的只是如何攫取更多的利益。
    这可能已经不是一个有关食品安全的问题了，应该归咎于现实社会中资本逐利的无良心态，这种见利忘义的利益追求方式，在许多行业中存在，连与生产利润无关的官场中，权力照样可以作为资本，在寻租中非法获取暴利，这可能就是转型时期的另一个极端表现。

也正是在这种怪象面前，我们的社会出现了“小学生查出鲜蘑菇9成漂白”、“顾客超市卧底”之类的尴尬，但是，一起起的食品安全事件仍让我们难以承受，也才有了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谈食品安全连称“很不好意思”，但是，那些生产者的胆大包天和监管者的屡屡缺位，似乎有让“不好意思”继续下去的意思，上海华联等超市被曝多年销售染色馒头不就是最好的嘲讽吗？
    在食品安全从不曾冷却的议论中，我们分明感觉到了公众的心中之“痛”。“打死我都不会吃，饿死我都不会吃”的“染色馒头”，在笔者看来，是社会道德底线沦陷的明证，是置公众生命安全于不顾的恶例。何谓底线？社会学者孙立平先生说，“底线实际上是一种类似于禁忌的基础生活秩序，这种基础生活秩序往往是由道德信念、成文或不成文的规则、非正式的或正式的基础秩序混合在一起构成的。”比如“不许杀人放火”，应该说这是一种维系社会正常运行的“底线”。放在本则新闻来看，保证自己生产的馒头是让让公众放心吃的，不会影响公众健康就是一种最基本的底线，否则，就是沦陷和失守。
    “染色馒头”背后的一个显著时代特征就是底线失守。靠什么救治“染色馒头”？看似馒头问题实则指向制度和人心。当前，我国食品安全监管监测手段落后，热衷于传统式、突击式、运动式的检查，监管监测工作不能全程化、日常化，导致有毒有害食品的生产与销售趋势于规模化、公开化和合法化。基层卫生监督工作存在薄弱环节，日常监督流于形式。从国外经验看，保证食品安全的最有效手段是加大监管监测力度，想方设法将不安全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这就要求我们改变运动式的治理模式。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思说过：自由市场的经济制度本身有局限性，它的本身并不能保证效率，一个真正能产生效率的自由市场制度，需要有效的法律制度保证外，还需要有诚实、公正、公平等方面有良好道德的人去操作这个市场。如果说，以诚信为基础的道德约束失效或被破坏，社会就会发生信任危机，处于无序状态，就会大大提高交易成本，任何企业和个人都将深受其害。
    如果只是发现了火腿肠里有“瘦肉精”，馒头里有色素，其实不必大惊小怪，问题是极端的趋利心态下，什么行业都可以为了暴利添加点什么。现在知道了“双汇”的火腿肠含有“瘦肉精”，“盛禄”的馒头添加了山梨酸钾和柠檬黄，那么，谁来告诉人们现在的高房价里添加了什么“灰色成本”，采用了哪种“发泡剂”？又有谁来说明医院的高昂药价里含有多少“水分”？这倒不是以恶比恶，而是想说明，食品市场所发生的问题，只是众多无良社会行为中的一小部分。在这个打着“没有信仰”、“拜金”、“浮躁”、“焦虑”等标签的时代，整个社会弥漫着金钱至上和急功近利的心态，由此催生了人们对自己从事的职业不再抱有敬畏，淡漠了应有的职业道德的精神堕落。但这种社会现象不是某个企业的制度本身造成的，而是一种社会风气。在这种社会环境下，即使查处了馒头，能不能保证烧饼、油条的质量？

    对此，笔者的观点是，如果不对无良企业进行惩治，不但无法挽救人心，让诚实守法者受到市场的“褒扬”，相反，更让整个社会陷入不可抑制的底线沉沦之中。这是我们想看到的吗？
    因此，“问题馒头”仅仅是一种病态的体外“疱疹”，不彻查整个“肌体”潜在的病因，类似馒头的“丘状荨麻疹”随时都可以突发。 “打死我都不会吃，饿死我都不会吃”的“染色馒头”，何时才能绝迹？相信这不是笔者一个人的追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