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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何在?
[ 2011-4-14 14:22:00 | By: 瓜哥 ]
 

大师何在?

 

一、变味的封赐
    近些年来大师的称谓在中国的精神领域里遍地开花。我们不时可以看到或听到某某某、某某某被称为大师,诸如国学大师呀,小说大师呀,等等,不一而足。乍一听到这些大师的名字,我们不免感到惊愕。因为不久前,大家还在热议,偌大的一个民族在百年之内怎么没能产生大师?具有反思精神的学人还沉痛地探求产生不了大师的原因。怎么突然一下子认识就掉了个个儿:百年来中国不但有大师,而且多得不可胜数?只小说写作这一行当就有十个,更不要说国学了。
   
面对这些大师,疑问不可避免地堆在我们的眉宇间。是我们过去短视没能发现他们,还是我们把大师看得太高了,所以没能指认出他们来?然而无论我们做怎样的自我检讨,都找不到一个否定过去认知的理由。因为事实很清楚,人物还是那些人物,著作还是那些著作。历史既没有证实他们曾经有过的伟大预言,今人也没有从他们那里发现可以指示未来的思想闪光。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从那些集体性的民族焦虑里我们似乎能够触摸到一点头绪:大师的认定已不在大师本身,而在大师以外的因素。
   
大师的称谓是世界公认的。人们对大师的指认也都出自真诚的俯仰和赞佩,而跟民族、国家、群体没什么大关系。它不会因为你是强国国民,所以毫不吝惜地给你戴上这顶桂冠,也不会因为你是弱国国民,所以悭吝地攥着这顶桂冠不放。人心是公正的,一切都在大师的个人成就。当然大师的荣誉与国家、民族、群体并非没有一点关系。大师在某地诞生的本身就天然地决定了一个国家、民族、群体必然要和他共享骄傲。然而对于一个理性的民族来说绝不会把大师当做自己种属荣誉的装饰,更不会去制作这种装饰。大师的出现从来都是一种自然的现象,它不能自封、而要获得国际的公认。只有在那些民族主义情结深重的地域或国度里才会把大师当做金箔,并对大师的有无产生病态的焦虑。很可能就是对这种焦虑的抚慰吧,一些敏感的学人一步跨越了从无到有的精神大裂谷,抛出了一串串辉煌耀眼的大师的名字。这种抛出还真的起了作用。人们曾有的文化自卑感荡然无存了,甚至连八九十年代那种因出现不了大师而积极反思体制问题的声音也都涤荡得一干二净了。可是虚拟的实现并不是真实的实现。就像卖火柴的小女孩靠想象的圣餐永远解决不了腹内的空虚,近年来的大师梦有点像皇帝的新衣了。
   

二、奇绝的创造者
    要指认大师、尊奉大师,必须首先弄清什么是大师。弄不清大师是什么便喊大师,容易拜错庙,烧错香。
   
大师一词在中国古已有之。但那多半是指在修炼上达到了至境的出家人。随着西学东进,大师一词开始泛指在文艺及其他精神领域里有突出成就的人。现代汉语词典(丁声树主编)是这样界定大师的:“在学问和艺术上有很深的造诣,为大家所尊敬的人。”网络百科(见百度)综合国外的共识,作了进一步的限定:“大师,指在某一领域有突出成就、并且在其他领域都有相当成就的人,大家公认并且德高望重的人。重要在于在其他方面亦有突出成就,不限于某一方面!~ 而专家一般限于某一领域。”这些表述不能说不准,但由于词典的陈述文字具有高度的简练性和概括性,所以要想真正掌握大师的内涵,必须做详细的分解和阐释。
   
大师所以叫大师首先因为他是一个非凡的创造者。和那些按着常规走路的人不同,也和那些热衷于赶风潮的人不同,大师是专一在自己的领域里垦殖新路的探险家、敢于树立自我之旗帜的勇士。所谓新路是指过去从没曾有人走过。所谓自我之旗帜是指这新的创造只是和他自己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任何人都无法取代、也无法模仿。大师的创造似乎可以用下面的话来形容:在他特定的时代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这话确实没有一点夸张。大师是一个时代水平的界标,也是当世的一个顶峰,他的成就具有世界意义,而绝不仅仅是本民族的现象。无论在文学领域或艺术领域大师都是在这种状况下产生的。这时的文学或艺术停滞在前此的范式中。循规蹈矩的作家和艺术家们津津有味地重复着先辈成功的经验,不敢越过雷池一步。他们不但想不到突破和超越,甚至哪怕有一点和传统的创作方式不合,都会引起他们强烈的反对和敌视。只有少数天才人物才能从那些司空见惯的操作里嗅到陈腐的气息并感受到了空前的压抑。他们被创新的欲望所燃烧,热切地追求着一种新的表达方式。这新的表达方式虽然不是对传统的全面颠覆,但也是对它们的大幅度改写,以至让人感到他们是背祖离宗的异端。正像康德所言,这些天才的诞生都是在艺术“已停止进步,……不能再突破之时”(见宗白华译《判断力批判》第155页,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又如杨格所彰显,他们“能从不毛的荒地上唤出繁花似锦的春天”(见刘象愚等译《文学批评理论》第16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像但丁突破了拉丁语写作的界碑,开创了意大利民间语言写作的新天地。像胡适推倒了文言文写作的千年历史,打开了白话文写作的全新版图。像菲尔丁和理查逊中止了史诗和传奇的一统天下,把现实主义小说推向了文学写作的前沿。又如易卜生结束了帝王将相独霸戏剧的历史,将宏阔的市民社会搬上了星光灿烂的舞台。再如奥尼尔淡化了戏剧的行为结构而使意识流成为情节展开的大动脉。我们随便把音乐、绘画史上的任何一个被称为大师的人拉过来,都可以印证这个被普遍认可的艺术真谛。
   
大师所以叫大师,不仅因为他们为一个新时代的创作树立了一个新的界标,而且为为世界范围的后来者提供了一个新的可以师承的典范。用康德的话来说,他们能为新时代的文学或艺术立法,并且无可争议地成为衡量所有后来者成功与否的标尺(见《判断力的批判》第153页)。但丁的创作就促成了意大利民族文学的形成。鲁迅白话文小说的出台,就重建了整个中国未来小说创作的语言模式和结构模式。菲尔丁、理查逊的现实主义小说风靡欧洲,经过长达百年的前呼后拥,终于在十九世纪成为文学创作的主潮。而易卜生的市民剧、奥尼尔的心理剧分别主宰了十九世纪、二十世纪的舞台。
   
当然大师并非都在同一向度上。上述所论作家艺术家能够带来一种新的创作方向,还有的能将一种艺术形式推向完美。同样是现实主义小说,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狄更斯把宏伟的构图和精微的写实发挥得淋漓尽致,形成了各自民族的高峰、世界的典范。同样是短篇小说,莫泊桑、契诃夫、欧·亨利,在有限的文字和精当的艺术描摹里装载进惊世骇俗的深邃内容,成为誉满世界的王者。同样是印象派绘画的代表,高更以自己的素淡引人瞩目,包括同为印象派大师的梵高都把他当做自己崇拜的对象。
   
而不论何种意义上的大师,他们都使模仿者无法望其项背。原因看起来神秘,而其实又无比地简单和真实。那就是:他们属于天才。天才者何?天才具有超常的灵气和悟性。他们对于新艺术或能预先感知,或能较早触到胎动。他们不按规则办事却又能够创造出规则。即使自觉地启动规则,但由于注入了完全属于个人的体味、气蕴与变通,因而也与常规不同,更像是诡谲的个人创造。这种天赋和气质是最为重要的,其创造也是无法模仿的,因为常人不具备他们的天赋和气质。所以在一个时代里大师寥若晨星,永远是少数,能够超越他们的只能是后来的大师。
    

三、思想家与精神领袖的向度
    大师不但是艺术世界的,而且是精神世界的,从某种意义上讲更是精神世界的。
   
我们所说的精神不只是那种支撑大师苦苦进行新追求的东西,特别是他们在自己的艺术里着重表达的东西。精神的重要性恰如康德所言,决定着人们对作品的欣赏程度。一首诗可能是非常优雅的,一个故事可能是非常圆整的,一出戏剧可能是非常有趣味的,可是人们对它们的欣赏又是非常有限度的。何也?它们缺少醉人的精神。相反大师能被人崇仰,就在于他们的艺术里或学术思想里散发着震撼人心的精神。这种精神不是抚摸人们的心灵、慰藉人们的心灵,就是强劲地激活人们走向美好的欲望、抗击黑暗和邪恶的欲望。莎士比亚可称为大师中的大师。他能在几百年的时间里被人顶礼膜拜,一方面是源于他那精美绝伦的艺术,另一方面源于他那伟大的精神,即激荡在他所有作品中的人文主义理想。他一波又一波地冲击着、撕毁着中世纪延续下来的壁垒森严的封建秩序。他面对扼杀人生命的神学,以疾风暴雨般的强度呼喊着人性的解放。在《罗密欧与朱丽叶》里我们听到的是人性自由的声音;在《奥赛罗》里我们听到的是人类平等的声音;在《哈姆雷特》里我们听到的是正义的声音;在《威尼斯商人》、《第十二夜》里我们听到的是博爱的声音……。这些声音不只是在十六世纪的英国呼应着人们心底的渴望,并在后来召唤着欧洲走向现代性的历程,直至现在依然能够燃烧起未开化人类的热切向往。莎士比亚不愧为现代人类的精神之父。另一个世界的顶级大师歌德同样是人类伟大精神的开启者。在《浮士德》里,他以狂飙时代第一人的姿态猛烈地横扫神学蒙昧主义的腐尸,呼吁人性的自由、个体自我的无限张力。他让浮士德走出牢笼般的禁欲主义书斋,清除掉一切原罪感,尽情地满足肉体对异性的渴望;还让浮士德摆脱所有上帝之仆从的蒙昧观念,相信自我的实在性、自我无限可能的创造力,从而走向一个新的、生气勃勃的自我。在保守势力十分顽固、人的自主性受到高度压抑的的德国,歌德热烈地鼓吹这种异教思想,无疑像一颗精神原子弹炸破了神学统治的堤坝。德国人的自主精神、创造精神就是从这里走出来的。由此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大师从来就不仅仅是艺术的,也是思想的、精神的。许多人不但是思想家,还是人类思想史上难得的精神领袖。
   
这一命题对于文学艺术领域里的大师是真理,对于所有人文科学领域里的大师同样是真理。还可以说,这一真理的真切性在所有其他人文科学领域都更强。原因很简单,所有其他人文科学比之文学艺术都更直接地面对理性的表述,面对思想。哲学不必说,它以对世界、对人类的认识为根本。就是历史学和社会学虽然注重事实材料的梳理,但仍然无法摆脱肩负的重任,即在正负的判断中、在褒贬的评说中为人类寻求理想的社会、理想的存在方式。有一种错误的观念支配着相当一些人的头脑,即把对材料或知识的掌握当作一切。以为只要能够通晓百家、熟稔史书,乃至对细枝末节都能倒背如流,便是大学问、便是大家。所谓国学大师大概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被标举出来的。且不说国学这个概念的不科学性,仅从这种认知大师的方式上说就是典型的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它早已被现代人文科学所淘汰。真正的大家不是对材料的积累,也不是对别人的诠释,而是对真理性思想的寻找,包括对某种学术思想的建构。积累的材料再多,学科知识再多,也只能作为学问来看待。而学问,只要刻苦专研,谁都可以做到,它绝不是大师的标志。诚如康德所言:“学问……究竟不能算作天才”,“那些除掉单纯的学习与模仿外不再能有别的东西,将被人唤作笨伯”。(见《判断力的批判》第154页)正因为如此法国的年鉴学派同传统的经院史学作了彻底的决裂。他们在自己标举的旗帜上大力书写六个大字:重理论、重解释、重综合。
   
而举凡那些被称为大师的哲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无一不是思想家,不是独一无二的精神创造者。远的不论,即以近现代那些牵扯着人们神经的人物为例,无不如此。在哲学领域首先映入我们眼帘的是尼采。他完全抛弃了传统的形而上学思路,既不做唯物主义研究,也不做唯心主义研究。在他看来无论上述哪种研究都是对完整世界的切割。哲学应该回到它的原点,即人的存在问题。他甚至不采用逻辑推理的方式构建什么体系,而用语录的方式表达他对人生和社会的感知。由此他抽释出生存的酒神精神、日神精神以及超人精神。由于他把哲学从玄学的泥淖中抢救出来,使其还原为真正的“人学”,因而成为在二十世纪里最有影响力的哲学家。
   
再以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为例。在研究现代社会的起源时他抛开了经济决定论的固有思路,从文化的视角探求了资本主义的生成原因。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的产生和新教伦理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新教伦理鼓励人们创造物质财富。它“认为个人有增加自己资本的责任”,而增加资本也是履行世俗义务——为社会创造财富。因而“在任何情况、任何条件下,履行世俗义务是上帝应许的惟一生存方式”。(分见《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3436页,第60页,三联书店出版,1987年版)马克思·韦伯的研究对于正在走向现代化的我国知识界来说具有振聋发聩的启蒙作用。他至少让我们看到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合理性与合法性,而不是把它当做洪水猛兽来加以抵制。他的研究视角也给了我们一双慧眼,使我们充分认识到文化在人类社会构成中的重大作用,进而把文化研究当做社会学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
   
至于历史学,且不论以宏观研究而著称于世界的汤因比,即以史学家形象出现的福柯,其思想家的特色同样令人惊叹。福柯从微观历史学着眼,得出的却是宏大的历史学、社会学结论,并由此挺进到哲学批判的领域,颠覆了传统的现代社会认识。在《疯癫与文明》中他将麻风病患者作为研究对象。但是他没有简单地把麻风病只看做是一种病理现象,而着重指出它更是一种“文明的产物”。尤其当他接触到社会对麻风病患者的管理时,石破天惊地揭示了一种真实:疯人院就是现代社会的一个缩影,这个社会在科学的名义下对人实施了森严的管制。在《性史》里福柯把性交的系谱学作为研究的对象。可是从性的自由性越来越被禁锢的历史中他让我们窥视到现代社会在理性的旗帜下对人实施的高度压抑。科学、理性一直被当做现代神话来供奉。福柯对它们们的解构是对人类认识的重大爆破。他开启了一种后现代精神,让人们在回视历史的欠缺中重建人类的理想。这一发现有如洪钟大吕的震响,难怪人们把他当做二十世纪最后一位伟大的思想家。
   
总之,人文科学领域里的任何一个大师,都以一个清晰的思想(包括学术思想)来鸣世、警世。终其一生而抽不出一个思想、哪管是研究思想的大师从来没有。就是被人封上了大师的名号,也是徒有其名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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