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点学校政策

按：重点学校，国人再熟悉不过了。我国的重点学校与其他国家在自由竞争之下自然形成的名校不同，许多是在计划经济时代里，为了国家发展经济或者特定阶层的利益，通过行政权力人为地集中教育资源形成的“贵族学校”。直至现在，家长们送礼跑关系、一掷千金，方法用尽只为挤进名校。当然，我们无法苛责家长们的争先恐后，因为几乎没有谁甘于让子女输在起跑线上。但这并不意味着，重点学校的存在是合理的。

前30年：教育公平被国家经济发展目标所压倒

50年代初，中国开始全面移植苏联的发展模式，优先发展重工业。发展重工业，急需高等教育人才。当时教育资源有限，要更快为工业培养人才，面临着选择：是即先普及教育，为更多民众提供教育机会；还是牺牲部分民众的教育机会，先集中资源提高部分学校的质量，快速向高校输送合格生源？那时领导层选择了后者。

1959年，总理周恩来在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说：“在各级全日制的学校中，应该把提高教学质量作为一个经常的基本任务，而且首先集中较大力量办好一批重点学校，以便为国家培养更高质量的专门人才，迅速促进我国科学文化事业的提高。抓住重点，带动一般，是符合教育事业发展规律的。 ”

1962年，教育部颁发《关于有重点地办好一批全日制中、小学校的通知》，明文规定，要求各地选定一批重点中小学，这些学校的数量、规模与高一级学校的招生保持适当比例，高中应全部包括在这类学校内，与高一级学校形成“小宝塔”，并集中精力先办好一批“拔尖”学校。

这种集中资源建学校的思路，早在1952年“干部子弟学校”的建立中有所展现。干部子女学校也是先集中经费，建立设备精良的学校，但又与“重点学校”有区别，它只向达到一定级别的领导子女开放，可谓让领导子女先跑。这只是建国初期干部阶层拥有特殊利益的冰山一角，彼时的中国，并非如一些人所想象的是一个官民平等的社会。

关于干部子弟学校，1952年，政务院颁布的《干部子女小学暂行实施办法》规定，“各级人民政府机关及团体得根据需要，设立干部子女小学”，“干部子女小学的设置、人事配备、经费，由设立机关或团体负责解决”，如限于人力物力不能招收全部机关子女时，“得依干部的职务、工作年限、待遇等条件优先录取一部分；对烈士遗孤，应给予特别照顾”。

据1952年底华北、华东、东北、西北四大区的不完全统计，共有干部子女小学42所，学生13 084人，教职员工2 975人，他们只对本系统的干部子女开放。

干部子弟集中了大量资源，自然比其他学校优异。譬如编制，干部子女小学学生与员工之比为6∶1，而一般大城市小学的这一比例为28∶1，农村小学为35∶1。

此外，京城“贵族”集中一起在上学，一下子就将这一阶层的生活状体集中呈现出来。当时许多家长用小汽车接送孩子。据1954年12月11日（星期六）北京6个干部子女小学的不完全统计，接学生的小汽车共359辆次。（《中国教育公平的理想与现实》，杨东平，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由于干部子弟学校，用民众钱办学却只向领导开放，加之学校呈现出来的“贵族生活”，招致民众不满。1955年10月，中央决定取消各地干部子弟学校。

其实，干部子弟学校不是建国后的产物，其历史可追溯到延安时期的办学经历。战争时期的延安即已出现等级化教育。譬如，当时成立的保育院，就是采取供给制方式重点包办党、政、军托幼机构机关幼儿园。保育院不是所有干部都能享受的，需要一定的级别，并按级别区别对待：边区保育院看护儿童需要核查父母的干部身份和工作单位，有严格的审批程序。孩子父母身份不同，所得待遇差别很大，连孩子母亲的补贴也有很大的差别，内部分化严重。

文革时，社会混乱不堪，教育领域则是奇怪的混合：一方面是“知识无用论”“反智主义”盛行，另一方面，农民教育得到普及和发展，重点学校制度也被取消了。

后30年：重点学校继续泛滥，农村学生宁愿打工

文革结束后，领导层开始大力发展经济。这与50年代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大体方向，经济和工业化成为主导，而领导层的选择也并无二致，教育公平再次被国家经济发展的目标所压倒。

1977年，邓小平作了一系列关于恢复高考的讲话和批示，几乎每次谈话和批示都提要建设重点学校，前前后后约14次。譬如，1977年5月12日，他说：“现在看来，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科学技术和教育整整落后了二十年。……抓科技必须同时抓教育。从小学抓起，一直到中学、大学。我希望从现在开始做起，五年小见成效，十年中见成效，十五年二十年大见成效。办教育要两条腿走路，既注意普及，又注意提高。要办重点小学、重点中学、重点大学。要经过严格考试，把最优秀的人集中在重点中学和重点大学。

1978年，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讲话中，邓小平又说：“学生负担太重是不好的，今后仍然要采取有效措施来防止和纠正。但是，同样明显的是，要极大地提高科学文化水平，没有‘三老四严’的作风，没有从难从严的要求，没有严格训练，也不能达到目的。”；提出要“早出成果，早出人才”，要求“尽快地培养出一批具有世界第一流水平的科学技术专家”。

1978年，教育部制定《关于办好一批重点中小学的试行方案》，提出全国重点中小学形成“小金字塔”结构，并在经费投入、办学条件、师资队伍、学生来源等方面向重点学校倾斜，由此形成国家级、省级、地级、县级的重点学校“层层重点”的格局。

重点学校主要分布在城市。1982年对1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348所重点中学的调查显示，城市243所，占70%；县镇98所，占28%；农村7所，占2%。其中7个省、直辖市的农村没有一所重点中学。

政府对重点中学建设，主要以增加重点中学的附加经费。有学者对某地调查统计得出，重点中学和普通中学在生均教育经费上虽有差别，但并不严重，差别主要来自附加经费。1989年至1996年，该地区3所重点中学共得到855万元附加经费。1996年的500万元被用于为一所重点中学修建运动场。而普通学校却没有得到任何附加经费。仪器设备的投入，每所重点中学所得几乎等于9所非重点中学设备费总和的9倍。

重点学校政策实施不久后，负面影响就日渐彰显，“择校热”“应试教育”被国人所诟病。教育主管部门开始认识到重点学校政策的弊端，于是先向义务教育开刀。1986年，国家教委下发《关于在普及初中的地方改革初中招生办法的通知》，首次规定：“积极而稳妥地取消初中招生考试，并按学籍管理规定，凡准予毕业的小学生就近直接升人初中学习”。1986年，我国颁布了《义务教育法》，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合理设置小学、初级中等学校，使儿童、少年就近入学”，但没有细则解释如何就近入学。 虽然这时国家没有正式文件取消重点学校制度，但是推行小学初中就近入学，在客观上是改革重点学校制度的尝试。

政府推行小学初中“就近入学”无疑是好事，但是实际效果不如预期理想，因为它不是解决教育均衡的手段，反而其实施的前提是学校之间发展均衡。在学校差距极大地前提下，但凡有经济能力的家长们不会“听天由命”甘于让自己的孩子被分配到“差”的学校的。

此外，教育部门还继续集中扶持重点、制造重点，扩大学校之间差距。

1995年7月，国家教委下达《国家教育委员会关于评估验收1000所左右示范性普通高级中学的通知》，决定在2000年以前分批建设并评估验收示范性高中，其思路依然是建设重点中学的思路。

对于重点学校的一个质疑就是，是否成为少数人的特权。这种质疑是有事实根据的。譬如，重点学校要从现有体制取得经费，渠道之一就是“共建费”。政府、企业或机构资助一笔不菲的费用，学校提供学额作为交换。此举将权势部门子女的择校费转化为公款，不需要家长自行出资，对学校也十分安全。譬如当时有调查显示，1996年福州市某重点中学初三的一个班中，科级以上干部的子女28名，占56%。（见彭在羹《重点中学干部子女增多的忧虑及对策 》，教育参考，1996年第六期)

此外，2003 年下半年至2004年初，学者杨东平等人对北京、苏州、宁波等10个城市调查显示，优势阶层（高级和中级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子女约60%在重点中学就读，而低阶层家庭的恰好相反，约60%子女在非重点学校就读，如果再考虑各阶层的人口比例，这种差距还更大，上层子女进入重点中学的入学机会比低阶层子女要高得多。

2006年，新《义务教育法》明确规定：不得办重点学校和重点班。 虽然法律已有明确规定，教育行政部门也有具体要求，但不少地方在具体操作中仍然乔装打扮，偷梁换柱，办起了所谓的“示范校”、“实验班”、“特长班”等等，重点校、重点班实际上是“名亡实存”。 新《义务教育法》禁止办重点学校，效果甚微。

2006年调查显示：60%农村孩子不再继续读高中

重点学校政策催生“择校热”“应试教育”，这已是老生常谈了。近期，媒体报道农村孩子考上重点大学比例在下降，编者认为原因之一就是农村学子初中毕业后就辍学了，根本就没有机会参加高考。

中国青少年基金会秘书长涂猛在2006年曾透露，据青基会调查，60%以上的农村学生在接受完义务教育后，不能接受高中和大学教育而回乡务农或外出打工。这大大地缩小了农村地区的优质生源，使很多优秀的农村学子在初中毕业后就与名校无缘。

现状：农村孩子如果去了一个差的学校，宁愿去打工

为什么他们不继续读高中呢？《长江商报》曾报道一所农村高中的典型衰落过程，从中可以一窥究竟：初中毕业生数量锐减，上当阳一中要交高额费用，考上名校的比率逐年下降，大多数学生选择去南方打工。最近几年，河溶高中能招到的学生数量，只有高峰时的三分之一，市区学校网罗走了全市中考成绩在前两千名的考生。近两年来，河溶高中考上一本院校的学生数量一直为零。而在最风光的时候，河溶高中每年能有数十人考上一本院校，其中不少人考上北大、北师大、武大、华科、南开、西安交大等名校。“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剧，这几年，城乡中学的办学条件差距越来越大。优质教育资源基本集中在城镇，我们这里当然无法比。教育资源的不均衡导致生源质量、效益方面的差异在逐步增大。”

“更要命的是，孩子们都不想读书了。”读书无用论在这个县城的大多数农村蔓延。上当阳一中，在当地是大多数农家孩子的梦想，这个在村民看来才有点城里模样的学校，一般只招尖子生，大多数农村学生去不了当阳一中。再加上这几年河溶高中考上名校的比率在逐年下降。大多数学生想，去了一个差的学校，毕业后又不好找工作，他们宁愿在家长撺掇下，选择去南方打工。

结语：重点学校制度最不合理之处，在于把本应面向全体公民的教育分成三六九等，教育资源优先向重点学校倾斜，普通学校却严重匮乏，用全体纳税人的钱办面向少数人的“精英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