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温州人成不了犹太人

沈阳

从1978年年底算起，经济日益走向开放的三十余年间，中国形成了“温州模式”与“苏南模式”的对比。在中国特色的语境下，苏州模式曾经被认为是集体经济与“大政府小社会”的产物，温州模式则被认为民营资本与“小政府大社会”的产物。在哈耶克所主张的自由市场的自生自发秩序价值观看来，温州模式显然比苏南模式具有更为接近某种普遍价值的意义，因而温州模式曾经被无数爱好市场经济与开放社会的观察家和评论者所津津乐道。

与此相符的对温州人的极高的褒扬也日益流行起来。温州人被称为“东方犹太人”。颇多以温州人为致富样板的管理、励志类书籍被热卖。有社会学家（例如香港的曹南来博士）指出，温州人在价值观上有很重的“我想要获得”及“我值得拥有”的思想。温州有不少企业家为主体的团契、地缘共同体和血缘共同体，根据笔者在温州考察中的分析，温州人利用这些平台所提供的信任为投资和投机的基础，从而取得商业和价值观上的“双丰收”。换言之，温州人“成功”地将各种信任与价值观都当成了投资与各种投机的工具。

可以说，作为中国的东南沿海族群，温州人也有自己鲜明的特点。温州人生意的确做得很大，这与温州人的几个特点有关：首先，中国长期以来并非一个全面控制的国家。当人们忙于办厂开公司，地方官员可以不用直接把手伸入他人腰包而获得财富，于是民营资本获得了巨大的发展空间，从而免于政府的局部控制。其次，温州人的确胆子大，非常勇敢，也可以说勤劳。举例而言，当温州人把商业做到西方国家的时候，他们可以不顾那里的传统生活方式，门面可以从早晨7点开到半夜，直到通宵，也可以在西方人用来聚会和休息的礼拜天营业。在温州人经营的“血汗工厂”里，温州老板经常上班12个小时，还暗示员工也要辛勤工作。当然，这种生活与经营模式也直接导致了温州商人与当地人的观念与利益冲突，前几年在西欧发生的排华骚乱就是其典型的例子。

倘若承认温州人善于经商、投资和投机这个事实，温州人的确就是中国的“犹太人”。然而，温州人只能是中国的犹太人，绝对不会是真实的犹太人。犹太人对人类文明的多样性所作的贡献，是温州人在任何意义上都无法比拟的。且不说新约《圣经》的作者之一保罗是犹太人，在后来的发展中，犹太人产生了一些经典意义上的大思想家，例如19世纪就产生了精神分析学者弗洛伊德、哲学家马克思，20世纪诞生了伟大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温州人迄今未曾产生一个这样的经典人物。当然，这是中国普遍的困境，不独温州人。至少，铁一般的事实证明了温州人并不是真正的犹太人，他们仍然是本色的中国人。在我的印象中，温州人受永嘉学派的影响较深，实用，功利，不重视文化思想与精神家园，所以他们能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中走在时代的前列，得风气之先，却无法成长为精神与文化的贵族。

实际上，由于家园的失去，犹太人在几千年中长期流离失所。靠着自己对律法的固执，以及固执之后在背叛这种传统价值中所呈现出来的标新立异（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有缺乏原则的一面），犹太人在商业上、文化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然而，商业和经济上的这种成功，在一个转型成功的国家，例如今天的美国，的确能为犹太人的标新立异和继续成功创造坚强的保障。在一个转型失败的国家，这种暂时的成功，却难免给犹太人带来巨大的灾难。在一些中央集权制的国家，例如法国和德国，就曾经经历长期的“排犹运动”。二战后，犹太人痛定思痛，通过“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建设了一个以色列国，才稍微扭转了这种局面。这个新兴国家擅长竞争，甚至在全球范围内追杀纳粹党徒。虽然1970年代美国政府曾经支持这样的“法外杀人”，然而，就核心价值观而言，这在盎格鲁撒克逊文明那里是很难被认同的事情。颇有意思的是，今天犹太人所享受的政治文明的成果，却是西方社会给他们提供的。相反，在犹太人自己的“加沙困境”中，真实的冲突并没有实质上解决，这是他们永远的痛。

这就是说，作为共同体精神的塑造，成为“中国的犹太人”，乃至于这样的被肯定，并不是温州人的幸福所在，很有可能是对温州人、也是对中国人的一种捧杀。真实的犹太人的确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地方，也有很多在普遍正义看来不可接受的问题。这些问题是藏之于希伯来文明的历史习俗之中的。因为是一种生活的样式，所以犹太人只能依赖西方体系的荫庇创造自己的幸福。然而，靠西方体系所维系的，一旦这个体系走向暂时的挫折，犹太人的个人奋斗也就走向了尽头。从温州模式的发展路径来看，颇有这种能够同病相怜的际遇。现在温州出现的民间借贷风波，正是同样的问题，以借贷起家，创业，如今也因借贷而成为中国的“次贷”，以至于温总理要专门赴温州进行调研，并专门制定相关政策以应对。

这意味着，作为中国的一个地域共同体，温州人应该反思自身为何成不了西方的犹太人。甚至这样的反思也仍然不够，如果视丛林法则和功利主义为生存依据，成为“西方的犹太人”，温州人又能怎么样？道理很简单，温州的语境不是西方文明，而是中国模式，以及温州人对中国模式的这种温州式利用。例如，土地财政带来的房地产业的巨大发展，刺激了房价的非理性增长，从而催化了温州人财富的极度膨胀。膨胀之下，温州人的心灵秩序和外在的政治社会结构秩序一点都没有改变，于是，该来的灾难仍然会到来，流离失所的人继续流离失所。

类似分析，其实指向了一个关系到人类幸福保障的核心性话题的情境追问：为何温州危机正在埋下伏笔的时候，温州人没有提前预警；为什么做了这样的预警，那些不是温州人的中国人以及地方政府没有制约他们、平衡他们，从而保护温州人。正如西方很多学者一直批评犹太人正在摧毁他们文明的根基，于是号召西方人珍惜自己的文明，保卫自己的文明，也在某种意义上反而更加包容了犹太人的辛勤劳动和标新立异，从而有一天犹太人可以超然地反思并得出结论：原来美国普通民众对华尔街的欲望的这种反对，乃是对华尔街的保护？

对中国人的市场经济建设来说，这是一个充满各种挑战的命题。例如，在中国特色的语境下，苏南模式的一些优秀之处如何被浙江人接受并成功学习，在另一方面继续发扬浙江“藏富于民”的“小政府大社会”优势，并且能够克服犹太人在西方文明挫败时期所难免遭遇的那种苦与痛？在中国自由市场建设走了30多年的今天，这种思考必须被提起来了。

摘自《理财一周报》，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