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耻感到哪里去了？

媒体广告无效，那多半是因为发布方给人的诱惑不足，你看这个广告的投放效果就超出预期：近日，郑州惠济区菜农韩红刚种植的80多亩萝卜滞销，他决定免费赠送给市民食用，善心义举着实可嘉。媒体刊登消息后，引来三万人拔萝卜，场面想来也颇为壮观。只是结果让人大跌眼镜：他种的萝卜是被拔光了，但种的红薯也被偷挖走2万斤，连地边上种的两亩菠菜，也被拔得剩下三分之一，损失惨重。

拔萝卜和挖红薯的人，当然也有给菜农钱的，但为数不多，不成其主流，所以总的来说，“毕竟还是坏人多”。人家白送萝卜，你不致谢倒也罢了，还要偷、毁人家别的财产，这也太没教养了。于是，没参加“拔萝卜”的广大观众见此消息，多感慨“人咋就这么贱呢！”“这地方人的素质好低哦！”

先别指责郑州吧。其实，也不光是郑州那地方存在一大群得空就顺手牵羊的居民，现时作为观众的你或许不会做那种事，但你生活的地方、你的周围，一有机会就“偷菜”的人就不一定少于郑州，他们就隐藏在你身边，说不上什么时候就蜂拥而出。平时见不到，只是由于机会还没到。

那么多人去沾这种小便宜，是因为人穷吗？不是，开着私家车，远路而来，人不会有多穷。对一些人来说，并不是计算着经济上合算才来，而是不想被便宜事落下，游玩中获得“沾了便宜”的心理满足，才是他们“小偷小摸”的主要乐趣。我不否认这里有人性本恶的一面，但我觉得另外深层的一点也许更值得玩味。

中国的社会观念、公众舆论中，曾经将“偷盗”视为奇耻大辱。也许许多人已经不知道，“老旧社会”曾有过这样一句格言：坑、蒙、拐、骗不要抽（鸦片）；吃、喝、嫖、赌不要偷！”这算是当时的一种价值排序吧，对“抽”和“偷”，特别提出了严厉警告。就笔者的常识，普通家族大多规定，当过贼的子孙后代不得进入家谱序列。对偷盗的严重鄙视和严厉家规，反映农耕文明下的制度对物权、产权和家族信用的重视，对个人品格的重视，也是我们这个民族能引以为傲的真正优秀的传统。鲁迅在世那时代，孔乙己混到那个份上，还不把自身困境作为“可偷”的理由，并一再辩解读书人的事不算偷，只是“窃”而已。

那么，这些优秀的精神瑰宝，究竟是什么时候，以怎样的方式远离我们的呢？没有社会人文学者敢去研究“中国当代盗窃史”，没人出科研项目经费，也没地方发布成果。好在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还有人记得，不用进行科研也能说准“客观历史”。

想必大多数人承认，“偷盗”尤其是“小偷小摸”不再被当作和全体祖宗联系起来的莫大耻辱耻，不过是半个世纪间出现的新变化——中国民众失去私有产权且生计极端艰难之际，随着“人民公社化”的实现，中国也就出现了“全民皆贼”的盛况。笔者生于农村长于农村，这样的生活场景实在是太熟悉了。

公社化时期，农民的偷盗，主要是偷庄稼，就算是身处“鱼米之乡”的江汉平原，由于家庭人口多，粮食也不够吃，往往是等不到生产队分粮的时候就断顿了，只好去偷集体劳动的成果，也就是还没熟透的庄稼或饲料作物。这就等于比别人提前多分了粮食，相互一计较，几乎各家都涌现出了小偷。没办法，被逼的，“君子固穷”的古训，抵不住现实的饥饿煎熬。这种情况下，偷庄稼是不是“偷盗”，真值得仔细审视。模仿一下孔乙己名句，“中国农民的事，算偷么？”吊诡的是，家里大人不去偷，往往暗示甚至怂恿小孩去干这个事，我小时候也有过类似的经历。

偷庄稼的人抓不过来，抓了也不好处理，大家只好睁只眼闭只眼。这是潜规则，只能偷，明说明做公然嚷嚷可不成。真摆到桌面上，还得判决偷庄稼为错。所以村民之间有了矛盾，向村干部告发某人就常有偷庄稼这一条，也有的村支书实事求是不吃这一套，当场编一条“毛主席语录”，就把那告状的村民立马震住了——毛主席说：十个社员九个贼，你不去偷你怨谁？这事，是真的！

农村“小偷”遍地，城市、工厂也好不到哪里去。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工人最没出息，基本是做什么偷什么，守着什么偷什么。油厂偷油，纱厂偷纱，烟厂偷烟，食品厂偷食品，偷木材，偷铜铁，偷零件……凡是多少能派上一点用场，能拿动的工具、货物，都往家里倒腾。往城市劳动人民家里扫上一眼，就可以确定家里人在什么厂子光荣劳动。故而，文革结束后出了一相声名段：“外国有个加拿大，中国有个‘大家拿’”。大家一听过耳不忘——这说的就是咱们啊，哈哈哈……好多人就曾经写过类似的比较文章，外企为什么能够红火，管理严格，杜绝偷拿，也是其原因之一。

相信大家明白了这个道理，随产权被剥夺而无产阶级，继而失却对“偷盗”的耻感。可不是吗，一无所有，若仍不“偷盗有理”，那就什么理由都不好使了。“全民皆贼”，这个词看似夸张了些，但比较中国曾经的“全民皆兵”，一点都不夸张。“兵”远不如“贼”多，有点岁数的中国人都知道。

那些偷挖农民兄弟蔬菜的人真的会是些社会底层吗？是“底层”不错，但他们并非处于社会、经济的底层，而是“文化底层”、“德行修养底层”的那种有病的底层。“我是一个贼，来自老百姓”，而今许多有了产的人，潜意识里还是一个贼的定位，还是不能自觉尊重他人之私产，更不可能尊重公有财产。还记得某年天津市曾以万把红伞搞了一个“万山红遍”的行为艺术，结果活动还没结束，那些伞就已经不见七七八八了。笔者由此又联想到去年曾风生水起的有中国特色的“网络偷菜”游戏，很好，进一步将“小偷小摸”娱乐化。现实偷菜和网络偷菜的界限被混淆，实际是在过去“全民皆贼”的基础上演变而来。不能自察耻感丢失，正是没有耻感成为惯常生活的结果。

历史无法逃避，我们大家都背负历史传承。逼促“偷盗耻感”丢失的过程漫长而惨烈，因此，也不可指望用几代人的时间恢复耻感，但，我们必须有这样的警惕性和紧迫感。

多收了三五斗的故事，自市场经济以来，一次次在最弱势的农村重演着，保不准明年还会继续发生萝卜事件。只不过明年的萝卜事件，不是市民哄抢萝卜，而是吃一堑长一智的农民任由萝卜烂在地里。但愿这只是我杞人忧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