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虚构写作”并不能医治我们文学的病痛

石华鹏

眼下，很多人在谈论“非虚构写作”。自从《人民文学》扬起“非虚构”写作大旗、喊出“关注现实”“文体宽阔”“原生态书写”的口号、并适时推出《梁庄》《中国，少了一味药》等作品后，谈论者便将大量赞誉和夸奖，献给了《人民文学》献给了“非虚构写作”，甚至，不少谈论者，还将“非虚构写作”当成了医治中国文学病痛的一味良药，仿佛只要沿着“非虚构写作”的路子走下去，中国文学便会迎来新的春天。

比如，南京师大教授王晖说，“这（指非虚构写作）还可以看做是对当代文学写作方向的重新定位——现实生活比虚构玄想更精彩、经验的故事比想象的故事更迷人、田野写作比书斋写作更本真。”

比如，东北师大教授张文东认为，“都让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些非虚构的写作，的确已经在打破传统文学思维乃至文学秩序的‘新的生机、力量和资源’的意义上，成为一种新的文学可能性。”

……

“非虚构写作”真的药力猛烈、疗效十足吗？真的能成为“当代文学写作方向的重新定位”、“成为一种新的文学可能性”吗？

我看未必。大可不必对“非虚构写作”寄予厚望，大可不必将“非虚构写作”捧上天。过不了几天，所谓的“非虚构写作”，终将成为我们文学世界的一次小小的噱头，很快被新的噱头替代，解决不了什么实质问题。

首先，我想指出的是，无论“非虚构写作”，还是“非虚构文学”，都是一个古里古怪的概念。“非虚构写作”是与“虚构写作”相对应的概念，将“写作”分为“虚构”和“非虚构”，照我们已有的分类，小说是虚构的，即除了小说之外的文体均为“非虚构”， 包含所谓的非虚构小说和新新闻报道，也包括报告文学、传记、文学回忆录、口述实录文学、纪实性散文、游记等文体，既然已经有了如此多的约定俗成的文体类型，再用一个“非虚构写作”将它们纳入旗下，实际上是没什么意义的，既不能强调文体的品质特征——“虚构”与“非虚构”只是“写作”的一种手段一种方式——也不能拓展文体新的种类，况且“非虚构写作”这一文体族群概念针对的只是单一的“小说”文体，彼此很不平衡，很不对称，所以说“非虚构写作”是一个古怪的概念。据说，“虚构”与“非虚构”是美国畅销书排行榜的一种分类方法，这样做，是方便读者查看和购买，就像超市里的货架分类，这里是饼干，那里是快速面。我倒觉得这种分类更靠谱些，“虚构写作”与“非虚构写作”是一种标签，一种方式，它并不构成“写作”的实质性的内容和效果。换句话说，“虚构”和“非虚构”的概念更适合作品，而不适合作家的“写作”这一行为。

再说了，“写作”是一种内心的精神活动，是借用文字符号外化的内心活动，哪里是虚构，哪里是非虚构，又怎能泾渭分明地一是一二是二地划分开来，就算来不得半点“虚构”的历史教科书，也是著史者眼中的一种“非虚构”，何况本来是供人驰骋内心的“文学写作”，又哪里能用“虚构”和“非虚构”的枷锁将“写作”捆绑起来呢？俄罗斯作家阿·托尔斯泰说了一句更极端的话，他说，“没有虚构，就不能进行写作。整个文学都是虚构出来的。”我赞成这种说法。

《人民文学》高扬“非虚构写作”大旗，谈论者“鼓吹”“非虚构写作”，我能理解其中包含的潜台词——我们的作家躲在书斋里久了，脱离了火热的现实，丧失了对现实的痛感，作品也便失去了关照和参与现实的能力，写作资源重复和枯竭，虚构的想象力不及现实丰富、有力，为了医治我们文学的病痛，为了拯救我们的作家，所以必须喝下“非虚构写作”这碗药汤，扬起“非虚构写作”这面旗帜。所以，《人民文学》的“非虚构写作计划”命名为“人民大地·行动者”，目的是“吁请我们的作家，走出书斋，走向吾土吾民，走向这个时代无限丰富的民众生活，从中获得灵感和力量”，并“特别注重作者的‘行动’和‘在场’，鼓励对特定现象、事件的深入考察和体验”。

在这面旗帜下，我们收获了《梁庄》《中国，少了一味药》《词典：南方工业生活》等广受人赞誉的“非虚构写作”作品，以此来佐证“非虚构写作”的成功。这一成功，让张文东教授得出新的结论：“我认为非虚构是一种创新的叙事策略或模式。”也就是说，“非虚构写作”已经脱离了我前文提到的作为概念和文体分类的“非虚构”，而成为了一种“叙事策略或模式”——“用‘行动’来发现‘真实’，用‘在场’来代替‘虚构’”，换句话说，“非虚构”不再是一种写作手段，而是作为写作本身而存在，而是作为一种写作的价值观而存在。

我并不认同这种夸大“非虚构写作”的说法。“行动”和“在场”作为“非虚构写作”的两大具体表征，在“虚构写作”中也是存在的，即使一个作家躲在书房里，或者像博尔赫斯那样一辈子躲在图书馆里，他也是火热生活的“在场者”和“行动者”，尽管他“虚构”着小说中的人物，但他笔下人物的“行动”和“在场”无不显示出巨大的物质真实和精神真实，“非虚构写作”标榜的“行动”和“在场”的优势，仍然是一种目光短浅的说法，事实上，很多名垂千古的小说家和他们的小说作品，诞生于书斋或者封闭的自我空间，所以说，“非虚构”并不足以构成新的叙事策略。甚至，过分地强调“非虚构写作”这种写作价值观，倒显出“概念空转”和“伪命题”的特征来。

再从这些受人赞誉的“非虚构写作”作品来说，它的文学价值是否就大得惊人，文学成就高不可攀呢？我看未必。无论《梁庄》还是《中国，少了一味药》《词典：南方工业生活》，它们的着力点停留在告诉我们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等事件的描述上——某种程度上说，这些仍没脱离深度新闻报道的范畴——尽管文中也渲染人物，强调人物在这些事件中的表现，但人物仍被事件主导着，被事件牵引着，成为事件的附庸，所以这样的叙述导致的结果是，“事件”大于“人物”。伟大作品，一定是被“人物”主导着的，而非事件，仅从这一点来说，这些“非虚构”作品给我们的感动只能是一时的，它无法穿越时光进入文学经典的殿堂，带给我们及其我们之后的人永久地感动，因为发生在这个世界上的大部分事件都会被尘埃覆盖，都会“死”去，被人遗忘，只有以“人”为主导，写出了“人”和“人的命运感”的作品才会一代一代“活”下去，像《堂吉诃德》《哈姆雷特》《孔乙己》那样“活”下去。

正是因为“非虚构写作”强调“行动”与“在场”，而“行动”与“在场”是用时间的长度来衡量的，时间的结束，便是“行动”与“在场”的结束，注定了这些作品的“事件性”大于“人物性”，“人物性”即人物的命运感，它是个漫长的时间过程，这个过程的完成只有仰仗“虚构”去完成。

无论把“非虚构”作为“写作”的表达手段，还是价值观策略，都不能保证作品是否具备卓越的“文学性”和“经典性”，那还如此强调“虚构”与“非虚构”干什么呢。王尔德说，“书分两类，写得好的和写得糟的，仅此而已。”那么“写作”当然也只分两类，写得好的和写得糟的，至于再提是“虚构写作”还是“非虚构写作”，已经没什么意义了。

由此，把“非虚构写作”当做医治我们当前文学病痛的一味良药，并预言“非虚构写作” 能成为“当代文学写作方向的重新定位”、能“成为一种新的文学可能性”的说法，也只能是文学界短暂的喧哗与骚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