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0/5/8，法兰西文豪福楼拜离世。天才作家米兰·昆德拉言：＂直到福楼拜的出现，小说才终于赶上了诗歌。＂ 其名著如《包法利夫人》、《情感教育》。李健吾先生叹：＂斯汤达深刻、巴尔扎克伟大、但是福楼拜，完美。＂在福楼拜先生辞世百三十余年忌日，推荐阅读止庵先生谈福楼拜的文章《俯视人间的完美主义者》，向伟人致敬。

俯视人间的完美主义者

马丁·赛莫尔–史密斯在《欧洲小说五十讲》中说：“以下说法无可非议：福楼拜是‘当代小说的真正发明者，是十九世纪中期以来最重要的技巧进步的源泉。’”我们可以把小说史分为“后福楼拜”和“前福楼拜”两个阶段，此后的作家因为他——具体说来，是他那纯客观的叙述方式——获得一个新的起点；拒绝由此出发，也就等于倒退。而我们再来读此前那些作品，觉得不很习惯，因为作家介入太多；这正是认同了他的眼光。福楼拜的影响首先来自于《包法利夫人》。虽然他所阐述的原则：“激情成不了诗。——你越是突出个人，你越是没有说服力。”（一八五二年七月六日致路易斯·科莱）在《情感教育》中体现得更其彻底。然而走向“激情”的反面，隐蔽个人，以所展现的生活本来面目取得最大“说服力”，在福楼拜也只是一种表现而已。纯客观涉及写法问题，的确重要；同样重要的是他为何如此写法。

多年前我读《包法利夫人》，印象最深的是包法利夫妇之死。包法利夫人吞食砒霜，死得何等艰难，实在不堪折磨；包法利先生却无声无息地突然死掉了。二人下场是一样的，而又如此不同。我想这里一定特地有所安排。也就是说，在纯客观的表现后面，福楼拜对他们自有看法。小说写作期间，作家写信给路易斯·科莱说：“《包法利夫人》本应是我的一次很好的锻炼，今后却很可能逆反成灾难性的，因为我将会极端厌恶——这显示出我的意志薄弱和愚蠢——写庸俗环境的主题。正因为如此，这本书写起来才这么困难。为了想象我的人物并让他们说话，我需要做出巨大的努力，因为我对他们深恶痛绝。”（一八五三年八月二十六日）包法利夫妇无疑在“深恶痛绝”之列。也许包法利先生这样死，因为他无关紧要；包法利夫人这样死，因为她罪孽深重。

当然福楼拜绝不是道德家。他不在社会层面，而在社会层面之上去看待这一切。包法利夫人的罪是不甘平庸；包法利先生也有罪，他的罪是平庸。但是在平庸与不甘平庸之外，作家并不提供别种选择。他并非要在“环境”中划出“庸俗”的一块，表示深恶痛绝；在他看来，一切环境都是庸俗的。包法利夫妇活得毫无意义，始终如此；即便死也不能赋予意义。包法利夫人死得艰难，只是她一生艰难的组成部分而已，她无法轻易获得解脱。同样，包法利先生也无法享受死可能给他带来的引人注目。——听说福楼拜有“包法利夫人就是我”一语，似乎足以动摇以上说法；然而据雷纳·韦勒克著《近代文学批评史》记载，此乃后人假托。即便福楼拜真的讲过，大概也只能从深入体验角色即前引信中所说“我需要做出巨大的努力”来理解。他对于包法利夫人毫无同情，就像对小说中其他人物一样。前引信中还说：“我感觉荷马、拉伯雷、米开朗琪罗、莎士比亚、歌德似乎显得冷酷无情。”在这一点上他认同他们。

福楼拜不止一次表示过类似意见：小说家应该像上帝那样，创造而不议论。这固然可以解释何以采用上述写法；但也提示我们，作家的立场与众不同。他以一副类似上帝的眼光俯视芸芸众生。在《包法利夫人》里我们看到这副眼光，在以后的《情感教育》和《布瓦尔和佩库歇》里同样处处看到。前引信中还说：“依我之见，艺术的最高境界——也是最困难之处——既非令人发笑或哭泣，也非让人动情或发怒，而是像大自然那样行事，即引起思索。因此一切杰作都具有这个性质。它们看上去很客观，但却颇费琢磨。”福楼拜的艺术，从根本上来说，是诉诸理性而不是诉诸情感的，至少他自己希望如此。其间的差别在于停留表面，抑或深入本质。福楼拜之所以超越于所处年代而又影响了后来世纪，关键即在于此。所谓“上帝的眼光”，也就是从本质出发的理性的观察方法和认识方法。

不过纵观福楼拜所有作品，以上所说仍不足以概括他的全部。亨利·詹姆斯在《居斯塔夫·福楼拜》中说：“从才智方面来看，他是由两个完全不同的部分组成的，即对现象的感觉和对浪漫的事物的感觉。而他的作品，根据我们现在的认识来看，就是如此干净利落、生动鲜明地划分成为这样两个部分的。……这二元性以它明确的作用把《包法利夫人》和《情感教育》放在这一边，而把《萨朗波》和《圣安东尼的诱惑》放在另一边。”所论至为透彻，但须补充一点：上述两组小说，他是交替写作的。福楼拜所深恶痛绝的东西，令他无法长久忍受。他要用“对浪漫的事物的感觉”来调剂一下“对现象的感觉”；虽然就感觉能力而言，两者都敏锐饱满。完成了《包法利夫人》，他要在《萨朗波》里透一口气；这样才能回到《情感教育》，然后又要去写《圣安东尼的诱惑》。福楼拜所面对的世界，比我们的现实世界要大得多。

作家说：“《包法利夫人》的好处在于，它必将成为我的一次艰苦的智力锻炼。我该进行真正的创作，这是很罕见的。但我会扳回分数。但愿我能按我内心的愿望找到一个主题，那时我会走得很远。”（一八五三年七月八日致路易斯·科莱）所指就是取材于历史传说的《萨朗波》。相对于《包法利夫人》和《情感教育》黯淡无光的现代生活描绘，《萨朗波》是一部浓墨重彩之作。虽然沿袭了《包法利夫人》纯客观的写法——这也就是作家所说“它必将成为我的一次艰苦的智力锻炼”的意义所在，而且照样写得辛苦，却给人得其所哉之感。与此类似的是《圣安东尼的诱惑》。

亨利·詹姆斯所说福楼拜的两个部分，其间距离甚远；即便同归一类的《包法利夫人》和《情感教育》，《萨朗波》和《圣安东尼的诱惑》，也有很大差别。只有短篇小说集《三故事》，把自己一生的创作浓缩其中。一位作家的作品，我们读得多了，基本明白他的路数。当然有的宽些，有的窄些；但是题材，主题，构思，写法，乃至所塑造的人物类型等等，总归有个方向。说是突破自己，也有一定限度。这番话不大适用于福楼拜。他不愿意重复自己；在一个方向上达到极致，就掉头转到另一方向。上述四部长篇小说，加上未完成的《布瓦尔和佩库歇》，分别在五个遥遥相对的顶点展现着他。他的作品虽少，但是天地极大。向来有种说法：福楼拜较之巴尔扎克，完美过之，广大有所不及；其实未必如此。巴尔扎克广大在作品之中，福楼拜广大在作品之间。

马丁·赛莫尔–史密斯说：“虽然也可将《包法利夫人》看作一部悲剧，这样看更有意义；但是，它只是一部悲观主义的小说。”同为不幸结局，后者绝无崇高之感，只是微不足道罢了。作家曾说：“我认为，我们能为人类进步做一切或什么都不做，这绝对是一回事。”（一八四六年八月六或七日致路易斯"科莱）这话可以形容《包法利夫人》，而形容《情感教育》就更恰当。米歇尔·莱蒙著《法国现代小说史》说：“在《包法利夫人》中，浪漫主义情调受到了嘲弄，但在《情感教育》中却并未出现浪漫主义情调。由于缺少这种情调，这部小说反而获得了力量；它能够使人感到这一切是现实生活中常常发生的。然而在现实中却什么也没有发生，而只是生活在进展。”回到福楼拜的话，“我们”具体说来就是包法利夫人和弗雷德里克·莫罗等，而“人类进步”则是他们所苦苦追求的东西。《情感教育》结尾，年华老去的弗雷德里克与其伙伴戴洛里耶一起慨叹，一生中“最美好的经历”只是十五岁时没有成功的一次寻花问柳，而那是整个情感历程开始之前的事儿，此后他们命定要没有意义地度过没有意义的一生。相比之下，唯一有意义的是时间；人物——无论弗雷德里克也好，他所爱恋的阿尔努夫人也好，处处与他性格形成对比的戴洛里耶也好——在时间中白白丧失了自己的一切。正如米歇尔·莱蒙所说：“就他（指弗雷德里克）的境况而言，在生活中的失败也许还不是最可悲的事；最可悲的乃是他几乎再也不能尝到这种失败的滋味。”这个结局其实无异于包法利夫人以及包法利先生的死。福楼拜的“上帝的眼光”需要一个结局；或者说，这一眼光正是从结局注视着人物为一己愿望所驱动，却难逃失败的命运。

从这个意义上讲，《布瓦尔和佩库歇》未能写完，福楼拜死不暝目。这部小说构思、写法与《包法利夫人》和《情感教育》大相径庭，从作家的立场考虑却是顺理成章的。“上帝的眼光”最终——也是在最高意义上——需要一个包容人类与世界的题材。所以他说：“有时，想到这本书意义无穷，自己都为之出神。”（一八七七年六月六日致卡罗琳）《包法利夫人》中曾经描写包法利先生研究治疗跷脚手术，白白断送了患者的一条腿；《情感教育》里则有一位志向屡屡变更的画家佩勒兰，他们都是那两个誊写员的先驱。布瓦尔和佩库歇一门接一门地研究学问：农业、园艺、果木、化学、解剖、生理、医学、天文、博物、地质、考古、历史、文学、戏剧、语言、政治、体育、通灵术、催眠术、哲学、宗教、神学、骨相学、教育、社会学……然而一事无成。“他们总是那么热情洋溢，可总是面临越来越深的敌意和困惑不解。”（西利尔·康诺利《现代主义运动》）小说因福楼拜突然辞世而中断，使人觉得此种徒劳无益之举，似乎无尽无休。这当然不是作家的本意。根据他留下的提纲，二人对此感到厌倦，于是重操旧业，誊写了一册“固有概念词典”。作家曾经说：“要从全书才能看出意义来。”（一八七七年十月五日致左拉）正如弗雷德里克与戴洛里耶那样，布瓦尔和佩库歇最终也要退回起点。在此过程中，他们也要丧失一切。

这是一部关于愚蠢与无知的百科全书。福楼拜称布瓦尔和佩库歇为“两个老好人”；他们是漫游于人类文明领域的堂吉诃德，探寻行为与所探寻的对象同样毫无意义。《布瓦尔和佩库歇》又是一部“悲观主义小说”，而且对福楼拜来说，诚为这一方向的集大成之作。虽然被米歇尔·莱蒙看作“小说之外的作品”，——大概因为其中人物和场景的安排，已经不再依循诸如性格和因果关系之类自身规律，而完全服从于主题的需要。然而按照福楼拜所说要“引起思索”而非“令人发笑或哭泣，也非让人动情或发怒”，这么构思并不出人意料。这是一部“观念小说”。出人意料的是如此包罗万象的构思居然能够付诸实现。作家自己说：“得是疯子，而且要有三倍的疯癫，才会去写这样一本书。”（一八七二年八月十八日致罗婕夫人）为做准备，他曾阅读不同学科的一千五百种著作。亨利·特罗亚在《不朽作家福楼拜》中讲，遗稿于作者身后面世，“拜读之下，死者的友人甚感惶惑，但俱称是大师的绝响。”这回《福楼拜小说全集》中译本出版，我们得以首次读到《布瓦尔和佩库歇》，震惊之感一如特罗亚的描述，虽然其间已经隔了一百二十多年。这是一部令人无法企及的书。它给我们前述议论提供了一个向度：不愿重复自己的福楼拜，想走多远就走多远——除非死神降临，打断这一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