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师为何过着“挣扎的人生”
有一份深深愧疚,多年来深植我心。每次触碰,都有一种难言隐痛。那是十年前,我是一名高中教师。有一天,在上完一节语文课之后,我轻轻放下教鞭,走出教室,走出校门,再也没有回头。
从那以后,我成为一名记者,辗转于中国很多城市。有无数个夜晚,我都想做一件事,那就是再回到那个教室,对着那群天真的学生,深深地鞠躬,真诚说句“对不起”。人生很多事,都回不去了。这辈子,我的职业人生,注定永远背负着这份深重的愧疚。
现在,我也想说,在离开校园之前,我在经历着一段挣扎的人生。家境贫困,母亲生病,工资单薄,精神困顿,让我当时怀着痛苦与愧疚,告别校园,投入收入稍高的媒体。这十年,每到教师节,我都会在报纸上写文章,希望有更多人去体察中国教师的尊严与权利,关注他们的人生和命运,希望他们告别那种“挣扎的人生”。
“挣扎的人生”到底是怎样的呢?不久前,发生在河北馆陶县第一中学的高三班主任自杀事件,在我看来,就是最具普适性质的标本。未满30岁的教师赵鹏,在收到当月1450工资这一天,选择服毒自杀。这份工资,就是他当月所有收入。在他留下的遗书中,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妻子和不到两岁的孩子。
“活着实在太累了,天天这样无休止的上班让人窒息,所领的工资只能月光。我决定以这样的方式离开这里”,在遗书里,赵鹏这样写。这位年轻的高三班主任到底有多累?早上5点40分,他得醒来,赶到学校与学生一起跑操,晚上到10点左右,他才能回家。每个月,学生放假休息一天。这一天,老师得用来批改月考的试卷。这种“格式化”的生存,让很多老师感叹,“我们工作就是全部,吃饭睡觉都是为了工作。”
这是赵鹏的人生,也完全就是我十年前生活的翻版。在中国,没有做过教师的人,很难懂得教师拥有的竟然是那样逼仄的人生空间,包括现实的,也包括精神的。许多年来,当教师待遇差被无数次呼喊到了让人麻木空洞的时候,人们慢慢开始产生一种错觉,以为今天教师已经拥有体面的收入了;在教育腐败一次次触目惊心地展示在公众面前之后,教师却慢慢成为这背后体制积弊与权力失范的替罪羊了。
没有做过教师的人,有时是不适合谈教育的。当我们感叹这一代“听话的学生”失去自由精神与独立人格的时候,我们可能没有想到,他们背后站着的其实同样是一代“听话的教师”。许多年来,对师德过度开发,对教师权利过多掠夺,让教师背负无限责任,渐渐已经改造了这代教师的人格,让他们离真正的现代公民越来越远,而是守在那四角天空里,想象外面世界的精彩,却又没有能力与勇气,走出去呼吸更加开放的空气。
于是,中国教师就这样过着“挣扎的人生”。他们抱怨,他们敏感,他们自尊。这些年,我只要与还在做教师的大学同学以及旧同事聊天,就一定会听到他们在诉苦,在喊累;我曾撰写过许多篇褒扬教师的文章,但哪怕极尽理性批评一个所谓的“禽兽教师”,在网上也一定会招致很多教师反驳甚至是辱骂。今天的中国教师,绝不止是在艰难的现实生存中挣扎,更多还是在精神空乏与理想缺失之中,让疲乏脆弱的灵魂找不到出口。
“当过去不再照亮将来时,人心将在黑暗中徘徊。”法国人托克维尔曾这样说。十年前,我就曾耳闻目睹太多教育权力对学生的无耻掠夺,以及对教师的种种尊严伤害。直到今天,我绝对自信,我是当时最受学生喜欢的个性教师。而个性的最大体现,也不过就是敢讲几句真话,敢于对教育权力说不,敢于批评相关教育制度。在中国,挑战权力与体制的结局,往往就是被孤立,被不容。所幸我那时因为写过一些文章,被一些媒体接纳。而更多教师长年机械地照本宣科,已经失去到其他行业谋求更好人生的能力了。于是,只能在生存艰难、精神困厄、权力控制的多重挤压中,无处遁逃,几近窒息。
在今年高考即将到来之际,我们不希望一个高三班主任的非正常死亡给广大考生带来心灵冲击。但是,一个生命死亡的代价,却又足以使我们看到这一代教师的人生困境。没有健康的教师,哪里健康的学生?没有健康的教育,当然也就不会有健康的教师。那么,面对中国教师“挣扎的人生”,现在也同样到了最迫切的时候,去反思到底为什么要把教师人格改造到远离独立与自由,让他们无法成长为有民主与法治精神的现代公民,来捏卫自身的休息权、健康权;让他们无法在民主与法治的轨道上,去拥有自己应有的待遇与福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