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人背后的时代

今天，上《甘地被刺》这则新闻。由于年代较远，花了一些时间和孩子们交流圣雄甘地其人其事。他先后在南非和印度领导当地人民与统治者抗争，最终迫使官方作出了让步。印度获得独立后，他被尊为“圣雄”。甘地把印度教毗湿奴派的仁爱、素食、不杀生主张同《圣经》、《古兰经》中的仁爱思想结合起来，并受梭伦、托尔斯泰、鲁斯金著作的影响，最终形成了一整套非暴力主义的理论。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主张用和平的合法手段取得自治，可以说印度最终独立，有赖甘地领导的这一运动。有孩子当时就很好奇地问，什么是非暴力？他们不会被砍头吗？这种抗争也能成功？

我很能理解，在我们这种文化背景里长大的孩子会有这样的疑问。事实上，让英国人低头的，不是甘地的力量，也不是他的什么人格感召，英国人也不一定担心他绝食而死会产生什么不良后果，自己的武力还强大得很，愿意服从的奴才也多的是，真正让英国人后退的，是民主，是自由，是他们宣扬的、并借以战胜法西斯的文明理念。据我读到的史实，丘吉尔首相其实并不愿归还印度，之前还毫不客气地镇压了印度的暴动，是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劝说，让他最终改变了心意，这场非暴力运动才得以成功，圣雄甘地才得以成就美名。

记得伽利略在向罗马教庭认罪后，他的学生安德雷亚指责他是个懦夫时，伽利略非常平静地说，不，需要英雄的国家真不幸。伽利略意谓，英雄产生的土壤必定多灾多难，民不聊生，更所谓一将功成万骨枯。而我想接着这句话往下说，伟人，因其产生的时代而伟大。换言之，伟人，自有其产生的伟大时代！

由甘地，我想起了马丁·路德·金，美国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非暴力不合作主张的忠实追随者。他在首府华盛顿发表的著名演讲《我有一个梦想》打动了无数人，而他的冷静和理性更深深打动了我。马丁·路德·金深受印度圣雄甘地非暴力思想的影响，主张用和平的方式争取正当的权利，反对“以暴易暴”，“不要为了满足对自由的渴望而抱着敌对和仇恨之杯痛饮”，而应当用包容、忍耐和博爱的精神来对抗仇恨。在不同的场合，他反复谈到，黑人的斗争决不可出现暴力，“我们将以法律和秩序为最高准则指导我们的行动”，基督教的博爱思想应成为行动的指南，“尽管我们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对我们的白人兄弟决不可怀恨在心，而应停止憎恨。”

是的，他的理念来自对正义和真理的虔诚信仰：我们手无寸铁，但我们并不柔弱，我们更相信包容和仁爱的力量；我们心怀理想，相信正义公理终得彰显，相信社会终会进步，相信民心的力量；我们并不孤单，我们对这个时代没有绝望！

是的，他对这个社会满怀希望，而美国社会又的确对得起这种厚重的希望。美国社会的了不起并不在于它一贯正确，永远高高在上，而在于它强大的纠错能力，它也犯过人类几乎所有的错误，但总有理性的声音、睿智的眼光和清醒的思想让它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马丁·路德·金后来被种族歧视者暗杀了，但他寄予了希望的社会还是还了他一个正义：他遇害的日子成了一个全美国的节日；黑人逐渐获得了各项平等的权利，并开始走上了政治舞台。后人评述说，马丁·路德·金走了起来，才得以让奥巴马奔跑，奥巴马跑了起来，才得以让所有的(黑人)孩子们飞翔。这是他们个人的胜利，又何尝不是这个社会足够伟大的见证？

相反，中东强人阿拉法特的故事则让人不胜感慨唏嘘。在多年战斗无果后，他认识到，也许铸剑为犁，与敌人和平共处，才是更明智的选择，于是，他与拉宾签署了奥斯陆和平协议。可是，这个社会没有给他们足够的时间与空间施展，拉宾被激进青年刺杀，而阿拉法特的政治主张也遭遇了内部势力哈马斯的反对，在内外交困中孤独死去，壮志未酬。死时炮声隆隆，和平早已沦为泡影。两相对比，我不禁感叹，歌颂伟人，真不如歌颂产生伟人的伟大时代，和支撑这个时代且渗透进这个社会每一寸肌肤的文明理念。

我又想起了另一位著名的黑人领袖，南非前总统曼德拉，他也相信和解终将代替仇恨，邀请了当年看守他的狱卒到他的总统就职典礼现场。这不仅是人格的魅力，也是文明的力量。一位网友在读完《曼德拉自传》后曾发表了中国式的感叹道：这本700多页的曼德拉自传读下来，我不无惊奇地发现，这个反政府50年、坐牢近30年、长期倡导武装斗争的“乱匪”，落到白人种族主义统治者手里之后，竟从没挨过打！想起了一则流传甚广的著名微博：曼德拉如果在中国坐牢，早就幸福死了——不是躲猫猫死，就是喝水死，做梦死，洗脸死，睡觉死……

好了，论题终于回到我们熟悉的这片土地了。今天，走出国门的人越来越多，大家眼见的事实是，论高楼论街道这些硬件，我们毫不逊色，甚至有骄傲的本钱；可论治安，论社会秩序，论文明程度，论公民的幸福感，我们就差了很多。如今，有能力选择生活环境的人纷纷用脚投票，宁愿选择陌生的环境，忍受着交流沟通等诸多不便，只为了文化、文明这些“软件”，这些看不见的温润感受。走笔至此，我不禁想起了作家李承鹏的一句名言：“技术上中国电影落后五十年，人性上中国电影落后五千年。”落后的岂止是中国电影！

也许更多人想问，这种尊崇规则、植根于人性的非暴力文化能在我们这块古老的大地上立足吗？我不敢回答。在周而复始的中国历史上，我们信奉的从来都是“枪杆子”这些硬件，在“天翻地覆慨而慷”的宏大叙事背后，还是崇尚血腥与暴力的文化基因在起作用，我们摆脱不了中国历史的循环怪圈。“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强权傲慢，流氓当道，无赖横行，而文化，只能羞羞答答做个小妾。权力肆虐之下，人都异化成了奴仆甚至工具，人权、尊严这些概念早被现实无情地碾压成了齑粉。如果觉得我危言耸听，请大家读一读鲁迅先生的名篇《纪念刘和珍君》中的一小段：“人类的血战前行的历史，正如煤的形成，当时用大量的木材，结果却只是一小块，但请愿是不在其中的，更何况是徒手。” 从中国历史看，每一个小小的进步，或者仅仅是转型，都需要很多人付出巨大的甚至是生命的代价来换取，表现为无数次的战争、流血。在先生（或者说我们）看来，徒手请愿，这种相对文明的抗争方式，在中国根本就不顶事。

现在，我可以回答孩子们之前的提问了，是的，你们的直觉是对的，文明，非暴力这些东西可能根本就无法在这块土地上安居。这个世上有两种历史进程，一种是世界历史，一种是中国历史。

望着孩子们失望、沮丧而又不甘的表情，我不忍了，鲁迅先生的话又在我耳边回响，“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于是我接着说下去：我想起了民国，一段尘封的岁月，那个短暂的时代，我们产生了鲁迅这样深邃而激烈的思想家，产生了胡适这样温和而坚定的自由主义者，产生了风云际会的大师级文学家，产生了即便在抗战的艰苦条件下也不逊于世界一流大学的西南联合大学。那是因为这个社会有我们今天无法想象的自由和宽容，有胡适先生的“容忍比自由更重要”，有西南联大的“自然自由自在，如云如海如山”的校训，有陈寅恪先生“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社会共识。在政权更迭后且不说那些作家才力不逮，陈寅恪先生只能寄感慨于几位史上奇女子，就说鲁迅先生，换了今时，还会有彼时自由的呼吸，犀利的言辞，和深邃的思想吗？想到此，我似乎可以回答“钱学森之问”了，我们为什么产生不了大师？因为我们不需要大师，我们只需要工具，只需要服从，我们缺少产生大师所必需的自由的空气，宽容的土壤！

所幸，今天我们不仅有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还有互联网，还有微博，我们知道不光有人在幸福着，还有陈宝成等人为自己的权利在以死抗争着，有许志永、王功权、郭飞雄等人在为中国人的公民权利艰难而坚定地努力着，哪怕付出个人自由的代价。拜现代科技所赐，这个社会有了更多的声音，不同的意见，它们交互出现，信息畅通，让我们了解更多，也见证了和平与非暴力的社会公共力量的成长。我们有理由相信，有香港和台湾的民主实践在前，有互联网这样的社交平台，这个社会还是会一点一滴地进步，也许我们不用再重复历史的悲剧。我更相信，在通往幸福中国、美丽中国的路上，也会有在座的同学们执着而坚定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