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自我立言

——我们与鲁迅的“缘份”

刘刚   李冬君

1、  我以我血   

热爱鲁迅先生，爱了将近四十年，至今依然。

然而，培养这份热爱的，并非教科书，而是所谓“缘”。

我们一向就认为，鲁迅先生的文章，不适合四平八稳的中国教科书，因为选入教科书，就意味着，要么政治正确，要么伦理正确，不是代圣人立言，就是代主义立言。

当然，还有个文体、文风的问题，总之，都要四平八稳。

而先生，思想一往无前，文体跟着思想，只为自我立言。

可他不是“民族魂”么？难道“民族魂”还不宜于教科书？

须知“民族魂”非他所求。年轻时，虽有过“我以我血荐轩辕”那样的热血诗篇，但也只是准备着要捐躯的誓言，除了一颗赤子之心在跳动，谈不上有多么伟大的抱负。

“我以我血”的抱负，若比起“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来，是否差得很远？这与其说是个胸怀问题，还不如说是文化问题。“丈夫何事足萦怀，要将宇宙看稊米”，便是所谓“大丈夫”。

很显然，先生不是“大丈夫”。“大丈夫”的尺度是民本位的，动辄“天听自我民听”，总拿人民来说事，而先生乃个体本位，他只有“我”，只能“我以我血”，不涉及第三者。

真是枉读了那么多的古书！竟然没在“内圣外王”上下过功夫。那“大丈夫”的境界，就从是“内圣外王”来的。以“内圣”修身，成就“无我”，是“尽精微”；以“外王”实践，造就“大丈夫”，那就是“致广大”了。有多大才够广大呢？要无穷大。

“要将宇宙看稊米”，还有比这更大的么？除了宇宙的主宰者，谁还敢这样来看宇宙呢？不是已经“无我”了么，怎么又跑出一个那么大的“我”呢？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无我”才能“大我”！

科学思维是“有限性”的，它要有一个基本点，从原子到上帝粒子，都是这样的基本点，思想从基本点出发，沿着形式逻辑的理性前进，以实验的方式，将思想逐步变现。而“无限性”思维，则在理性停顿的地方，非以实验求证，而是借助诗性飞跃，将理性思想化为诗的意象，“大我”就是这诗的道德意象。

或曰“物质无限可分”，并以此得出“基本粒子也无限可分”，如此“无限”，结果会如何呢？必然是物质解体，物将不成其为物。人也如此，若被无限分割，也会使人不成其为人。

但凡是文明的成果，都要有个样式，人格，便是文明人的样式，不断的“一分为二”，人格就会解体。人格基于自我，将人格分解了，换个新人出来，自我就变成了“无我”。

而鲁迅先生，则以思想者的良知和革命者的良心，守定了自我。他的自我，并非作为人民一分子的“无人知道的小草”，而是一株敢于在体制外的荒原里独自成长的“我以我血”来浇灌的“野草”。“野草”未经人工培植，无须圣人教化，“野草”式的自我，自然存在，自由生长……这是个奇迹。因为“无我”，有泯灭，更有诱惑——传统帝王学里的圣人情结的诱惑，以及近代以来的主义的诱惑，他的朋友们，大都被诱惑了。

2、个人“主义”化 

如果说鲁迅从个人转入自我，胡适则使个人“主义”化了。

五四运动，不光运动“主义”化，运动中的个人也“主义”化了。

先来看蔡元培，五四运动起来后，他不想在群众运动中被群众喝彩喝死，留下一句“杀君马者道旁儿”，就南下了。他南下，并非去做隐士，而是跑到南京去做党国元老。

当时的学生领袖罗家伦，后来说，运动没有任何政党或政团介入。但他又说，当初孙中山支持蔡元培接任北大校长，便伏有了运动的先机。这样说来，蔡氏就成了一匹卧槽马。这样的话，傅斯年也说过，他说：“北洋政府请蔡先生到他的首都去办学，无异猪八戒肚子中吞了一个孙悟空”。本想在党国的立场上来抬举一下，没想到，反将蔡氏贬低了，使他个人的主张，入了“主义”的罗网。

胡适说，五四运动的思想基础和行动伦理为个人主义，他称之为“新文化底线”，马列主义也好，三民主义也好，他都要放在这底线上来检验，其结果，使个人“主义”化。

当时，“主义”化之时势，以阶级为本位的，有马列主义；以人民本位的，为三民主义；以个人本位的，是个人主义。其代表，有陈独秀，蔡元培，胡适，只有鲁迅去“主义”化，或者说没有被“主义”化。

在“主义”化中，胡适大谈个人主义，祈望党国能立于新文化的底线——文化之个人主义和政治的自由主义上，不是三民主义的党治原则，而是个人主义的自由原则党国化。

个人“主义”化，“主义”党国化，胡适一头撞在党国的铜墙铁壁上。

那时，有个名叫陈德征的人，在国民党“三全大会”上提交了一份《严厉处置反革命分子案》，谴责法院审理“政治犯”时太重证据，使“反革命分子”漏网，主张有中央党部的证明，就可以定罪。提案一出，胡适就呼吁，我们要一个约法来规定政府权限，过此权限，即“非法行为”。我们要一个约法来规定人民的身体、自由及财产保障：有侵犯这法定的人权的，人民都可以控告。

陈德征立马撰文，名曰《胡说》，骂胡适：不懂得党，不懂得主义，不懂得法律，不容胡说博士来胡说。胡适说：可怜陈德征，生平只知有三民主义，只知总理及其遗教，只知有党治。

本来，“政治犯”和“反革命罪”，就是党治的产物，是苏俄式的，也是法西斯式的，对于苏俄，胡适曾有好感，对于法西斯，他一点好感都没有，他曾希望，国民党清党以后，能乘着北伐胜利的东风，回到新文化运动，以个人主义为起点，推动社会进步，没想到反而法西斯化了。

还有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叶楚伧，也跑出来，破口大骂，说：“中国本来是一个由美德筑成的黄金世界”，自满清以来，就被人搞坏了，不仅被皇帝和政客搞坏了，还被洋大人和买办搞坏了，从张献忠到共产党，全都挖坑，挖了一坑又一坑，令人难防。胡适读了叶的文章，很反感。叶虽然没有明说新文化运动是挖坑，也没有直截了当的说胡适便是挖坑者，但叶在字里行间，是含有了这层意思的。

胡适给了叶氏当头一棒：“我们从新文化运动者的立场，不能不宣告叶部长在思想上是一个反动分子，他所代表的思想是反动的思想。”文文尔雅的胡适先生也居然抡起了言论的大棒，用了宣战的口吻。

他先问叶氏：清朝以前，中国可真是“一个由美德筑成的黄金世界”？

这是一个基本判断，如果是，“那么，我们还做什么新文化运动呢？我们何不老老实实地提倡复古呢”？女子缠足，缠了一千多年，士子做八股缠脑，也缠了五六百年，而“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又何止五六百年？缠足，缠脑，都不能算美德，守节可悲，但也不能算美德。作了这样的基本判断以后，胡适表示“不能不进一步质问：叶部长所代表的反动思想究竟有几分可以代表国民党”？

在新旧文化问题上，党国究竟抱着什么态度？他指出，党国一切法令公文，都用文言，不用国语；上帝可以否认，孙中山不许批评，礼拜可以不做，总理遗嘱不可不读；而且有反新文化的倾向，将思想紊乱和道德堕落，都归咎于“陈匪独秀胡适”。以此三点，胡适确认，国民党是反动的。

究其“反动”根源，在于极端民族主义，而根子就在孙中山。胡适指出，孙氏三民主义里有两种东西作怪，一是“西学中源”，认定，凡是西方的好东西，都是我国几千年前的旧货，无政府主义和共产主义，我国古已有之；二是中国“道德优胜”，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可以“驾乎外人”。

胡适认为，这两种东西，都是晚清遗物，被孙氏拿来做他的三民主义。以此眼光，来看新文化和旧道德，当然要着眼于旧道德了，因为新文化多是外来的，而旧道德是本民族的。

胡适说，中国的新文化运动起于戊戌维新，运动拥护两位先生，一位是赛先生——科学，一位是德先生——民治，后来加上一位穆拉尔姑娘——道德，中山先生既欢迎科学，又推崇民治，这与运动的方向一致。可孙氏三民主义，极力抬高旧道德，就与运动背道而驰了，使读者真以为中山先生相信“欧洲的新文化都是我们中国几千年以前的旧东西”了。他骂叶楚伧反动，没骂孙中山反动。

在追查了国民党反动思想的历史根源以后，他想为党国补上新文化一课。

他以国民党联俄、联共为标志，将“中国文艺复兴”分为两阶段，一以西化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二以北伐为代表的国民革命；联俄是西化的结果，而联共则是北伐的需要。在联俄、联共的旗帜下，国民党吸收了受新文化运动影响的新青年，使国民革命承接了“五四”前后的新思潮。

他特别提起孙中山，认为孙氏懂得“五四”运动的真意义。“五四”之前，孙氏三民主义抬高旧道德，贬低新文化，“五四”以后，孙氏三民主义向新文化运动靠拢。其“新三民主义”，在共产党看来，便是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在胡适，则是三民主义加上个人“主义”化的新文化运动。

3、两间余一卒

 在“主义”化的洪流中，“陈匪独秀胡适”成为主角。

当年的《新青年》团队，已“主义”化为两大阵营。尽管胡适嘴上说“少谈些主义”，“少谈”的，是那些与他个人无关的“主义”，有关的个人主义，他还是要谈的。

从文化上的个人主义一直谈到政治上的自由主义，他认为，这是他的义务，更是他的权利。他守着新文化运动的底线，用新文化的尺度来衡量政治，写了《人权与约法》、《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对于〈建国大纲〉的疑问》、《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知难，行亦不易——孙中山先生的‘行易知难说’述评》等文章，陆续发表在《新月》杂志上。这些文章，在当时，不可能将他造就为一位治国平天下的政治家，但在今日来看，他却不失为具有深远眼光的政治思想家。

革命时代，个人主义难以立足，对于革命的体认，胡适不及鲁迅。

为了革命，鲁迅呐喊过，在《呐喊》中，两篇最重要的小说，都与革命有关，一篇《狂人日记》，一篇《阿Q正传》，前者是文化革命的寓言，后者是社会革命的传奇；从“救救孩子”到“我要革命”，革命已来临。可他此时已对革命有了怀疑，因为革命要么吃人，要么被人吃。

不但狂人从历史的字缝里读出了“吃人”二字，也不光因为阿Q“我要革命”而被枪毙，在《药》里，我们看到了革命者的真正悲剧——革命者的鲜血被人做成人血馒头吃。

吃掉革命者的，不都是革命的死对头，还有群众和革命者的亲友。

“这是包好！这是与众不同的。你想，趁热的拿来，趁热的吃下……这小东西不要命，不要就是了。我可是这一回一点没有得到好处；连剥下来的衣服，都给管牢的红眼睛阿义拿去了。——第一要算我们栓叔运气；第二是夏三爷赏了二十五两雪白的银子，独自落腰包，一文不花。”

一笔吃人的帐，竟然算得这样清楚，有出卖，有权力寻租，还有人血生意……形成了一条吃人的财路，这故事本应在地狱里发生，然而，却发生在中国人的邻里之间，亲友之间。

鲁迅以《狂人日记》，呼唤出一代病态而又觉悟的革命者——“狂人”来临，由“狂人”呼唤出来的，却是成千上万的“阿Q”们，“阿Q”们在革命中，或“吃人”，或被人吃。

鲁迅作为“狂人”，没有逃避这场“阿Q”式革命。但他却像“狂人”一样，对革命保持高度警惕：如何能在革命中既不吃人也不被人吃？如何能在国民革命中既批判国民性而又不成为“人民公敌”？如何能在压倒一切的群众运动中前进而又不放弃自己的文化个体性？这便是鲁迅！

他和胡适一样，一生警惕党化，与党化作斗争，从未成为党治中人。

不同的是，鲁迅在革命中、体制外，而胡适还在体制内，非革命中人。

但胡适却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典型，即以个人主义者的身份在中国如何做一个持不同政见者，如何既批评执政党而又与其政府合作，既为国家服务而又不放下个人主义的立场。胡适晚年曾说，鲁迅是我们的人。他这样说，是超越党派的，并非要来争夺鲁迅。其根据，就是两人毕其一生，都是纯粹的个人主义者，各以其艰苦卓绝的斗争，在不同的领域，以不同的方式，捍卫着新文化的底线。

胡适这么认为，可鲁迅不一定这样看，因为《新青年》解体后，唯独鲁迅去“主义”化了。在“主义”的两大阵营之间，就他那么一个孤独的小卒子，走来走去，东张西望，对一切都表示怀疑——“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在“主义”化的大浪潮中，他怀疑那新文化的底线能否守得住。因为革命靠不住，主义靠不住，党国靠不住，它们都在分化中，靠得住的惟有自我——“我以我血”。

4、回归自我

 左右都是杀伐之声，两边都在摇旗呐喊。

跟着“主义”走，要么向左，要么向右，他往何处去？既不往左，也不往右，他在原地踏步，让自己回归自我，从呐喊转向沉默，在《野草》的题辞里，先生这样说：

“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

那沉默的“我”，便是他自我，他什么也不说，便觉得充实，一旦开口，就无话可说。呐喊之“我”已死，然而，他对于那死亡却有大欢喜，因为借此以知道自己曾经存活。

他呼唤死亡“火速到来”，欲以死来验证自我。死亡来时，如“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将烧毁一切，但他坦然而欣然，大笑且歌唱，以自我去迎接死亡，以死亡确认存在。

他怀疑一切，却归于自我，或曰自我难以说清楚，其实至简，就像他家后园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要将汉语用到如此简单的地步，自我才能表达清楚。

自我，像枣树那么简单，还像影子那么熟悉，影子前来告别身体，当然是在梦里，说出那些话，“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天堂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地狱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里，我不愿去。”影子很独，它才不管什么天堂地狱，只要“乐意”。

它对身体说：你就是我所不乐意的，我不想跟随你了。我不愿意！

宛如自我拒绝跟随“主义”，要独自远行去，那世界全属于自己。

以新汉语来写新诗，写出了崭新的自我意识，在中国两千多年的诗歌传统里，这是新天地，从未有人这样开笔。中国现代新诗，要有了一部《野草》才能自立，才赶得上唐诗宋词。胡适也写白话诗，写了一部《尝试集》，浅白之至。若写诗惟求浅白，那就难免油滑，犯了诗忌。

但他这样来为自我立言，仿佛自言自语，他人难知其意，可以看作是他对自我的诗性探底，而非对自我的理性表示，不过，他以汉语方式深入死亡根柢，就传统而言，直抵庄子，从世界而论，则接近存在主义，如果说，二十世纪初，中国也有过原创的存在主义，那么，鲁迅或许……

胡适的诗之所以浅白，说到底，他是在用常识写诗，还没有打开真正的自我意识。鲁迅也有过类似的败笔，那是《一件小事》，面对那敢于担当的车夫，他感受着来自道德的压力。其实车夫需要他的，并非要榨出他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也不是他让巡警转交的那一大把铜元，尤其无需他事后那些“教我惭愧，催我自新，并且增长我的勇气和希望”之类的忏悔，需要他的是证词。

他是当时唯一可以作证的证人，为什么不去替车夫作证？车夫勇于担待，固然是一种可贵的道德品质，但面对事实，岂非更有必要？他在车夫最需要他的时候退缩，缩进了道德的龟壳，宁以道德自责，也不肯出头。为什么？就因为“他人是地狱”，他害怕在地狱里“示众”么？

《彷徨》中，他旁观了一个“示众”的场景，如地狱一般，无穷无尽的，并非恐惧，而是“烦”，就如同“示众”者被看客包围得有如消失，恐惧也被“烦”包围得透不过气来。

那时，他怕自己因为“一件小事”就被“烦”包围起来“示众”，可现在，他“乐意”！“乐意”二字，解放了他的自我意识，如果天堂地狱都要他“乐意”来选择，那么他自己就是天堂地狱。从此，他以“乐意”取代“烦”，在《野草》里，“乐意”的影子前来告别，告别“烦”。

不仅以“乐意”取代了“烦”，他还以“乐意”取代了“主义”。

以“乐意”为文，他称之为“杂文”；为自我立言，他叫做“杂感”。他不再代圣人立言，从此走出了中国两千多年“圣化”的道统；也不再以“主义”立言，以此超越了中国近百年来“西化”的文统。他用一种新文体，使自我意识从自言自语的诗性隐喻，转向公共化的理性话语。

中国从来不缺诗，尽管他的《野草》是最好的诗之一；中国从来不缺小说，尽管他的小说堪称小说史上的奇迹。但他最有价值的，还是为自我立言造就了一种新文体——杂文。它不仅超越了中国传统小品文，也不逊于西方历来的随笔，它以思史诗统一性的方式，向我们展示了一种形而上的自我意识。追随鲁迅先生的自我意识，我们进入文化个体性领域，从文化个体性里，我们发现了文化的江山……

可以说，这就是我们与鲁迅先生的“缘份”，已然四十余年，他将伴随我们终生。

《经济观察报》2013年11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