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从与怀疑

——韩国客轮灾难思考

张田勘 北京媒体人

韩国“岁月”号客轮沉没事件中，失踪乘客家属乃至韩国民众被一个残酷现实所触动：客轮发生严重倾斜后，船上300多名学生中大多数仍然按照船方指示留在船舱中待命，最终与客轮一同沉没，一些没有听从指示的学生反而获救幸存。

然而，受到触动的不应当只是韩国人，中国人也会受到触动，甚至会产生震撼，因为韩国文化与中国文化一脉相承，都强调的是对权威、长辈、上级和君权的服从。

韩国300多名学生的行为演示的是，听话成为进入地狱的通行证，不听话却能绝处逢生，尤其是那些淘气的差生和刺儿头因为到甲板上抽烟反而能跳海逃生，走向光明。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社会，听话的学生总是能得到父母、教师的赞扬，而且他们的成长会一帆风顺，他们的未来也一片光明。然而，“岁月”号客轮沉没却打破了这种规律，那么，当乖乖女和乖乖男是否还符合家庭和社会的要求，是否还是教育的金科玉律？

也许，要求学生听话和要求孩子做乖乖女乖乖男并没有错，错在东方的文化要求孩子和下属对师长、权威的绝对服从。也就是说，学生太听话了，反而被听话所误，夺去了生命。韩国的学生太听话是否完全源自中国最早的“三纲五常”和“君权神授”有待探讨，但是却不能说没有影响。这种渊源扩展到家庭、教育、科研和社会各行各业，就成为一种对权威的服从，再发展为顺从，最后是盲从。

与之相较，西方人在灾难中也听从专业人员和权威的指挥，但并非盲从。因为，西方文化从来就有怀疑和挑战权威的传统，而且被视为是一种智慧，这有别于东方对长辈、师长、权力和权威的崇拜。

西方的怀疑精神并非是怀疑主义，即皮罗主义的为怀疑而怀疑，或怀疑挑战一切。因为“怀疑”一词在希腊文里的意思本身是“探究”，真正的怀疑和挑战就是不断地探究，而不应该终结于某一确定的(肯定的或否定的)结论，同时也不能盲目地服从于权威。

真正的怀疑在西方文化中也被视为一种智慧，体现为三种特质。一是不墨守成规，不愿随大流和受到现有规则的约束，敢于挑战权威和一般人认为理所当然的意见和看法。二是怀疑和挑战不是盲目的，而是摆事实、讲道理，怀疑和挑战都有理有据，具有理性。三是有破有立，即用事实和论据进行推理和论证，以证明一种观点或反驳某种观点，从而产生和实施理性的行为。

这三种特质是智慧三位一体的要素，不可或缺。在东方的文化中就缺少这种智慧，也因此造成了在灾难和其他事件中迥然不同的结局。或许在灾难中，如这次“岁月”号客轮沉没事件，连思考的工夫都没有，哪来什么智慧不智慧和怀疑不怀疑的？其实不然，在这次沉船事故中是有时间来思考并以智慧来处理问题，因为至少在船长和广播要求学生在轮船中等待不动到船下沉也有1个小时的时间。在这段时间完全可以观察身边和轮船的情况，以做出有别于权威(船长和船上广播指令)的行动。

而且，在灾难中，即便只有几分钟和几十秒，人在高度进化中形成的本能和智慧也足以促使人做出有利于逃生的举动。“岁月”号客轮是逐渐沉没的，同时有多种情况和信息提醒乘客和学生们逃生。例如，一艘油轮D ragonAce11号9时33分抵达距“岁月”号50米处，曾经鸣了几次汽笛，以提醒乘客逃离，因为客轮快沉没了。同时，“岁月”号客轮倾斜了45度以上，已经是不可能恢复的状态，但是轮船上的学生没有人观察和思考这一危险处境，更没有人采取逃生行动跳入海中。

在灾难中，四处寻找逃生的出路和机会是人和动物的本能，但是就因为不敢挑战权威，没有怀疑精神和智慧，最终让绝大多数学生和乘客连同客轮沉没于大海。

中国与韩国有相同和相似的文化，也同样会遇到类似的问题。例如，2003年“非典”流行时，就因为一位权威论断病原体是支原体，其他人不敢挑战和怀疑权威而让防治误入歧途。后来，有其他研究人员才查出病原体是冠状病毒，并挑战权威的结论，防治才找到正确的方向。

韩国“岁月”号客轮沉没留给人们的教训是，东方人太需要怀疑精神了。学生当然不能不听话，不能不服从教师、权威，但是，学生也不能太听话和太盲从。如果没有怀疑精神和智慧，未来还会有类似“岁月”号客轮悲剧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