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是正能量

受访嘉宾：何光沪，1950年9月28日生，贵阳人，哲学博士。现任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研究员，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维真学院特约研究员，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特约研究员，香港浸会大学中华基督宗教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清华大学道德与宗教研究中心学术委员。

     基督教对中国有正面作用

多数经济繁荣的国家，都是信仰基督教的。马克思·韦伯的那部经典，已经在经济方面作了众所周知的论证，即基督新教的伦理，有助于实业性的资本主义，有助于现代理性的市场经济制度的形成。因此，有一些人认为中国要完成宪政转型，要有一个基督教化的过程。

　　近来一些自由主义者开始倾向基督教，但程度可能不一样：程度最轻的，只是对基督教有兴趣;程度最重的，就皈依了。说“转向”不合适，因为“自由主义”是社会层面的政治经济主张，基督教是个人层面的内心信仰;任何人都有这两个层面，二者可以并存。当然，无论是对基督教有兴趣，还是最终皈依了它，也许又有个人和社会两方面的思考。就我自己而言，走向基督教信仰的原因之一，是我发现它对中国大有好处。现在，不光是研究基督教的学者，还有一些研究佛教、道教或儒学的学者，也认为基督教对中国大有好处;在研究宗教的学者之外，在各阶层民众之中，也有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基督教对中国社会大有好处。

　　从历史上看，辛亥革命以前，基督教就对中国社会做出了很大贡献。比如在鸦片盛行期间，大部分在华传教士，特别是英国的传教士，早就大声疾呼反鸦片，写文章、画漫画、办戒烟馆，劝阻中国人吸鸦片。但大量的中国人不但吸鸦片，而且种鸦片，清朝政府也保护鸦片贸易，为了收税获利。一些英国传教士发现在中国呼吁没有用，就跑回英国去呼吁，又写文章，又办杂志，抨击鸦片贸易违反道德违反信仰，还成立反鸦片组织，联络各界人士，一次次呼吁签名，向国会请愿，要求立法取消鸦片贸易。在当时的英国，从民众到政府，都认为鸦片不过像白酒，进行贸易很正常，不正常的是这些传教士的头脑。但是，传教士们在许多基督教会支持下，虽然屡战屡败，仍然坚持不懈，奋斗了半个多世纪，终于迫使英国国会投票，禁止鸦片贸易，然后中国政府才做了同样的决定。

　　其实，中国的现代教育，最先也是基督教会搞起来的。辛亥革命前后，天主教和新教传教士已经在中国各办了几千所小学中学，还有中国最早的十几所大学。贵州贫困县威宁，还在清朝末年，21岁的英国传教士柏格理自愿到了那个地方，历经千辛万苦(包括被毒打、被谋杀)，办了几十个学校，培育出苗族第一批医生、教师，甚至后来的共产党干部。他还为苗族发明文字，翻译印刷圣经，使得普通苗民都能识字，使得最落后的威宁一度成了“西南文化圣地”——在辛亥革命前就有了学校、医院、足球场、游泳池，还有运动会!柏格理51岁时，因为在瘟疫中还坚守岗位，不离不弃，死在威宁，苗民视他为救星。曾在贵州当省委书记的胡锦涛说：“他传播了科学知识与西方文化，留下了奉献和敬业精神。”其实他不是一个人，光在他最早开始传教的云南昭通，就有7个与他同时代的传教士的坟墓；让农民免于每年谷类收获之前挨饿的土豆，还有不少蔬菜水果，都是他的传教伙伴张道惠夫妇引进到那个地区的!

　　传教士还兴办了当时中国几乎所有的医院，为中国引入了现代医疗和医学教育机构。他们还倡导公共卫生、体育运动、“天足运动”、废止纳妾等等现代文明。中国的现代新闻出版事业，也是传教士最先开办的，第一份杂志、第一份报纸，还有出了无数好书新书的出版机构广学会等等。他们还为中国引入了现代科学技术，传教士翻译出版了很多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书籍，数目远远多于宗教书籍。其实早在明朝末年，耶稣会士们就已经在为中国引进数学、天文、地理、气象、农学、机械等等科技知识，甚至介绍先进的军事技术，帮助中国制造“洋枪洋炮”了!

　　可是现在，无数的中国人提起传教士，还只说那都是“鸦片贩子”、“外国间谍”、“文化侵略”等等，这不是让人觉得这个民族惊人地无知，或惊人地健忘，或惊人地忘恩负义(柏格理在文革中被掘墓抛尸)吗?但我认为，这绝非中国人民的过错，而是那些故意误导者的罪过。不过现在，越来越多不抱偏见的学者，都认识到基督教对中国现代化确实是很大的积极的促进力量。

　　其实，所谓现代化，就是社会生活各领域都理性化：经济的理性化，是市场制度;政治的理性化，是民主法治。中国的现代化尚未完成，对两者都有促进作用的基督教，当然应该，也能够发挥作用。这不等于说中国需要一个“基督教化”的过程(如果这意指全体国民都信基督教的话)，而是说应该尽量发挥基督教的积极作用，发挥这一巨大的正能量。看看基督教对戊戌变法、对辛亥革命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我们可以相信，现在如果让它有自由活动的空间，它对中国现代化的实现，肯定能作出巨大的贡献!

　　在社会转型中，基督教可以缓解社会矛盾

　　社会转型中复杂的、尖锐的众多矛盾，随时都可能激化，那当然会带来许多痛苦。我们都记得马克思的说法，“宗教是人民的鸦片”，那意思是宗教可以镇痛。当然马克思同时还说，宗教是“被压迫者的叹息”，是“没有精神的制度的精神，没有感情的制度的感情”等等。这些说法都有这样的意思，即宗教可以让人民得到安慰，增加承受痛苦的能力。这不是没道理的。

　　现在有些人感到绝望，选择自杀，最糟的是还杀害无辜的人，比如，去年厦门、今年贵阳的公共汽车爆炸，还有每天可以在网上、电视上看到的可悲、可怕的无数惨剧，那正是社会矛盾尖锐的反映。但在另一方面，现在北京开始有了为农民工服务的教会，你可以想象，一个因老板欠薪而愤愤不平的农民工，或者一个因婚恋纠纷而头脑发狂的年轻人，进入教会、得到牧师的安慰以后，自然会减少在公共汽车上放炸弹的可能性。难怪有了解基督教的警察说，假如人人都成了基督徒，我们就失业了!一些研究基督教的学者则发现，基督教是社会的润滑剂，可以减少因矛盾而产生的摩擦。

　　总之，在社会转型中，基督教可以让人抱有希望，让人忍受暂时不能解决的社会不平，从而使社会矛盾得到缓解，不致爆炸。

　　更重要的是，它可以抑制社会道德的滑坡。有人对企业家群体的商业道德做过调查，发现有信仰的人和不信仰的人不一样。信基督教或天主教的企业家，不能说就尽善尽美，但相比那些不信教的企业家而言，他们对职工会更好，对客户会更讲诚信，还有很多人热衷于慈善公益事业。前些年浙江一些基督徒企业家开会，准备签署三条承诺：第一，不克扣不拖欠职工工资;第二，按时按量纳税，不做假账;第三，不包二奶，维护家庭稳定。这个会开得很曲折，因为地方政府要维稳，不让基督徒聚会，饭店和旅馆都不接待他们，他们只好把会弄到旅游车或游船上去开了!

　　理解基督教徒的人在逐渐增多

　　现在对于公开谈论基督信仰，不像以前顾虑那么多。必须承认，这些年来政府对宗教的政策大致没有变化，但是社会的氛围其实是有变化的——理解基督教的人越来越多。以学术界为例，三十多年来，研究基督教的学者群体对基督教的态度，大体是从敌对和批判的态度，逐步走向理性和中立的态度，再走向了理解和同情的态度。以前，很多人还不知道宗教信仰与宗教学术是可以并行不悖的两件事，也不知道恰好是大量信仰基督的学者创立了科学的宗教学，开创和推进了研究宗教的客观、科学的方法(正如不知道开创和推进经典物理学的伽利略和牛顿等科学家都信仰基督)。现在，知道这些的人多了一些，无论学者还是民众，对基督教也多了一些理解和包容。

　　基督教是现代世界上人数最多的宗教，所有的国家都有基督徒，亚非拉美的基督徒比欧洲北美还多得多；现在任何地方任何社会有基督教，都是一种常态。中国人早该“不怪”了，早该摆脱偏见、待之以平常心了。

　　每一种世界大宗教都是一种理论或学说。唐太宗明白什么是基督教(请传教士“书殿翻经”，自己也“禁闱问道”)之后，发布圣旨说，此教“济人利物，宜行天下”。唐武宗用行政命令消灭佛教，顺带消灭基督教，但他做梦也想不到，他死了不久佛教就复兴，现在中国信徒最多的正是佛教和基督教。罗马帝国用行政手段迫害基督教三百年，那些皇帝同样做梦也想不到，基督宗教随后就成了帝国国教，大大促进了人类文明发展，现在遍布全世界，在全球有二十多亿信徒。

　　当然，最触目惊心、又意味深长的例证，是消灭宗教最彻底的苏联和文革时代的中国——如今众所周知，东正教在俄罗斯的复兴，基督新教在中国的兴盛，远远胜过在它们不受压制的地方，例如西欧。

　　所以，还是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说得好：向宗教宣战是愚蠢的举动!

　　要解决家庭教会的问题，必须明白什么叫新教

　　“家庭教会”产生于上世纪50年代初期。那时候对外有“抗美援朝”运动，对内以自上而下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为标志，阶级斗争越搞越紧张。作为“全国一盘棋”里的一个小棋子，基督新教也得经受“革命洗礼”和“脱胎换骨”的改造，赶走外国传教士之后，在运动背景下成立了全国组织“中国基督教抗美援朝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 （“自治、自传、自养”）。如今抗美援朝过去了这么多年，经过了如此沧海桑田的巨变，这个委员会依然存在，只不过拿掉了“抗美援朝”四个字!所以，所谓家庭教会问题，是一个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一个时代变了还保持老思想才存在的问题。

　　今天，几十年沧海桑田之后，在国内，激烈的阶级斗争让位于经济建设为主了；国际上，追求和平发展成为主要目标了；马克思主义的宗教自由政策也“拨乱反正”了；所以，这个问题应该不再是“问题”了。但是，一些官员之所以还视之为“问题”，我认为，是因为缺乏一些重要的历史常识，缺乏对基督新教最基本的了解。

　　历史常识会让我们了解：多方面影响了世界进程的宗教改革，也引起了基督新教“雨后春笋”一般的发展、“春风吹又生”一般的传播;而基督新教最大的特点，就是在宗教上只承认上帝和圣经的权威，教会没有、而且反对自上而下的、统一的行政领导——倘非如此，当年的宗教改革家们就不用改革了，因为改革的目标，恰恰是已经存在的宗教上的人间权威、自上而下的统一的教会行政领导，即罗马教廷。后来遍布全世界的新教教会，基本上相互之间都是伙伴关系(fellowship,即所谓“团契”)，没有上下级关系，即使是世界性的组织，也是“联谊会”性质，其决定没有强制性。正因为这样，新教教会最为平等，最为多元，最为丰富多彩，甚至花样百出——因为耶稣说，只要有几个人奉他的名祷告，他就在他们当中。

　　现在中国在这方面的问题在于：要求家庭教会(新教教会)服从“三自”的行政领导，即服从人间的、自上而下的、统一的宗教权威，这是违背新教的基本信仰的。允许公民信仰某一宗教，当然就不能要求他违背其基本信仰。允许公民有宗教自由，同时又要求公民违背其宗教信仰，这种政策是自相矛盾的。

　　所以，我认为，所谓“解决”之说也不准确，因为基督教会没有造成什么社会性的“问题”或难题需要解决。所需做的仅仅是：承认所有教会的合法性，允许其所有不违法的活动;而对其任何成员的违法行为，应用的是适用于一切公民的法律。这应该是现代文明社会的常识和常态，就如同对待纷繁多样的其他公民社团及其活动一样。

　　在具有悠久文明传统的地区，基督教不一定是边缘性的

　　什么叫边缘性意义?意思大概是说，这些国家和地区有一个主流文明，比如中东有伊斯兰教，印度有印度教，日本有神道教，所以基督教只占有边缘地位。事实确实如此，基督教在这几个地方的确处于边缘，影响较小。

　　在中国，上次我们说过，传统宗法性宗教已经随满清灭亡，儒学不是宗教，古代曾经占主流地位，现在有诸多复兴的努力。信教者中，佛教徒人数可能最多。但由于佛教徒较难定义，因此其人数也较难准确——烧一次香算佛教徒呢，还是烧五次才算呢?“临时抱佛脚”的算不算?只在旅游时才烧香的算不算?这需要社会学家定出一个科学的统计标准。道教作为宗教，明清以来一直在衰落。现在看来，佛教徒似乎最多，基督徒的数量是第二。

　　所以，中国的情况和中东、印度、日本相比，很不一样。那些地方的主流宗教没有经过传统断裂，也没有马列主义占主导地位或无神论占主流地位。中国的基督徒占人口比例较小(但不像在中东、印度和日本那么少)，然而绝对数字却很大。这是肯定的，而且情况还在变化。

　　台湾在国民党戒严时期，实行威权统治，对各宗教都有所控制，对长老会尤其注意，因其有台独倾向，还有民主倾向，这两方面都是蒋介石要反对的。但是整体而言，各宗教还是有相当的活动空间。在蒋经国“解严”以后，党禁、报禁解除了，宗教也完全自由了。

　　但是为什么台湾很少人信基督教，我觉得是因为台湾对中华传统文化保存得比较好，他们还专门搞过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所以台湾佛教、民间宗教，从来没有遭受像中国大陆这么严重的破坏。中华文化在台湾是真正占据上风的，占主导地位的。

　　香港也是如此。香港曾被英国殖民，但中华文化保存得很好。我第一次到香港时，才知道应该怎么过中秋节。香港人是全家都到外面山坡的草地上，点上蜡烛，吃饭，赏月。那时候大陆的中秋节还不放假，但香港的中秋节是放假的，港英政府规定全民放假。

　　但是也不能说，一个地区传统文化保存得比较好，基督教就一定只是边缘的。韩国的传统文化也没有被破坏，但基督教却一点也不边缘。看看韩剧就知道，韩国是很儒家的，但是基督教在韩国发展得快。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基督教在韩国现代史上起过很大的积极作用，韩国人民没有忘记——比如说，二战时日本政府在日本和韩国，对各宗教压制得最严重的就是基督教，为什么呢?因为在各宗教中，基督教会最公开最一贯地反对军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在韩国则是反对侵略、抵抗侵略。在韩国的专制独裁时期，基督教会又支持广大民众和学生的民主运动。所以，韩国人民认可基督教，这至少是一个原因。

　　另一方面，我们应该注意到一个重要事实：在基督教盛行的韩国，受中国影响形成的传统文化，反而活在现实生活中;社会学调查表明，在中国的农村里，基督徒比起其他人来，更多地实行了儒家推崇的孝道等等价值观;同样的对比，甚至发生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华人中!

　　这样的现象，难道不值得大家思考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