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周有光先生
张丰
那些昨天去为周有光先生庆生的人，今天或许会有深深的懊悔：如果不去打扰他，他或许能多陪我们一段时间。
前两天，著名摄影家唐师曾发布了他今年给周有光拍摄的照片，躺在床上的老先生，特别安详。最近几年，每到老先生生日，唐师曾都会去为他拍照。2016年1月的照片，老先生还坐着，精神尚好。人们总是会引用几年前老先生自己的话：也许上帝忘了我。如今，这些引用者也会后悔吧：如果上帝真的忘了，多好。
最近几年，周有光先生每年的生日都成为一个文化事件，他活得足够长，但是，我们还是希望，他能活得再长些。我们希望他长寿，其实也在希望别的什么：他身上所具备的，以及这个时代所缺乏的。
周有光的一生，是漫长而幸福的。
叶圣陶曾说过，张家的4个才女，谁娶到了都会幸福一辈子。周有光娶到的是二姐张允和，就更有理由幸福。在四姊妹年轻中，张允和是最能干的一个，也是张家的主心骨，她甚至促成了沈从文与张兆和的婚事，沈从文第一次到苏州去找张兆和，张兆和根本不愿见他，是张允和把她拉到了沈从文住的宾馆，后来同意沈从文和张兆和的婚事，电报都是她发的。
周有光在追求张允和的时候，情书写了很长，但核心是说自己很穷，恐怕不能给她幸福。周有光出生在常州一个普通家庭，后来考上上海圣约翰大学，学费都出不起，是姐姐闺蜜的母亲卖了一箱嫁妆，才凑够了他的学费。张允和给周有光回信，写得简洁有力：幸福要靠自己争取。他们的婚姻不被人看好，但是在这一信念的激励下，他们一起走了70年。抗日战争时期，他们的第一个女儿小禾在6岁时得病早夭，儿子晓平也被弹片击伤，就是这种自己争取幸福的信念把他们从濒临崩溃的情绪中拯救过来。
他们的幸福生活被人反复提起，甚至晚年的养生方式，也为人津津乐道（喝红茶）。但是，张允和在结婚时对周有光的告诫，却很少被人注意：不当官，不碰政治。这是张允和聪明的地方，在多灾多难的现代中国，这恐怕也是一个人祈求平安的不二法门。周有光从日本留学回来后，就到银行工作，慢慢成为了一个经济学家。他在国民政府的经济机构工作，但是也接触到了共产党的人，他努力避免介入现实政治漩涡，而是做好一个经济学家的本分，抗战胜利后，他作为银行家，先后被派往美国和欧洲工作，等1949年回来，已经变天了，解放军占领了上海。
年轻时的他一贯小心，而运气也时常眷顾他。50年代初，他在上海从事金融工作，但在那个时候，搞金融其实非常危险，他一个同事就因为压力太大自杀了。在这个时候，他被召到北京参与研究汉语拼音方案，晚年回想这段经历，他认为业余爱好简直救了他的命。在美国的时候，他教一个美国人学汉语，发现外国人直接学汉字特别困难，就想办法在英语与汉字中，设计一个桥梁。他自己编了一个拼音教材，开始尝试用拼音的方式，教外国人读汉字，这是他搞汉语拼音的开始。当时，张允和要去听语言学家赵元任上课，周有光也就跟着去了，这让他接触到了当时世界一流的语言学家，其实，赵元任是他的常州同乡。如今，在常州图书馆，有瞿秋白、赵元任和周有光的，他们都和语言学有关。
周有光的人生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949年之前，成家立业，在银行上班，挣钱养家；50年代到80年代，作为汉语拼音方案的主要设计者和语言学家，他和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战战兢兢地度过了黑暗的年代。这时候，张允和的人生智慧，给了她很大帮助。50年代反右时，张允和就受到了冲击，但是从此之后，她就没去上班了，作为家庭主妇，某种程度上避免了后来更大的冲击。虽然周有光也曾被发配到西北劳动，但是比起自己的连襟沈从文，他还是幸运多了，他不在1949年前的人文知识分子圈子中，他从事的汉语拼音和语言学研究，距离意识形态较远，而汉语拼音方案，又是最高层极为重视的项目，这一切，再次赋予了他好运气。
他最光辉的日子是第三阶段，也就是在他退休后开始的，据说，他到80岁才突然发现自己该退休了，此前，经常去办公室，也没人告诉他退休这回事。90年代以来，周有光更多地为公众所知，这时的他，成为“公共知识分子”的典范：从自己的专业领域出发，参与公共事务的发言。他在经济、文化、全球化等多个领域发言，他开始写一些文章，广泛讨论现实世界。他早年所受的经济学教育以及后来的语言学研究，给了他广阔的视野。对他个人来说，这是一种难得的自由境界，他是中国最早使用电脑写作的人之一，后来，他甚至能学会使用手机。当他从语言学家的身份上脱身出来，发现自己有相当强烈的表达冲动，他像一个青年一样，上网浏览信息，就接受新事物这一心态上，他可能比大多数年轻人更年轻。
而对公众来说，这样一位泰斗级人物，不断对各个问题发言，本身就是让人激动的一件事。100岁前后，他还不断有著作出版，有意无意间，媒体把他打造为一个敢说话的知识分子形象。当然，某种程度上，这是老人家的光荣，也是中国知识界的悲哀，在人们感动于老先生不断向社会重申常识的时候，同时也应该反思：我们为何把这样的任务，交给一个老人？很多我们自己不敢说的话，要借老先生的话说出来。最终，媒体和公众把老先生塑造成了一个“勇敢”的符号，人们每年热心地为他庆祝生日，同时也是在向他汲取勇气和力量。
人们将因“汉语拼音之父”这样的身份来纪念他，将被他与张允和漫长而幸福的感情而感动，也被他勇敢而深思的晚年而折服。2年前，95岁的曾彦修要出书了，找109岁的周有光先生题字，他写了“良知未泯”四个字，这是一个109岁长者对95岁“后辈”的肯定，也可以看做是老先生对自己漫长一生的评价。不管是1949年搞经济，还是在特殊年代的挣扎，以及他晚年的袒露心声，都能做到“良知未泯”。看起来，这不够“伟大”，但是，在中国，又有多少人能做到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