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否可以慢地发展到近代资本主义.docx

古代中国为何不能发展到近代资本主义？

读史札记之一

中国古代到底有没有资本主义萌芽？如果没有西方的侵略，中国是否也会缓慢地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中去？这是近百年来史学界争论不休的问题。“有萌芽”几乎是中国史学界的共识，但萌芽形成在何时则是聚讼纷纭，莫衷一是的。

老一辈的经济史家傅筑夫先生就认为，宋代的商品生产远较14、15世纪地中海沿岸城市发达，因而“宋代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主要产生时期“。这种说法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颇有影响，也得到一些著名学者的认同，如范文澜、华山、束世澄等。当代有些经济史学者对此作了进一步的探讨，如葛金芳、顾蓉的《从原始工业化进程看宋代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一书进行了比较细致深人的论证。此文与前辈学者一样，在分析资本主义与资本主义萌芽时多是从经济角度着眼，他们从生产力的水平，也就是从经济发展的程度来认定这个问题。宋代的农业生产力与唐代相比有所提高，水田稻作物在南方逐渐普及，有些地方还开始种双季稻，水稻中的优良品种——占城稻从外国引进，又经朝廷推广在南方得以普及。棉花的种植也在日益推广，葛、顾文章中推算，宋代每个农业劳动力生产粮食在7000市斤左右，比唐代增长了50％，与1984年当代农业收成最好的年份每个劳动力生产粮食4779市斤相比，高出62％。宋代的手工业就更令人瞩目，如采煤业的发达（煤在生产和生活中广泛使用），令人咋舌的炼铁业，据许多中外经济史家估计，每年炼铁当在15万吨以上（本朝立朝时全国每年只能炼40万吨铁），炼铜、炼铅、炼锡（三者约为6万吨），以及陶瓷、煮盐、缫丝、纺织、造纸、造船、印刷、种茶等等都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在资本的发展中，马克思特别重视城乡分工、城市的发展对于资本积累的作用。宋代大城市繁荣的商品经济，令人目迷五色，就是一些中小城市，乃至一些罗城草市，商品交换的热络也不可小覷。另外受雇于资本的自由的雇工劳动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标志，而雇工劳动不仅在汴京、临安这样的大城市中是个常见现象，就从一些矿区来看，其雇佣劳动也是颇具规模的。《宋史》载，“利国监”矿区的冶炼场有数千人之多，岭南韶州（今韶关）一带从事开采冶炼的人数“不下十万”，这些人中，绝大部分还不是雇工（有部分劳役）。从这些表征来看，许多经济史家都认为宋代是出的资本主义萌芽的。

如果我们只是从书本上对资本主义的定义来看，上述分析不能说没有道理。然而我们从近几十年的世界的社会大变动中，会感到欧洲社会的演进与中国社会的变迁轨迹可能有极大的差别。先辈们根据欧洲历史的发状况总结出的一些条条框框，很难把中国古代历史的演变严丝合缝地纳入其中。关于资本主义萌芽的认定与这些“萌芽”前途的预设则不免落空。

这方面，我很赞成宋史专家王曾瑜先生的意见。他说：

已故的前学者、明吏大家王毓铨先生在晚年，很不赞成使用本主义萌芽”的说法，我个人也有同感。因为西欧近代资本主义的兴起，其实应有政治、经济、思想、科学等诸多因素的综合配套，不可能是手工业雇佣制的单一因素。某些促使西欧封建制和农奴制瓦解的因素，例如土地买卖的兴盛，货币地租的发展，工商业中雇佣制的发展等，是在中国古代长期存在的，即使到清朝，也看不出此类因素会使中国这个以租佃制为主导的农业社会行将解体。总之．唐宋时的大工商雇佣制是存在的，但今人不必将此视为资本主义萌芽。尽管此类雇佣制与近代资本主义雇佣制有相似或相近的方面，事实上却没有因此而产生近代资本主义社会。

这是一种很通达的看法。我更认为，例如被学者们所看好的占代社会里人身依附的松弛、自由雇工制度出现，商品经济的发达、市场的活跃乃至手工业的发展等等，这些在欧洲都是促进社会走向资本主义的因素，而在中国却不仅不能由此走向资本主义，而且往往是社会动乱的先兆。这不是什么理论，而是历史现实。如两宋、元、明、清，无不如此。当然这四朝发生动乱各有其因果，但不管它们亡于内忧还是外患，在其衰亡之前，都有上述那些类似资本主义萌芽的因素，这就值得我们认真思考。难道在欧洲那些促进社会演变的因素，到了中国也逾淮成枳了吗？我认为这是由于东西方文化背景不同的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