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非乡村的胜利

——论胡学文的中篇小说《风止步》

胡学文是河北乡土作家，他一直专注于乡土社会的书写，他的作品敏锐而富有冲击力，将文学的想象力和极强的社会针对性融合在一起。

胡学文的创作经历了一个转变过程。在创作初期，他更愿意让作品以一种新历史的姿态出现。“最初创作时，我总是把小说背景放在清末明初，也写当代，但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的，多数在别人的地里刨食。”然而，“文学必须有分寸。文学有边界，文学也必须有边界。更重要的是，在写历史时，我无法获得写作的愉悦，无法准确触摸人物的内心，所以放弃了那种写作。”放弃了一朵云，或许会收获一片天空。胡学文的作品逐渐成长，独树一帜。故乡在其文学作品中的特殊位置开始凸显。“故乡与童年对作家的重要就像土壤对植物，不仅是写作者一生难以掘尽的矿藏，而且对写作者的风格有着难以言说的神秘影响。”

胡学文带着《天外的歌声》《秋风绝唱》《极地胭脂》《一棵树的生长方式》等作品回到张垣的热土上，以家乡独有的生活为创作素材，开始在乡村和城市之间游走，进行新的思考和探索。

如今，社会的巨变改变着乡土世界。胡学文是一个现代书写者，但也忠实于乡村。他有着丰富的乡村底层生活历练，由之也获得诸多的乡村感受与困惑，从而能够直面传统与现代双向撕扯下的乡村，以表现中国乡村生活的现代发展。“中国乡土小说叙述者的身份很有特点，他们极少有乡村中人，而是普遍具有“乡村游子”的背景。他们一方面与乡村有着不可割舍的密切关系，或者曾经是乡村中一员（如军人、知识分子），或者在乡村生活过（如乡下干部、知青），但另一方面，他们在叙述时又都脱离了乡村人的身份，明确地在文化和心理方面居于乡村之上。他们以与乡村若即若离、蕴含着内在悖反精神的游子姿态，叙述着乡村和乡村人的故事。”胡学文的小说书写者现代复杂的乡村体验，他笔下的人物野性地进行生命抗争，也坚守着人性，看得出来，他力图为处于转型期的中国乡村伦理与乡村文化定位。

胡学文切身体验并真诚面对城市与乡村、现代与传统之间找不到自我定位的内心冲突与精神割裂，当然，在很大程度上，他也只能在无奈中注目乡村文明的远逝与异变，在困惑中思考乡村走出乡土、融入现代的可能。正如其创作中某种规律性的东西，即多部小说中不断重奏的“寻找”主题。其实，“人生不就是追寻的过程吗？形形色色的人，形形色色的追求，各种方式的追求。我不过是呈现了这种追寻的艰难。”倘若将其放置于乡村现代化转型的背景中来窥探，不难发现，胡学文倔强地存有一种试图以“找寻”为灯、烛照乡村心灵深处的“幽暗的通道”，照亮社会转型期乡村发展之路的文学意图。以此来看待胡学文在2013年发表的中篇小说《风止步》无疑是具有很大的合理性的。

一、 冲突叙事及其审美张力：人的差异性生活逻辑的致命相遇

世上有很多看似不可理喻的人，也有很多处事极端的人；有些人看似属于两个不同的世界，永远不可能接触，但他们以不可思议的方式相遇了。

1. 乡村人王美花与城里人吴丁的致命冲突

乡村人王美花与城里人吴丁不可思议地相遇了。王美花是农村的空巢老人，她的一双儿女均在城市工作，很少回到农村。她的孙女燕燕因遭到马秃子性侵而被儿子接回北京，自此王美花以一种罪人的姿态留守在农村，她不断给自己判刑，斥责自己，用审判打发孤寂的长夜。乡村流氓马秃子是性侵燕燕的恶棍，他不断挑战着王美花的忍受力，强占王美花的肉体，反复敲诈她的钱财，甚至时不时地威胁王美花要去自首。王美花将燕燕的秘密看得比她的命还重要，保守这个秘密已经成了她 余生的使命，丝毫没有退让的可能。吴丁是“正义联盟”的盟主“令狐大侠”，他把所有可用的时间都用来拯救他人，他在这个世界能嗅到现实世界嗅不到的东西。这个世界是吴丁进入现实世界的通道。吴丁是性侵的间接受害者，从前的恋人被人强暴，吴丁愤怒之下报警，带来的结果却是女友自杀。他现在的女友也遭受了侵犯，但正是语文吴丁坚持报警，要将事情揭露出来，左小青也离开了他。吴丁的使命就是四处寻找性侵者，将他们送进监狱，以自己的全部力量劝服受害者。

一个极力遮掩，一个极力揭露，两者观念上的巨大差异和言行上的剧烈冲突，注定了他们的相遇是致命的冲突。他们正面交锋六次，每一次都是艰难的过程，每一次都以王美花的顽固坚守而告终。王美花将中国秘密捂在自己的心底，不容他人触碰。王美花在这方面表现出惊人的忍受力，这是她心里唯一的底线。所以，当城市人吴丁带着“惩罚罪恶，替天行道”的使命出现在王美花面前表示要“拯救”王美花时，王美花坚决地拒绝了。她要守住她，不惜以生命为代价，竭尽全力。但是，在吴丁看来，这没什么可耻，隐忍才可耻。而作为受害者，这是他们不愿意提及的伤疤，他们宁愿自己舔舐。

2.乡村与城市（文明）的交织与对决

其实，王美花和吴丁的冲突展示了城乡文明之间的对立，甚至是乡村与城市的交织与对决。他们都有自己的生活逻辑，也都有强大的理由支撑呢官田民等行为，冲突源于二人存在重大重大差异甚至严重对立的固有的时候逻辑——这种逻辑是以他们各自坚守的（传统）乡村与（现代）城市的伦理与秩序为依据的。他们各自认同并坚守自己的生活逻辑，就这样，王美花和吴丁在相反相成的矛盾中不可避免地发生冲突，形成巨大的审美张力。

“吴丁只想让犯下罪行的人受到应有的惩罚，让这股世界干净一些。他不是英雄，充其量是一把扫帚。”他选择的路就是在刀刃上行走。当吴丁出现在王美花眼前时，王美花的敏感神经瞬间绷紧，她以强烈抗拒的姿态面对吴丁，“双目喷着血旺旺的火”，“一场骇人”。“吴丁遇到各种各样的人，挨过各种各样的打，但没一个人有王美花这样吓人的表情。”

吴丁所要做的事情在法律层面是非常明了的事情，可是在王美花看来，却复杂得无以复加。甚至她认为，吴丁的突然闯入必定是另有所图的，“想来想去，无非是想要钱”。不然，非亲非故的，他毫无征兆地出现，到底是为了什么？封建意识与传统观念的保守顽固以无意识的巨大力量给予王美花惊人的能量。“如果不涉及燕燕，王美花绝不害怕。一命抵一命又能咋的？”吴丁的每次出现无疑都是在不断敲击着王美花体内最脆弱的部分。“在她的逻辑系统里，忘掉是最好的治疗。”事情发生时，“儿子不同意王美花的决定，不报警咽不下这口气。王美花用整整一夜说服儿子，几乎把嘴皮子说破”。这是王美花深思熟虑后的结果，从中亦可见王美花的固执。所以，当吴丁向她讲述自己女朋友自杀的事情时，她也明确地认为是吴丁害死了他的女朋友，甚至说他害了女朋友嫌不够，还琢磨着害别人。王美花的抗拒体现了其与城市文明直面时的悍气与悲情。乡村文化在现代文明面前显露出保守、顽固的一面，而其本质上对“现代”真谛的隔膜与曲解往往导致人性的扭曲、异化与精神苦难。对乡村文明的理性反思与对现代文明的质询共同构成小说的内在张力。

3.冲突、差距与悲剧

法是城市现代文明的标志，是城市人保护自己的盔甲。然而，在乡村，法有的时候也是无用之物。“法律，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几乎不见有凌驾于乡村的社会和政治生活之上的时候，就是到了今天，法也不过是开放在乡村田头的一朵昙花而已。”乡村往往是不相信法律的，当他们遇到困难时，第一个念头永远不会是报警，向法律寻求帮助，他们习惯于以“江湖规则”来解决事情。法律以不可阻挡之势，狂风般地开始袭击古老的乡村土地以及这土地上固有的文明。乡村并不接受这股狂风，它以一种破釜沉舟的决绝，要和现代文明诀别，抗拒现代文明的侵袭。两股强大的力量剧烈碰撞，最终酿成悲剧。黑格尔认为，悲剧中互相对立的人物各自代表一种伦理力量，各自坚持自己的理想和所代表的普遍力量，于是相互冲突，同归于尽，造成了悲剧结局。

《风止步》是吴丁的“一场孤零零的战争”，他不断地劝服王美花，王美花在试过各种方法都无可奈何之后，决定“鱼死网破”。王美花进入了生命的苦难之中，她接受苦难，但是不允许他人揭开伤疤，一旦有人靠近，她便奋力反击。他们都自觉不自觉地表现出“坚毅的斗争“和“反抗”，最终走向毁灭。小说以自然的生存状态呈现他们的战斗，从而构成悲剧。

二、现代化进程中乡村的发展问题

现代乡村，并不封闭。或者说，现代乡村，无法封闭。现代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中国人民长期为之奋斗的目标。现代化不是要不要的问题，而是怎么做更合适的问题。

1.乡村现代化进程中的价值选择：背离与坚守

“中国要在现代世界生存，就必须现代化。”现代化不仅体现在经济方面，而且是一个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和人的素质在内的整体性社会变革。城市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中国的城市化就是乡村城市化，而乡村城市化就是乡村现代化，并且乡村现代化是乡村存在的最高形式。城乡结合部的崛起是乡村城市化的产物。城乡结合部是“农村之首，城市之尾”，是城乡矛盾最为集中、最为普遍的区域。“营盘镇”是一个典型的城乡结合部，它是吴丁进入乡村的入口。吴丁的坚执“闯入”，是必然，它不可逆转，乡村也需要吴丁们的“闯入”，但同时它又很贸然，所以，他丢了命。他没有任何策略，近凭一腔热血，“惩罚罪恶，替天行道”的使命驱使着他。吴丁是个唐吉诃德式的战士，对某种永恒不动摇的事物保持信仰，他的精神伟大而勇敢，他那感人的笃信没有束缚他的自由，他独自战斗，不怀疑自己的使命，但他孤独的心怀天下却无人能够理解，对方抗拒的强烈程度是他始料未及的，过分的勇气只会让他陷入鱼死网破的境地。

王美花的观念显然是封闭的，她对于内心角落的死守，是基于一种传统观念与现实（现代）社会的剧烈碰撞。她的内心有一条幽暗的通道，这条通道给予她现实生活逻辑的合理性。这条通道是存在于心灵深处的。王美花是乡村土生土长的女人，乡村文明与乡土意识深深扎根于她的心底。城市文明以不可抵挡之势撞击着乡村文明，乡村人从“逃离土地”到“留恋土地”，城市社会对农民工“经济上接纳，社会上排斥”的处置方式，使乡村人民产生了“反城市主义”的文化心理。加上“城市病”的不断传人，更是催生“反城市主义”的文化心理意识。王美花的儿子、女儿都在城市，经济上的富足以亲情的远逝为代价，这是一种精神悲伤，王美花的心底是痛恨城市的，痛恨城市带走了她子女，可她却无能为力；痛恨城市的无情，不让子女回家。只是这种痛恨隐匿于心底的最深处，无法触及，却也成为无形的力量支配着她的行为。

面对现代化的强势侵入，胡学文显然不是以一种无奈却驯服的姿态去接纳的，或者说，胡学文正倾其力量试图以文字的幽暗寒光拾捡起被扭曲的个体。以这种坚决的姿态进入小说，便形成了小说人物王美花身上那种倔劲和“死磕”精神，这种“一根筋”式的抗拒也是一种挣扎。她守住了，她以一种疯狂的方式固守乡村中既成的伦理与秩序，但这并非乡村的胜利。王美花阻挡了一个吴丁，但阻挡不了第二个“吴丁”，以及后来的无数个“吴丁”。

2.乡村现代化进程的合理途径探究：追思与留白

《风止步》以乡村与城市在碰撞过程中所衍发的故事为病理切片来剖析乡村与城市“痛”的病灶。城市经历了巨大变革，而乡村却仍然保留着历史暗河中的旧秩序及其属物，这属物也包含一些“不合时宜”的人与伦理道德。城市为了布新需要“除去”这些“不合时宜”，并希望以此对乡村产生足够的影响，乡村却以自己单薄的力量予以反抗，甚至以不法手段进行暴力抵御。王美花像水一样柔软又像水一样坚韧的“一根筋”式的反击，不仅照见了乡村对城市文明的抗拒，同时也向贫瘠的乡村土地发出尖锐的质问：在现代社会进程中，“乡村”应该如何作为？乡村应该如何真正进入现代？也许这正是作家最着意要探索的问题。只是在小说文本中他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这种留白方式彰显了作者的态度：这个问题需要读者去思索，去求解，更需要万千民众立身于广阔的社会现实，以自身独特的经验与视角进行深切的理性思索，这应该不是也不应该是又一个“无解”的困惑。

乡村在这个版图上占有绝对优势的，几千年的历史积淀，使得乡村具有了丰富的精神内涵。一方面，乡村是古朴、醇厚、正直、单纯的代名词；另一方面，它也隐含着原始、落后、愚昧的意味。随着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推进，乡村和都市的二元格局正在发生着蜕变，在现代文明中，处于底层的农民是被救赎、被启蒙的对象，因此，他们向往都市，逃离土地，但是都市却无法回报他们以平等、自由和幸福，反而将他们的美给吸附了。乡情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却是愚昧、落后、保守和显得颇为残酷的迫害。“乡村处于内外交困的混乱状态：既处于一种内在分裂，又竭力维持自己的传统、根本和文化，它在多元并立的牵绊中左冲右突，寻找图为的方向。”在尚存有浓厚传统气息的乡村，需要用辩证的眼光看待现代性，谨慎选择构建现代性的路径。伯曼认为，现代性最典型的表征即它的“液化状态”，是其永恒不变的“流动性”。正是这种“流动性”，使得乡村之人无所依傍。但是，乡村要学会适应变化，学会坚守传统，在“常”与“变”中奋起直追。作为乡村的主人，农民要以乡土自身所孕育的“内源性”情感和思想境界充当现代乡土社会乃至当下生活的启示者。国家理应担纲对乡土进行重新启蒙的使命，启示和提醒现代社会正在湮没或已悄然消散的某些绝对价值；我们知道，这些价值，对人类自身的精神建构，对社会的发展前行，都是至关重要的。

《风止步》的故事或许太过夸张，但透过故事，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彷徨于传统与现代两种文明之间的矛盾与困惑。现代与传统、城市与乡村之间永远充满悖论与矛盾。“她守的过程，也是我探究的过程。起先，我站在她一边；后来，我站在那个年轻人一边；再后来，我退后了。成为一个中立者，却不只是旁观者。”面对两种文明形态的更迭与传统，胡学文感受到选择的困难，他一方面反思传统文明的负面因素，展示它的顽固、保守等劣根性；另一方面也在自觉反思现代文明的悖谬。

三、结语：“风止步”解

在以城市为旨归的现代性话语中，城市及其文明对乡村世界的烛照与召唤，为乡村带来了新的生活。在乡村的变革与城乡冲突中，乡村正遭遇身份认同的建构危机，乡村主体的失落与沉沦直指对城市文明的反拨，风渐渐止步。“风止步”，风因何止步？谁又能让风止步？是一种力量，一种幽暗的力量，它存在于人的精神与心灵深处，幻化成一股无形的巨大的推动力以抵御风的侵袭。它是一种致命的创伤。它阻止了现代城市文明的风尚，这与现代化进程发展的内在要求之间又形成了一种严重的对抗。

“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精神囚徒。很少有人能从其中侥幸逃脱，更没有人能完全逃脱。”中国是乡土中国，传统文化一直强调乡村高于城市。乡村文明根深蒂固，在“城乡二元”文化结构中，乡村对城市有一种本能的抵触，坚守其原始的生活方式。“后发外生”的中国现代化在其发展过程中所遭遇到的“传统”，是自古就形成的，带有古典中国的特征与印记，它们在现代化所带来的巨变面前，往往表现得不能适应，甚至是抗拒变化。

在广袤的乡村，道德是至高无上的。如果把乡村文明分为物质和精神两种，那么，“乡村道德是乡土精神文明的最高标准。人类最初的文明就是道德的产生。”“乡村的文明史，大约也就是一部道德的发展史吧。道德之于乡土社会，无异于人们童空气与水。”“道德是农民精神生活唯一的、也是全部的法度。”道德是维系乡土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精神纽扣，“是土地上的人们的精神法律”。乡村对城市“具有一种天然的道德排斥感，如是‘道德排斥感’的背后则是‘文化认同危机’的民族文化心理集体无意识的表现”。小说叙事演绎出“城与乡”结构的文化冲突，在“道德”维度的地基上，“泛化”表现在诸多方面，文学“城与乡”所属的文化内涵与审美形式不时爆发出冲突，从而形成了“反城市主义”的心理意识，即乡村以“乡”反“城”的心理意识筑成一道坚硬的墙壁，阻止城市文明之风的潜入。

风止步，是令人窒息的。城市文明之风不应止步，也不可能止步。在此意义上看，乡村是值得反思与批判的。乡村不能断然否定城市及城市文化，因为“人类断断不能没有文化，没有都市，没有大群集合的种种活动”。以“乡”反“城”是构不成“反都市情结”的。低级文明形态无力反抗高级文明形态，就像弓箭无力对抗机枪。其实，乡村已在不自觉中逐渐向城市走近，乡村亘古如斯的宁静已是过去。

在城市与乡村的斗争中，乡村并没有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