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南方周末与你见面之时，正是一年一度的国庆长假，照例这又是一个“黄金周”。不过，当你购物、旅游、探亲，享受着因国庆之名的悠长假期的时候，有没有试着回到国庆的本原，静静地想一想，作为国民一员，你和你的国家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关系？

一年之中，或许再没有一个时间点像国庆这样，能够诱发我们细细打量“国家与国民”该如何各安其分，各尽其责。于是，在本报评论的国庆特刊，我们广邀读者，一起想想“我和我的国家”，一起回答四个问题——我为国家做了什么？国家为我做了什么？我还能为国家做什么？国家还能为我做什么？

“国家”一词，在汉语中至少有两种含义。其一是指一国占据的领土，强调土地、人民，对应于英文的country；其二是指国家政权，强调政府、国家机器，对应于英文的state。虽然我们开列的四个问题都笼统用了“国家”一词，不过读者大都在回答“我为国家”的两个问题时使用第一种词义，在回答“国家为我”的两个问题时使用第二种词义。

至于“国家与国民”究竟该是一种怎样的关系，我们无意给出一个标准答案。事实上，自人类有国家之日起，这种争论就亘古长在，日争日新，无论是国家中心主义还是个人中心主义，无论是国家至上论还是无政府论，乃至形形色色的调和论，都难以全然胜出，因此，我们也无力给出一个标准答案。但是，世界大势仍是清晰可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也认同一种理念，那就是，国家以尊重每个个体生命的价值，保护每个公民的自由、幸福和安全为立国之本，国民以公民责任感、爱国热忱为为民之本。

“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既然出生国度任何人都无从选择，那就让我们一起想明白“我和我的国家”的关系，并在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中给出自己的行动答案。很多读者说，这是一生中第一次被问到这四个问题。或许，这就是我们提问的意义所在，今后我们还将陆续刊登读者对这些问题的高见。现代公民意识的养成，现代国家的建成，也许就可以从回答类似的问题起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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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为我做了什么

【国民感言】
◆鄢烈山（广州，时评作家）：
国家为我做的最大好事是，我这一辈人没有经历战乱，既无外寇的入侵，也无军阀混战、土匪翦径。比起我们在兵荒马乱中幸存下来的父母，我们太幸福了！须知， 数千年来，我们的祖先做“太平犬”的最低愿望也没有达到。当然，这种感觉与我家是“贫农”也有关系，未曾有“五类分子”及其子女那种惶恐度日的经历。“文 革”结束30年来，不搞“以阶级斗争为纲”，全体国民也都共享太平了。

◆英子（上海，人力资源主管）：
    让我生长在和平年代，安稳度过了前三十年，同时赶上改革开放的大好时机，令我体会到钱虽然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也是不能的。

◆周翼虎（北京，央视职员）：
    我是上世纪80年代大学生，毕业分配在国营单位。大学时代有粮票，有副食补助，免费上大学，工作后单位分房、养老，都让人称羡。但2008年之前，我没深刻意识到国家为我做了什么。从契约的角度看，组织既然束缚了你，当然也应该保护你。
    但今年各类经济社会重大事件，让多数城市小白领开始思考国家的作用。在过去的日子里，国家给了我最重要的东西——它如同空气和水，一刻也不能离开，这就是 整个系统运行的“安全感”。国家制定好的规则，我们就能踏实工作生活。我首先想到的是邓公，他没有亲切地拉过我的手，也没有问候过任何一个与我有关系的朋 友邻里，但他的政策却惠及绝大多数人，让那些有知识、闯劲或勤劳的百姓的生活实实在在地好起来。他为小民谋富足，他为小民谋机会，他为小民谋安全。

◆周士君（河南新乡，公务员）：
    近些年来，放眼“同一个世界”，笼罩在战争阴云下，抑或陷身内乱炮火中的人群，实在难以计数。而自己和自己的同胞，之所以能始终安身“事”外，远离战乱之困，当然最应感谢的，就是自己置身在一个日益强大的国家。

◆丁学良（香港，教授）：
    1984年出国以前，觉得国家为我做的事蛮多。我出生在非常贫寒的农民家庭，能念几年书，一分钱学费、住宿费也不用交（课本要买），在1980年代初，国家还给生活费。
    出国后发现，全世界大部分的合法政权、有基本社会福利的国家，都不会拒绝履行基本的社会服务。不提供反而显得不正常。
    还有件事让我至今难忘。我出国属于自费公派，国家派出去，但美国提供奖学金。从1984年到1988年底，单位把我六十几块的月薪，邮寄给我老母亲，让一字不识、没工作的她生活得尚可。当然今天来看，养老是现代福利国家应该做的事。

◆徐景安 （深圳，民间研究会负责人）：
    我是中国的幸运儿。父母生下8个，我原本是老三，老大、老二、老四、老六死了，我幸运地活下来变成老大，还有两个妹妹。我还受父母之命，将未满月的妹妹老七送进育婴堂，至今生死不明。
    没有文化的父亲艰难地支撑着全家，母亲早早送我进学校，希望我将来能进写字间工作。1959年我不负母望，考入复旦大学新闻系。在三年困难时期，数亿农民 挣扎在饥饿线上，很多人死于非命时，我作为最大城市上海的市民与名牌大学的学生受到国家特别恩惠，没有受到饥饿的威胁。

◆许志永（北京，大学教师）：
    我生在河南民权县一个贫穷的村庄。从小学一直到博士毕业，国家提供了基本免费的教育。1990年读大学时，国家刚开始收学费，每年450元。
    现在，国家提供了基本安定的社会秩序，保障经济发展，国家办的大学是我工资的来源，国家提供了医疗保险、住房公积金等福利。
    生在这片土地上，这里就是我的祖国，对这片土地和自己民族的爱是根植于我们内心深处的一粒种子。爱中国，就要努力让她变得更美好。

◆蔡印同（法国巴黎，留学生）：
    最近30年中国的进步，使我摆脱父辈辛苦耕种一生的命运，尤其在国外受到更多尊重。不到国外生活几年，很难体会国家之于个人的重要性。
    我从农村走到城市，又来到国外深造，是自费，但也感谢国家的稳定和开放。如果中国没有建立行之有效的行政系统和制度框架，很难想象人们能够生活得安静祥 和。尽管仍有很大改善空间，但相比世界上许多国家，中国真的已经做得不错了，比如能让上亿人脱贫就算是一个伟大的人权工程。

◆丁莉丽（杭州，大学教师）：
    儿子刚上小学，最大的感受是读书免费了，终于可以不必支付幼儿园的高价。而我自己也可以说是赶上了读书的好年代，让我免费完成了从大学到博士的所有教育。 母亲说，如果是现在，依靠你们父亲几百元的微薄工资和一点农田，你们姐弟四人要完成大学教育是不可能的，而父亲更是充满了对国家的感恩。感谢邓小平、感谢 包产到户的政策，可以说是他的口头禅。

◆李渊峰（北京，现役军人）：
    我父母都是大字不识一个的农民，小时候家里兄弟姐妹多，连吃饱饭都困难，是国家花钱把我教育培养成了一名大学生，一名希望能对社会作出积极贡献的人。在大 学里，我看了太多西方关于个人奋斗的书，我曾经自称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后来，是党和部队把我教育培养成了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一个愿意为追求真理而牺牲 一切的共产主义信徒。

◆王东杰（成都，教授）：
    国家为我做了很多。想一想对我比较重要的，大概是在大学里设置了历史这样一门无用的学科（至少我是以无用的心态对待它的），使我能够把自己的爱好和国家的 需要结合起来，心安理得。美中不足的是，有时候我们的“国家”（这个词在这里尤其不准确）似乎忘记了自己有一段长长的历史。历史悠久的国家应该看得更远， 国人在“先立其大”的气氛下成长，庶几可做一番大事业。

◆燕子（杭州，家庭主妇）：
    一句口号：要想富，先修路。
    小时物质匮乏，终年一碗咸菜，过年才能吃到肉，也只有过年穿新衣，平常就是短小或补过的旧衣服，更不用提坑坑洼洼的泥路，有了电灯大半年还靠煤油灯过夜，买个东西还得排队，还得陪上笑脸，生怕人大爷不理你。上个学父母劳累一年的收入也没了。
    现在肉成了桌上的点缀品，衣服也整柜整柜，道路也四通八达，夜晚也亮如白昼，店主陪着笑脸拉你买。
    市场经济活跃了，人民生活多姿多彩了。交通发达了，地球变小了。义务教育政府埋单了。

◆顾海兵（北京，教授）：
    感谢改革开放，使我有机会成为恢复高考制度后的首批大学生，继而成为我国首家文科研究生院——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的研究生。1984年底毕业后成为中国人 民大学的园丁，1990年、1994年连续破格成为学校最年轻的副教授、教授之一。2004年担任校务委员会委员。2008年的国庆来临之际，又幸运地拿 到了印有二级教授字样的新版工作证——当然教授分级仍有诸多值得改进之处。没有国家提供的公共产品，比如社会的稳定、群体的和谐、市场的秩序、国际的威 望，我的一切是不能想象的。

◆胡森林（北京，国企员工）：
    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发展和物质丰富，使我不再尝到童年时缺吃少穿的滋味。国家给了我自主选择和把握命运的机会，我得以从偏僻山村到繁华的北京安身立命。

◆胡朝辉（广州，IT公司职员）：
    国家在我身上花了不少的心思，每年总要搞几次大活动，出一批新口号，教育我要好好做人，不亏欠国家。它反复教导我要做“光荣”的事，依法纳税、计划生育、遵守公德、相信政府、听从号召。它把我教成了一个听话的好人，这是我抵赖不了的。
    客观来说，今年我妈开刀住院，享受了不到百分之五十的报销，这是几十年来国家为我做的最大的一件事。犬子从这学期起，不用交学杂费，义务教育法也落了地。

◆许传静（重庆，博士生）：
    我是一名80后土家族学生，2000年，因高校扩招和给民族生加分的政策，我才以踩线分数进入一所民族院校中文系；2004年考研时，享受到了国家规定的 针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学生的“双少”政策，攻读民族教育专业硕士学位，免去了每年7000元的学费，每月还有200元的生活补贴，使我在读书期间生 活有了基本的保障。2007年，又通过国家2006年开始实施的“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培养计划”的优惠政策得以进入西南大学攻读高等教育学专业的博士 学位，并且免除每年12000元的学费，每个月还有700多元的生活费。
    同学们都很羡慕我，我说我是一个正宗的“国产品牌”，是国家的民族政策和高等教育的政策好，否则我就不可能读到博士阶段。国家给我做了这么多，我也应知恩 图报，在读书期间，我积极宣传民族政策，多次进行田野考察，加强高等教育方向知识的学习和研究，力争使祖国更繁荣富强。

◆杨文杰（苏州，退休干部）：
    国家为我创造了丰富的业余生活，我爱唱歌、旅游，尤爱写作，至今自选出版了三本评论集。这些既留下我个人的生活记忆和屐痕，又可从字里行间的“一斑”窥视 到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全豹”，更证实了社会的思想解放、民主自由的程度。三十年前，别说个人出书不可想象，连我收藏的所有中外名著也在“文革”中被勒令交 出而不知去向！

◆Sandy（infzm.com网友）：
    国家给我提供了安定的生活环境，尤其是在广州这个包容性很强的城市，我可以坦率地承认我是同性恋，也可以在某些场合和爱人自然地亲密。

◆陈强（福州，海归人士）：
    上学时，中国还处于苏式社会主义时代，我享受过一些如今已经没有了的福利，包括回销粮、助学金、免费住房，对此我充满感恩。与此同时，国家掌控了个人对命 运的选择权，比如大学毕业后是国家包分配而不能像现在这样自主择业，每个人都是国家这个机器上的一颗小螺丝钉，叫你干啥就干啥。
    随着改革开放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我更多享受的是国家“松绑”之后给个人带来的自由，比如我有机会携家眷到美国当访问学者，访问过亚洲、欧 州、北美州、非洲、澳洲的近20个国家和地区，感受“地球人”的感觉，而这在过去恐怕是连“外交官”都难享有的特权。

◆叶檀（上海，财经评论员）：
    做得挺多的。办了小学、中学、大学，让我上了十几年学；办了社科院、报社，让我找到了工作的地方；让房地产市场化，虽然贵点，到底不用挤在筒子楼，等单位 分房，让所有人有了追求财富的动力，我也能向求富有道者看齐；办了银行和资本市场，让我和一大帮朋友们，有了共同感兴趣的行业，知道了K线图，对美国的股 市牵挂不已，了解世界经济大势，增长了见识，还能时不时地赚点小钱——虽然让上市公司拿走了不少。

◆王卫明（南昌，大学教师）：
    国家至少为我做了三点——悠久的文化、宝贵的和平、有尊严的民族自豪感。但是，国家提供的安全是打折的，在北京遭遇抢劫差点丧命，吃过不可靠的奶制品。

◆熊丙奇（上海，教授）：
    相比我为国家做了什么，国家为我做的可就多了。仅设计并实施高考制度一件，就感天动地，让我能得以改变农村户口，成为“上海人”，否则，现在我最多到城市 做一个戴着眼镜的农民工，经常端着饭碗蹲在工棚边吃饭。我的中学同学，现在就是这样。当然，他不会认为这是国家为他做的好事，他有另外的“好事”，由于没 有固定的“公职”限制，现在他养了一男一女，只缴了点超生罚款，基本上享受与有的明星、名人一样一个接一个生同等的待遇。

◆陈鹏（兰州，大学生）：
    基本收入：本科四年共评选奖学金三次，因非贫困生，故不能参评国家奖学金和其他各类专设给贫困生之奖学金，获校级一、二、三等奖学金奖励，总计：3000元。
    国家下拨每月基本生活补助31元（其中1元扣作班费），四年累计：1440元。
    为我总计花费：4440元。
    本人家境一般，学习刻苦，成绩也算优良，大学期间为己学习，也算是为国苦读，算下来资产净负45520元。眼见高中毕业时，学习成绩一般的哥们儿，在美国 大学，轻松赚得大笔奖学金，除缴纳学费外，绰绰有余，感慨不已。然不思悔改，仍留国内继续上研深造，想来可谓自己对国家的最大贡献。

◆王军杰（上海，律师）：
    有衣穿（打折的），有饭吃（速食的），有房住（租来的），有车开（两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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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国家做了什么?

【国民感言】

◆英子（上海，人力资源主管）：
    一是工资超过个税起征点，充分享受了作为纳税人的光荣，而且越来越光荣；二是晚婚晚育——虽然想早婚早育，但已经晚了。

◆丁学良（香港，教授）
    改革初期，我以一个青年知识分子的身份，积极地鼓吹解放思想、改革开放。1970年代末发表文章，批判“四人帮”和“极左”思潮。
    作为读书人，在海外这么多年，做得最多的：一是学习研究，为中国的社会进步、融入世界发展主流，继续提供必要的信息与知识；二是1993年回亚洲以后，每年都用大量时间，用海外争取到的研究经费，帮助中国西部几个比较贫困的省和自治区。

◆信力建（广州，民办教育者）：
    创办了中国第一所农民工学校、十几所穷人的学校，还有，全力推行先进的教育教学方法和争取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权利，邀请大批精英来南方开设讲坛，寻求文化教育的新发展思路。另外，我还热衷于国家的慈善事业，开办了福利院和慈爱院。

◆邱建生（福建，民办教育者）
    追随晏阳初的乡村建设理想，在农村办培训班，协助农民组织经济合作社、文艺队、老年协会、读书小组、资金互助合作社，期望以组织的力量活跃农村的经济和文化生活，拓展农村的公共生活空间。
    现在，我生活在城中村里，村里住着从四面八方来的打工青年，大部分初高中毕业。他们是城市和农村建设的骨干力量，但在最好的年龄却缺少学习的机会，合法权益还经常被侵害。我们举办工人夜校，将低廉高质的教育送到他们面前。

◆许志永（北京，大学教师）：
    推动民主法治，是最有意义的人生。
    2003年孙志刚案之后，我们这群法律人成立了“公盟”，参与黑砖窑受害者赔偿案等案件的法律援助，提出北京居住证改革方案、征收法草案等立法建议，撰写《中国信访调查》等报告。当下，正在努力推动北京律协直选以及组织三鹿奶粉事件志愿律师团的工作。
    我向往传说中的侠客，行侠仗义。只不过我的武器是法律，虽然脆弱，但只要坚持，一定能看到光明和希望。

◆立秋（北京，公务员）：
    在国家机关一晃数年，而立已过。普通公务员究竟是“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的“民”，还是“做事不由东，累死也无功”的“东”？这是大问题。
    这些年周旋于“扎实推进”、“不断提高”、“成效显著”这样的汇报性词汇；游走于“要务必做好”、“要大力推进”、“要切实加强”这样的指示性语言。如果仅仅用“完成领导交办的各项任务”来衡量，勉强可以称得上“恪尽职守”。但细细体味，却发现给领导们准备的讲话越来越长，认真听的人却越来越少；文件写得越来越多，仔细看的人却越来越少。因此，若以“为民”视，也许不过是隔靴搔痒。

◆周翼虎（北京，央视职员）：
    我为国家做的惟一事情，就是1994年冬天的辞职。那年，我吃饭时随手撕张报纸垫鱼骨头，突然在报纸角落扫到一则招聘广告。第二天我就去了招聘会，接着就辞职到事业单位捧着泥饭碗，开始了没住房、没保障、缺少尊严的体制外职业生涯。半夜和哥们骑着三轮，拉着全部家当，一路放声高歌，从荒无人烟的六里桥搬到阴森森的四季青乡的农民平房。
    那时年轻，对现有的体制不满意，就用行动去改变它。没享受体制内分房、医疗的福利，也没获得体制外的财富机会，但依旧为一种难以言传的激情而欢乐。

◆燕子（杭州，家庭主妇）：
    这问题太宏大。首先想到的是我交各种各样的费用及税。
    小时上学父母掏空了每年的收入，长大外出打工要交外来人员管理费，租房要交计划生育和暂住管理费，上班挣钱要交个人所得税，个人档案要交档案管理费，买房要交契税，房子使用要交物管费，买自行车要交车船使用税，后来自行车道越来越窄，机动车道越来越宽，买了车要交各种费税，用车要交养路费，过路要交过路费。游玩要交门票钱，倒垃圾要交垃圾清理费，反正吃喝拉撒都要钱！

◆moshou（北京，图书编辑）：
    我稳定了我一家人的情绪。

◆蔡印同（法国巴黎，留学生）：
    在农村长大，从小就种地。以前每年所交的公粮等于农民对国家的义务，我也为养活中国人流过汗。出国留学前我工作过六年，最后几年每月都要从工资中扣掉几百元个人所得税。纳税光荣，这一点当然值得自豪。
    拉萨骚乱发生后，对华舆论恶化，我和同学们在法国给法国总统写信，还去法国媒体参加辩论，告诉法国民众关于西藏的真相和中国人民支持奥运的心声；我们自发迎接奥运圣火过巴黎，组织4月19日在巴黎共和国广场万名华人集会；为四川地震灾区组织埃菲尔铁塔烛光祈福会，募集到一万多欧元捐到国内，我个人还通过国内账户捐献了1500元。

◆徐景安（深圳，民间研究会负责人）：
    1984年国家面临价格改革难题，我参与组织了“莫干山会议”，并主持起草了“关于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的报告，提出“放调结合、以放为主”的价格改革方针，被国务院采纳，推出价格双轨制改革。
    离开政府工作岗位后，发现国人精神健康恶化、自杀率趋高，我提出建立“情感护理系统”并付诸实施，浙江金华成立“情感护理中心”三年来，避免了十多起自杀、杀人等高危事件。

◆纪雪涛（广州，软件工程师）：
    我对国家的最大贡献，是在相对不利的环境中活出了精彩。在不利的环境中培养出来的坚持和珍惜等品质，是我对这个国家最好的奖励（bonus）！教育有缺陷，但我被扭曲得不算厉害；家庭贫困让我放弃了重点中学的录取，而进了普通中学，但我还是考进了大学，而且在工作8年之后出国留学。当我看着工资单上那笔巨大的纳税额，因“贡献”而带来的自豪之情也油然而生。

◆熊培云（天津，时事评论员）：
    我对国家的最大贡献，不是少年时勤学苦读走出了闭塞偏远的山村，给了自己一个相对宽阔的前途；不是大学毕业后拿了几倍于父母的薪水，可以作为家族的“小政府”为他们提供教育、医疗、社保等福利却从不向他们征税；不是在巴黎留学时让外国朋友看到我是个意气风发、彬彬有礼的好青年；也不是相亲相爱、生儿育女，谱写诗歌、歌诵胡适，热爱学生、建造雕塑……而是自始至终都保持着一种自由的趣味与独立的人格。

◆周凌峰（长沙，自由职业者）：
    很汗颜，除了奥运会和神舟号上天时在电视机前欢呼一下，做些只有自己才能看到的加油动作之外，我没为国家做过什么值得骄傲的事情。

◆鄢烈山（广州，时评作家）：
    一、我为国纳税，不仅有工资条上的扣税，家庭日常生活消费中也有隐性缴税。这是我对国家和政府最直接的贡献。不论是奥运的辉煌举办、“神七”的成功升天、中央政府和省政府对地震灾区的财政拨款，还是国家权力机构平常建楼买车考察等项财政支出里，都有我的一份奉献。
    二、奉公守法配合国家维持基本秩序，作为公民，我的特殊贡献在于，我有较强的权利意识，多年来为争取兑现宪法承诺的公民权利而写作，虽然实际效果可能远不如为农民工维权讨薪的律师周立太，做一单就是一单。

◆陆谷孙（上海，教授）：
    我想我能为国家做的是：位卑未敢忘忧国。从终极意义论，爱国不可能不忧国，而且是那种韩愈所谓的“纯信之士，忧国如家”般的忧。

◆胡朝辉（广州，IT公司职员）：
    作为职业人，每月交个人所得税；作为社会人，震灾来了，大方地捐款，资助本应由国家管的贫困学生，见了乞丐，无论真假，总要替国家分担点；作为自然人，只生一个娃，不给国家添负担。不随地吐痰，见了老人礼貌让座。另外，支持民族企业，迄今喝了五六年的蒙牛、伊利，每天一两盒，以至于现在每天大量喝水。还有，不往人多的地方扎堆，极少出入娱乐场所，夜生活以看书为主，没给国家的消防工作带来压力。虽然擅长考试，但是没有参加公务员大军的角逐，否则，以书本上得来的厚黑和权谋攻略晋升某局某处，应该是个不小的祸害。这当然应算作是为国家作的贡献。

◆仲儒（广州，银行职员）
    若干年前父母生了一个健康的我，去年我生了一个健康的女娃，除去生孩子的那几天，我们一家人去年没占用过医院日益紧张的床位。

◆座中人（北京，媒体人）：
    可惜，去年就调查了牛奶掺假问题，最“刺激”的部分让领导“和谐”掉了，等于没做。

◆李渊峰（北京，现役军人）：
    大学毕业后参军入伍，到了最艰苦的昆仑山上。
    在部队20年，我抱着“革命工作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的思想，转战天山南北。我带兵20年，做了20年官兵的思想政治工作。当领导后，对于部队中存在的买官卖官、侵犯官兵利益的腐败现象，我不仅不同流合污，还能不计个人得失，同他们进行不妥协的斗争。我认为自己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合格的军人。我对得起部队，对得起组织。

◆韩雪（北京，检察官）：
    我从小是个好孩子，不劳心理医生会诊，不烦教育专家讲课，甚至我妈想唠叨一下都找不到借口。我不啃老，不惦记国家的救济；我谋生的手段是法律，却没一回用于维护自身权益，跟任何人都没有大矛盾，即便有也会一笑置之，为国家节省了大量司法资源；成家之后，也是一派和谐，没有夫妻矛盾，甚至连天下最难搞的婆媳关系，也被我一一破解，把日子过成了红红火火的段子，给负责调解工作的社区居委会大妈减轻了负担。
    或许我至今没有做过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却同样感觉也为国家作出了贡献。因为如果所有人都像我这样生活，何愁建不好一个和谐社会呢？

◆丁磊（广州，网易CEO）：
    作为企业家，我们的本分是做好产品，让消费者满意。作为企业家，在经营企业的过程中，也是体现价值观的过程。企业家本人和企业在不断向社会输出健康的价值观。

◆江锡钰（安徽蚌埠，媒体人）
    连同本届，我已经做了三届的市政协委员。我没将政协委员仅当荣誉，到政协就是让我“说话”的，哪怕白说我也要说，事实证明，我的许多话并没有“白说”。

◆夏爱华（乌鲁木齐，作协会员）：
    我先是在国企工作，在电视机流水线上工作16年，算是为国家做了一点事情。后来遭遇下岗，单位破产，我买断工龄，奔波在求职路上，历尽辛苦。那时候我总想，我倒想为国家做点什么，可是国家似乎不需要我呀。你看看街道上，到处都是找工作的人。后来靠写作求生，也是历尽艰辛，后来终于入了区作协。我现在能做的，就是多写好的作品，激励更多人努力向上，勇于拼搏，热爱生活。

◆和菜头（昆明，知名网友）：
    我没有贪污过一分钱，我完成了每一项任务，我没有把任何一位女下属按倒在办公桌上，我得到过一张“卫生模范”的奖状，很难说服自己那不是个讽刺。为了彻底让国家减负，我在工作11年之后辞职离开国企。走时老总没有对我说“谢谢”，他不认识我，我没见过他，他们换得实在太快了。

国家还能为我做什么

【国民感言】
◆缪剑文(上海，律师)：
我希望当我到行政机关办事的时候，不用找熟人(哪有那么多熟人啊)；我希望法院的法官个个像法官，再也没有法官会对我咆哮“不要跟我谈法律”；我希望我为客户取得的胜诉判决能得到执行，而不是成为嘲笑律师无能的一纸空文；我希望中央和地方的法律执行该一致的地方总是一致的；我希望政府颁布的规章总是符合语法、逻辑和法理的，而且深思熟虑，目光长远，如果这样的话，我将会从我的工作中得到更多乐趣。
◆许志永（北京，大学教师）：
希望有一天，国家权力都为公众谋福利，法律代表公平和正义，腐败和特权没有了容身之地，每一个公民的基本自由和权利都有法律的保障，所有的人在法律面前都是平等的，在精神信仰层面都是平等的。社会职位向所有人平等开放，所有的人在相同的规则面前公平竞争。再也没有了城乡之间的冷漠和歧视，再也没有了贫富之间的仇恨与敌意，再贫困的人也会有体面的生活和尊严。
◆丁学良（香港，教授）：
我最希望国家给中国最好的十几所大学更多的自主权，允许它们更多学习国际上优秀大学的经验和模式，为常年在海外的人服务国内建立常规渠道。
希望国门更大、更开放、更透明。缩短与世界先进大学的机制差距。最好的国内大学，有更多的自主性、创新力，大学之间、学校内部有更公平的竞争。
假如有机会，我希望做一所有全国影响力的大学的校长。20世纪上半叶，中国出现了蔡元培、胡适这些令人敬仰的大学校长。假如给我法律保障的充分治校自主权，我一定可以把海外好的模式引进中国。当然，不是靠我一个人。
◆信力建（广州，民办教育者）：
可以与领导人自然地握手，可以和国家领导通电话，可以邀请领导人来家里吃家常菜，通过如此亲切平等的交流形式，体现亲民的“官员”形象。政府是一个服务型的角色，官和民是同等的，不分贵贱，惟一不同的只是社会分工。
我希望，国家扶持更多的民办教育事业，提供一定的经济资助，不收费或减免收费，减轻民办教育的负担。或者，降低或取消条条框框，甚至干脆不干预教育，让它自己成长、壮大。
◆李煜（长沙，大学生）
国家应让教育支出在GDP的比重更高一些，尽快让大学教育变成免费教育，可能我无法受益，希望我还未出生的表弟能够受益。
◆胡森林（北京，国企员工）：
一是改善农村基础教育，让千千万万像我一样的农村孩子在校园而不是工厂的流水线上追逐他们的梦想；二是提供更多的社会福利，使我将来不至于被住房、养老和教育这些大山所压垮。
◆立秋（北京，公务员）：
领导干部不要把数百万的普通公务员当作“许三多”；民众也不要一想到公务员，就同贪官污吏相联系。不妨“拿来”同是威权体制的新加坡和共属一国的香港经验。有职务和级别分别的晋升制度，就无须在“升官发财”上一条路走到黑（中国公务员只有1/15左右能够升到副处职位）；在彻底杜绝灰色收入和不合理职务消费的前提下，有薪酬差距的激励措施，勤政为民就会是一个看得见的“胡萝卜”（香港政府最高和最低的薪酬差距40倍）；有廉政退休金等方式，遵纪守法就不会只是落在口头上。
有权力没责任，有激励没监督，公务员很难不变成私务员。设立类似新加坡的贪污调查局、香港的廉政公署这样的独立调查机构大有必要。
◆周翼虎（北京，央视职员）：
我希望国家能给人民带来更多的个人尊严和机会。我身边的白领朋友，在十年前都津津乐道地谈论创业、前途理想，但他们现在更多的在想办法怎么拉关系、走门路，怎样从体制内获得资金和机会。只有让体制外的人们重新获得欢乐和梦想，体制内的成员才能活得更好。
◆蔡印同（法国巴黎，留学生）：
我希望能够真正得到宪法上规定的公民权利，比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公民能够通过媒体和立法机构等有效地监督政府，公民应该拥有得到社会救济、养老保险、医疗服务和免费教育的权利。
我最想的是充分享有知情权和表达权。比如网上发帖再也不要有敏感词审查。我希望像我这样的自费留学生，也能得到国家奖学金，同时毕业后也能够不受歧视地回国进入政府部门或国有企业就业。我不需要国家的管理者充当人民公仆、把每个来办事的普通民众都当成自己亲戚一样重视，只要他们能做到平等待人就成了。我希望国家设立各种各样的基金会，如果我有合适的项目策划，就应该能够申请经费组织实施。
◆江锡钰（安徽蚌埠，媒体人）：
如果能有一部规范保障新闻事业发展的新闻法，其作用决不在神七之下。这么伟大的国家，有了新闻法，更多的简光洲，更多的东方早报、南方报业，就敢开口说话，三鹿之类的丑闻才会更少。我相信有生之年一定能看到这部标志着我国文明迈出一大步的法律出台，我和我的学生都能在法治的阳光下工作。
◆姚仰生（广州，大学教师）：
我对国家没什么要求，惟一的希望是，当我到非户口所在地工作时，我不会因为没有“暂住证”（“居住证”）而受到盘查或者被抓起来。我热爱国家，也希望国家热爱我——至少“联防”不要像对待恐怖分子那样对待我。
◆王卫明（南昌，大学教师）：
美国前总统肯尼迪说过：“不要问你们的国家能为你们做些什么，而要问你们能为国家做些什么。”因此，我不会要求国家为我做什么。
◆周丽君（北京，财经评论员）：
我只希望来套廉租房！能让我的“房租收入比”维持在20%左右，我就谢天谢地了。除20%用来租房，20%用来生活外，或许另外20%可以用来积蓄，20%可以用来买书买报，甚至还有20%可以用来与女朋友培养感情……
◆曹清泳（天津，国企员工）：
母亲患病身体一直不好。由于现在医药费巨高，再加上大夫的脸色比病人都难看，母亲怕身上的病没治好，倒会被医院折腾出新病。于是，她被时下那些“悬壶圣手”忽悠得不是买书攻读，就是吃不知已流传多少代的宫廷秘方。钱越花越多，病却未见好。
我希望祖国能切实地对现行的医疗体制进行有效改革。同时，加强医药市场的监管力度，杜绝庸医、黑医等江湖骗子的横行于市，使其罪行昭彰于天下，不要再让无辜的老百姓上当受害，当他们的冤大头。
◆李昌平（北京，三农学者）：
生活工作在北京好多年了，一年纳好几万元的税和费。我住在自己的房子里，却经常有人要我办“暂住证”或“居住证”。我是湖北人，可我已多年不尽“鄂民”义务，也不可能回湖北度过残年了。除非使用暴力把我押送回。我既不是“鄂民”，也不是“京民”，可我还是“公民”吧？我一直想对祖国大声说：“祖国，我是你儿子！”当然，我永远是我父母的儿子！因为，他们永远都不嫌弃我！
◆周士君（河南新乡，公务员）：
期待国家能继续加快改革开放，敞开愈加宽阔的胸怀，包容并善待那些听上去有点不当或刺耳的声音。
◆郭龙（广西桂林，师大毕业生）：
希望国家能对高等教育进行彻底的改革：大学不再是大大的学校，而是有大师的所在，而高校教师也不再是整天忙着科研或炮制论文，让研究生给我们本科生上课；并且改革对高校的评估方法，不再是集体造假来应付，我们也不必再去做那种毫无意义的事情，如捡树叶、背校歌……总之，希望我们的大学是一个真正培养人才的地方。
◆胡朝辉（广州，IT公司职员）：
按照她制定的法律来做就行了。哪怕打个六折，我也很满意。
◆顾海兵（北京，教授）：
中国再也经不住乱了，改革之路必须且只能是龟式的，不怕慢就怕站，多点思考少点盲动，坚持市场经济不动摇，坚持民主政治不动摇，坚持经济安全不动摇，坚持国家尊严不动摇，非暴力、非对抗，和而不同。
◆孙存准（湖南永州，下岗职工）：
我觉得，国家已经今非昔比。她有实力举办史上最成功的奥运会，她有能力送“神七”遨游九天，她也有办法改变我目前的处境，为我及像我一样的下岗职工提供为国效力的工作岗位，让我们过上体面而有尊严的幸福生活。我坚信，日益强大的祖国才是我们牢不可摧的靠山。
◆钱夙伟（浙江湖州，银行职员）：
现在最让我担心的是社会不公，尤其是官场的腐败。作为一个小市民，这大概显得有点可笑，但却是我的心里话。儿子刚工作，对单位里的许多潜规则已知之甚多。这种看不见的腐蚀，其实是最可怕的。因此，我希望国家在抓经济的同时，更快地推进民主，强化监督，让大家都以正义作为基本价值追求，都按规矩做事，千万别再让正直老实的人吃亏。
◆仲儒（广州，银行职员）
对目前生活很满意，死才是个大问题——听说现在墓地的价格比房价还贵，要不就降低点殡葬费用吧。
◆座中人（北京，媒体人）：
我不否认伟大成就，但别再让我反复论证“地球是圆的”，请求国家让我采访采访今后改革怎么改，远的不说，起码让我了解一下油、电定价怎么改。
◆Sandy（infzm.com网友）：
也许有一天，同性婚姻能够合法化？
◆周凌峰（长沙，自由职业者）：
从来不敢指望国家能给我做什么，如果可以，少收点税，另外，给我这样的自由职业者弄一本医保卡吧。
◆英子（上海，人力资源主管）：
希望给我们提供安全的食物和生存环境，让我有勇气生孩子。
◆李渊峰（北京，现役军人）：
我已到了不惑之年，生活中该有的，国家已经都给我解决了，我真的不需要国家再为我做什么了。以我20年的部队经历和对中国官场的观察、了解，希望国家能够出重拳，拿出革命的决心，采取革命性的措施，像当初平反冤假错案一样，严惩党内日益严重的消极腐败现象，让那些贪官污吏如过街老鼠，遗臭万年，无处藏身。铲除腐败现象是我希望国家为我做的惟一的一件事情。这件事情也只有国家能做到，其他的我自己来做。这也是一个老共产党员的心声。
◆鄢烈山（广州，时评作家）：
国家还能为我做的多了，但最重要的是让我看到公平正义，使我对我们的父母之邦有信心，有依恋之情，使我们的孩子不做“适彼乐土”之想；而最起码的要求是，使我们生活在自己的国家有基本的安全感，而不对食品药品住房等等都心怀疑惧如惊弓之鸟；对于我这个以出售思想文字为生的人，希望有一天能让我堂堂正正地在任何场合畅言国事单位事，而老母亲和妻子不必“心有余悸”，不必担心有人给我“穿小鞋”。
◆丁莉丽（杭州，大学教师）：
国家能为我们所做的，总的一句话，就是什么时候能让中国变成一个安全的国家。我身边的同事和朋友，谈所有的问题，诸如三鹿事件，最后总有人归结到一个问题，就是把孩子送出去，留在国外。这一想法变得不再引起共鸣，才是中国人好日子真正来临的时候。
◆陈强（福州，海归人士）：
国家作为大家共同的“家”，有责任为国民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让他们有“免于恐惧的自由”，同时让在海外的中国人时刻感受到祖国的尊严。
现在不少的富人移居海外。
◆xinxudehlg(infzm.com网友)：
一百多年来“国民”俩字叫得山响，普天之下莫非国民，我想找个清静的地方躲一躲，行不？可这年头要想像严子陵、林和靖一样隐居山林冒充高士，你得先过政府这一关——随便搭违章建筑，不怕被拆了？要不就得划归风景区由管委会经管，你得跟野生的猴子一样搔首弄姿，做“濒危文化遗产”——得！我还是躲家里吧。
◆杨文杰(苏州,退休干部)：
企盼国家更好地关怀我辈老年人。同时希望加快民主法制建设，切实保障公民的言论自由。我与同仁都很怀念1950年代初的舆论风气，那时苏州市市长违反医院探视病人规定，擅自进入看望住院妻子，过后，地方党报指名道姓进行批评，而今甭说市长，连局长、乡长也难批评。
◆岩泉（江西崇仁，公务员）：
希望能给自由撰稿者更大的创作空间，正像毛泽东所说的：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
◆柯润安（西安，中学教师）：
我希望国家能为我年近古稀的农村母亲发放养老金。数量多少并不重要，关键是体现共和国对亿万农民的关怀和对劳动者的尊重。盛世中国要做到这一点并不难。
◆毛海栋（北京，研究生）：
火车应该开得更稳一些，别让我在胶济线上再提心吊胆；北京地铁该调整一下线路了，别让来北京的同胞每次都扛着大包小包在迷宫里面转悠半天；加强食品卫生的监控，别让毒牛奶再残害下一代；房子要建设得更牢固些，别再上演北川中学的悲剧；及时公开信息，别让假虎照再忽悠大家……
◆Maytea(infzm.com网友)：
我想让国家允许我偷偷生两个孩子，可别让认识我的人知道这一条，不然都知道我那么想当妈可就羞大了；我还想让国家多放假，这样家里的事就不会总落在我这看似长年有假、终年无休的人身上了；还有就是想让看病像逛超市、买菜一样简单啊；还有，还有就太多了，空想太多也没用啊……
◆moshou（北京，图书编辑）：
国庆回家的火车票能给报了吗？

我还能为国家做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