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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人可以通过探索人生的意义来使生活免于空虚，却依旧无法改变生命无意义的悲剧，一时间众多人不知何去何从，灵魂无处安放，由此引发了精神危机。

“现代人的精神危机”在书中被多次提及，这是当代人共有的问题，基督教信仰解体在西方人精神中引起灾难性震荡，使西方社会长期被没有信仰的虚无主义笼罩，这是我们有目共睹的。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也逐渐丢弃了原有的信仰，而这个现象却常受到忽视。儒家那种“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修身养性、积极入世的精神和“以建设共产主义为最终目标”的革命精神都曾一度成为中国人普遍的信仰，而现在人们已经发现社会政治信仰与绝对价值信仰有所不同，故这些曾经的信仰失去了其曾有的强大统摄力，因而这些精神即便仍为中国人所熟知，却已遗失了主导青年精神的能力。

在中国建设现代化的进程中，精神危机始终存在却未能受到重视。周国平先生之言振聋发聩：“西方现代化的进程业已表明，单纯的物质繁荣并不能使人真正幸福，中国式的现代化难道不正应该借取前车之鉴，一开始就重视人的精神生活问题？”这是作者在1988年提出的，但在今日依旧发人深省。值此新冠疫情席卷全球、脱贫攻坚压力如山之际，全社会正致力于解决眼前的社会经济政治难题，精神危机问题一直隐而未现，却暗中困扰着青年。风华正茂的青年人罹患抑郁症甚至自杀的事件屡见不鲜，这其实是长青年期身陷苦闷的精神状态后的崩溃。而香港部分青年易受境外势力鼓动而行危害国家安全之事，也可能源自信仰的缺失，这致使被别有用心者精心伪装而成的“信念”轻而易举地支配了他们的头脑。

在社会层面上解决精神危机实属困难至极的事，尚未有社会团体成功，而全人类何时能摆脱这场危机也全然未知。个人如何应对精神危机则见仁见智，其中周国平先生对吴宓先生的见解极为推崇——做一个真诚的理想主义者。不必执著于入世，大可做与社会进程保持一定距离的智者，使自身精神完善，从中寻找一种超越政治和经济的绝对价值或言信仰。尽管这种绝对价值很可能只是臆想出来的“浮象”、“幻象”，依旧须做绝对价值存在的必要假设。灵魂的寻求是每个人必须独立完成的过程，若能鼓励多元精神价值的真诚追求，或许能引导更多人注重精神生活，有助于全社会化解精神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