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作为一代英主，其文治武功毋需赘言，这里以唐太宗为例具体分析其对庾信体的接受主要是由于他的《秋日效庾信体》诗，不仅在诗题中明文标注“庾信体”，同时这首诗在彭定求所编《全唐诗》中存篇，我们可以从对唐太宗的效作的具体分析中得出李世民接受视域内庾信体的某些艺术特征，这较之于我们探求初唐史家对庾信体的接受只能从反面推理入手又近了一步，至少能够以体验的方式进入接受者的接受过程中。唐太宗在全唐诗中存诗百余首，且看《秋日效庾信体》[5]：

岭衔宵月桂，珠穿晓露丛。蝉啼觉树冷，萤火不温风。花生圆菊蕊，荷尽戏鱼

通。晨浦鸣飞雁，夕渚集栖鸿。飒飒高天吹，氛澄下炽空。

我们可将此诗与庾信的《晚秋》[6]作对比分析：

      凄清临晚景，疏索望寒阶。湿庭凝坠露，抟风卷落槐。日气斜还冷，云峯晚更

霾。可怜数行雁，点点远空排。

首先，从诗歌意境的建构上来看，李诗中的岭衔月桂、珠穿露丛与庾诗中的湿庭凝露、抟风卷槐都勾画出了一幅萧索凄清的秋日晚景图。但是李诗中的月桂、萤火、飒风、高天、澄空等词同其它冷色调词语晓露、冷树、夕渚的混合搭配使全诗总体上呈现出一种冷色调中的暖韵，多了一份帝王独有的明朗之气；庾诗中寒阶、湿庭、落槐、冷日、云峯、疏雁等词语的连用，尤其是凄清、晚景、疏索、可怜等词的直接入诗，使整首诗透露出一种峭拔孤冷之感，冷中生寒，峭中生悲，平添了一份萧索孤寂之感。但是，李世民的诗意象斑驳庞杂，有堆砌之嫌，庾信的诗观在照世界上呈现出一种清晰的近景、远景的层次感而自成体系，高出一筹。二者的共同之处在与于首句点题、咏物的清新自然，同时又不失典雅浑成，李世民同庾信身世的显著差异致使二人形成了各自独特的风格。

其次，从对仗句式上来看，李诗的第一联与第四联，庾诗的第二联与第三联都极为工整，唐太宗和庾信的在诗歌词语的选取上都煞费苦心，从词性、类属、时节、色调、感官上来分析都无可挑剔：衔对穿、凝对卷、还对更、晨浦对夕渚、宵月对晓露、坠露对落槐、日气对云峯。若从整体上分别来看以上两首诗，我们可以发现李诗诗歌有五联，其中第三联也可以算作宽对，另外两联于对仗上并没有太多讲究，反是庾诗中第一联可算作宽对，只有最后一联不讲究对仗。由此，庾信较于李世民在诗歌的对仗要求上更为严格。

最后，从格式声律上来看，李诗五言十句，庾诗五言八句，如果以唐人律诗的角度观之，李世民的《秋日效庾信体》根本不属于律诗的范畴，而离律诗形成期较远的庾信在这一点上比时代更近的李世民做得更好。李诗中丛、通、鸿、空四字押同一部韵，庾诗中槐、霾、排三字押同一部韵。从诗歌平仄上看，由于庾诗五言八句的格式更加符合律诗标准，而李诗的五言十句的体式使之在平仄上反而不易施展开来。

由是言之，李世民在接受庾信体的过程中重点体认的是庾信的诗歌中咏物清新典雅、对仗严格工整的两方面。一方面，从体裁上来看，李世民将庾信体视为一种诗歌美学范式。李世民将诗歌题目定为效庾信体，可见他的认知是自觉地将庾信体纳入到诗歌范畴中来。另一方面，从题材上来看，李世民所热衷效仿庾信诗歌内容的正是其别于宫体风格的清新自然、流动畅快的咏物诗。李世民创作了大量的咏物诗，在他所存世的诗歌中基本上以咏物诗为主，大体上共同呈现出一种清新自然、流动典雅的旨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