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地狱中仰望天堂

——读魏微小说《化妆》

魏微的小说《化妆》讲述的是一个庸常的故事。少女时代的嘉丽沉默讷言，默默无闻，是个平庸的穷学生。大四那年实习时，她与已婚的张科长发生越轨而无望的爱情。十年之后，事业有成、衣着华丽的嘉丽却化妆成穷困潦倒的下岗女工赴张科长之约。如果小说安排一场温情脉脉的旧爱重逢也就稀疏平常、庸常到底了。可作家偏偏让嘉丽上演一出自编自导的化妆剧，与社会现实、与爱情乃至与自己，进行了一场近乎残忍的较量。

首先嘉丽是值得我们同情的，贫穷是她个性形成的第一要素，并自始至终主导她自我人格的塑造，造就了她极度敏感、自卑与压抑的性情。

她父母都是普通工人，举债供她和弟弟上大学，她每月靠父母从邮局汇来的生活费生活。她时刻提醒自己“吃最简单的食物，穿最简单的衣服，过有尊严的生活”。经济的拮据使她对贫困有一种刻骨铭心的情感。小说中有这样一段话：“她不能忘记她的穷，这穷在她心里比什么都重要…她这一生最爱的是什么呢？是男人吗？是一段刻骨铭心的情感？不是，是她的穷。”她爱自己的穷，是不得不面对自己困境的无可奈何，但多少有点自欺欺人。她的行为与心理表现出的反而是对穷无与伦比的恨，而不是爱。同学母亲送她旧衣服，她不要而“顿时落泪”。看到大街上花枝招展的美女，“她不看她们，她鄙视她们，恨她们”。在尊严与嫉妒的面纱下，是对贫穷的憎恨和对金钱的渴求。

大学时代的嘉丽涉世未深，纯真浪漫，她相信爱情，也“不可救药地坠入了―段恋情里”。她对张科长无所企求，知道他不想离婚，他们毫无未来可言，但仍然义无返顾地顺从、毫无保留地奉献。爱上张科长更是爱上爱情本身。然而深植骨髓的贫穷意识却有意无意、三番两次地出现，拉锯着她的单纯爱情。从戒指开始，金钱不可避免的介入。男子出差带回枚戒指，她再三拒绝，觉得“爱他就不能收他东西”。尽管执拗了些，但若仅仅如此，倒算是纯真可爱。可她一是认为自己穷惯了，戴上戒指不协调；二是暗中估量戒指的价钱——可见她无意识中流露出对礼物价值的在意。当张科长送她衣服时，她先是从衣服的样式和颜色怀疑衣服的价格，后来“到底没忍住去百货公司看了”，“结果让她很伤心”——不知不觉间金钱成为了衡量爱情的标准。而即将分别时，他送她三百元钱，不管出自内疚还是安抚，却深深刺激了她因极度自卑而极度自尊的脆弱心灵。爱情理想随着她“从床上一跃而起”的动作而幻灭，金钱意识在她的“火车站附近都能听到的尖叫声中”隆重登场并开始成为她的主导意识。 

十年后的嘉丽早已摆脱了当年经济上的贫困。她开一家律师事务所，雇几个员工，在市中心黄金地段供一户写字楼；她穿着精品店的名贵衣服，开着黑色的奥迪“驰骋在通往乡间别墅的马路上”，吃着一顿要花六七百块钱的午餐。她极尽奢华、酷似暴发户的生活方式，仅仅是对以往贫困生活的补偿心理吗？她的这些钱全是“花给她自己看的”，没有人再鄙视她，她却常念叨起自己的穷；有了钱可以做很多事，她却无聊、空虚，常常怀念起大学时代的自己。她谈过几个男朋友，三十多岁了却仍孑然一身。由此可见经济上的脱贫并非得到心理上的脱贫。她对金钱，从十几年前想得而得不到的渴求，转变为憎恨——因为它使她“背叛了她的贫困，也背叛了她的人群”。

张科长的电话推出了小说情节的高潮。如果说十年前与张科长相爱是“眼睛里有光”“脑子里有光”的嘉丽做出的一次惊人之举的话，那么十年后的这通电话使“那些稀奇古怪的、就连她自己也不甚明了的狂想”统统回到中年嘉丽的脑子里，做出了一次更不可思议的举动——化妆。

嘉丽的化妆不是简单意义上把精品服饰换成遭淘汰的二手衣，戴上老掉牙的眼镜以及蹩脚的抹口红之类的外在包装，而是长久压抑导致人格分裂的最终显现。她的举止不再是白领丽人的旁若无人、气定神闲，而是下岗女工的卑微潦倒、小心翼翼；她的目光收敛了商人的精明与自信，取而代之的是疑虑与防备。她反复地心理建设要回到十年前的自己“暗淡、自卑、贫困”，然而却化妆成一个不存在却极其可能存在的“许嘉丽”——国企下岗职工，遭受丈夫离弃、经济困窘乃至沦落风尘。试想，如果她不曾为了满足巨大的金钱渴望而纵身商界苦心经营的话，她所虚构的许嘉丽怎么不可能存在？化妆后的人物就是她一直埋藏在内  心的另一个自己，一个使她忠于她所爱所恨的穷，“在这个字眼里再也跳不出来”的幻想中的人物。同张科长的通话与相约，让她人格分裂的产物登上了舞台。

随着嘉丽内心深处人物的复活，读者通过一双狂乱的眼睛看到了一个残酷的世界。贫穷犹如一面穿透力极强的镜子，将世态炎凉暴露得一览无遗。同她“暧暧昧昧”的证券公司老总李明亮看到化妆后的她，本想打招呼而随即表示“认错了人”；平时看到她“必打量一眼，每人心中一杆称，称出对方容貌、身份、地位、年薪”的那些“西装革履的男子”和“浓妆淡抹的小姐，竟“绝不回敬她”；酒店大堂小伙子狐疑但克制的神情、平静而冷漠的言语，呈现一副势利的嘴脸。

化妆后的嘉丽不会顺从地接受这些。她的“簌簌发抖”“身体一阵发软”以及数次忍不住的哭泣，表明她内心深处承受了巨大的刺激和挑战。她要报复，报复这个令她曾经贫穷、现在空虚的社会，令她陷入自卑的势利人群，以及让她幻灭爱情、丧失尊严的爱人。公车上的逃票，让她激动得满脸通红。饭店大堂的小伙子嘴脸固然势利，但她的表情与言语的故意误导和挑衅，正显示了人格分裂后的歇斯底里和报复时的敌意。她和张科长的相聚，将报复进行得更彻底。

她先痛说“革命家史”，把自己的情况渲染得凄凄惨惨、暗无天日，赢得男人的同情和安慰的同时，也“伤了她的心”。晚餐时的关爱体贴令她感激涕零，“甚至想重新恋爱了”。然而相对于痛苦，是如此短暂的温情，阻止不了她把玩贫穷的疯狂。回到房间两人的对话非常精彩：

 “这些年你靠什么生活的？”

“打零工，靠朋友的接济，偶尔也借点钱。”

“男朋友还是女朋友？” 

“当然是男朋友。”
“多吗？”

“你不用怕，我身上没有脏病，但是我没有卫生证明，信不信由你。”

在不咸不淡、嘉丽有意误导的对话中，两人关系一步一步紧张。她在他的发窘与难堪中获得了报复的快感。两人言语的剑拔弩张终于逼出来他一句“我在你身上花过钱”“我不欠你的”这样的话。曾经的爱情灰飞烟灭，她赢得了一场“顺理成章”而毫无金钱利润的“卖淫”。
        嫖妓与卖淫早在她还深爱张科长时就出现在她的意识里了。当她不由自主地以金钱衡量爱情时就认为他在她身上花钱是应该的，“嫖娼还要付钱呢”。而她仔细计算，发现“他在她身上花的钱还不足一个嫖客的三次嫖资”，“她的价位还不及一个娼妓”。多年后的重聚，嘉丽的化妆（包括语言、举止），让他以为是妓女，而她临时决定卖淫并与他讨价还价，亲手将内心深处的假设演变成了现实。可以毫不客气的说，将嘉丽放在娼妓这样难堪位置的不是别人，正是她自己。
        贫穷曾经深深伤害过她，造就了她极度自卑与极度自尊、性格压抑与脆弱；贫穷也激励了她，造就了她十年后的奢华与光鲜。然而贫穷本身没有错，正如金钱本身也没有错一样。她放任自卑与压抑扭曲心灵，把玩着贫穷在她心灵留下的伤口，又以自我的伤口作为把玩他人、报复他人的借口，在同现实和爱情的较量中输了自己。
        任何一个社会都存在着金钱关系，存在金钱、权势对人性的考验和侵犯。人性不完美，少不了善与恶、刚强与脆弱、大度与嫉妒、卑微与伟大的对峙。弥尔顿在《失乐园》中说：“意识可以把地狱造就成天堂，也可以把天堂折腾成地狱。”如果总是自哀自怜，对心灵阴影留恋不舍，走不出自我设置的樊笼，那么就永远只能在地狱中仰望天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