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已进入“陌生人的社会”

写下这个题目，我就发现了自己的错误，中国不是已进入，而是一直都处在陌生社会，中国人在对待陌生人方面一直这样，那一张张麻木的脸曾多少次出现在老照片中，出现在作家的笔下，特别是鲁迅先生用他的笔描述了我们多少触目惊心的事实，并天才地告诉我们，这就是国民性。只是，今天这个印象如此强烈，让我完全顾不上自己的逻辑错误。

　　老人摔倒没人扶——最近，各地频频出现的这类事件让人普遍感到心痛又困惑，以致扶起一个倒地的老人这样的举手之劳也成了重大的新闻看点。也许有人说，这是彭宇案的持续发酵，但他们当中的好多人也许都没有听说过彭宇这个名字，更不会知道那位冷酷的法官是如何宣扬人性本恶的，他们只是从人趋利避害的本能出发，而非常默契地作出相同的选择。作为一名老师，教学生务必相信人间自有真情在的老师，我大惑不解：当代社会人与人之间怎么可以如此冷漠？

　　冷漠不是偶然的。稍加留意，多数人会发现，生活当中，我们早已习惯用戒备的眼神、怀疑的心态来对待陌生人。

　　幼儿园里教育孩子：“不吃陌生人的糖果”、“不给陌生人开门”；在家中叮嘱老人：“陌生的电话号码不接”、“买东西不听陌生人的推荐”；银行门口摆放着提示牌：“不给陌生账户打款”；社区警务站贴着海报：“陌生人搭讪别轻易理睬”……

　　到2010年底，全国常住人口超过500万的城市已有20多个，其中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的人口已达2000多万。社会学家说，中国已进入“陌生人社会”。美国知名学者弗里德曼有一段关于“陌生人社会”的经典描述：“走在大街上，陌生人保护我们，如警察；陌生人也威胁我们，如罪犯。陌生人教育我们的孩子，建筑我们的房子，用我们的钱投资……”

　　从过去的“熟人社会”走向“陌生人社会”，首先是一种进步。这意味着经济规模扩大、人员流动性增强、公共服务的社会化程度提高。但是，刚刚离开“鸡犬相闻”的村落，城市里单位也不再“办社会”，难免要面对种种不适应，因此我们面临的第一个生活问题就是：该如何和陌生人相处？

　　出于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我们多数人会本能地希望把必须要相处的陌生人变成熟人，托关系、人找人，因为“熟人信得过”、“ 人熟好办事”。对偶然相遇的陌生人，则首先选择不信。公共场合看紧自己的包，如果别人委托看包，多半要摇头。面对陌生人的求助，心里先犯嘀咕，“不会是陷阱吧”。看到小偷，犹豫着是否要干预，担心过后是否会被报复。而诸如“扶人者被诬陷为撞人者”、“拾金不昧却被讨要更多的钱”等案例，更强化了“帮助人可能惹麻烦”的心理，放大了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

互不信任增加了社会运行的成本，也让人的情绪变得负面。一方面对陌生人处处提防，认为这是让自己利益免受伤害的必要方式，另一方面抱怨“人性冷漠”，“道德滑坡”；一方面严厉指责他人“麻木不仁”，“见死不救”，另一方面又善意地提醒亲人朋友遇事别“出手”、少“出头”……透过这种矛盾和纠结，我们不难发现，人的内心始终在向往温暖，良知和传统美德远未消失，但身份与环境的改变，同样让我们产生了焦虑，产生了严重的不安全感，我们并没有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我们并没有完成个人素质的现代化。套用一句白话就是，我们穿上了西装，但脚下却还是一双布鞋。

“陌生人社会”并不必然伴随着冷漠。如果说在“熟人社会”，日常生活更多地可以通过道德来实现自律和他律，那么在陌生人社会中，彼此不熟悉、人员流动性强等因素会削弱道德的他律作用。这时就需要建立起法制的权威以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一个高度法治化的社会，法律制度凭借其中立性、公正性、权威性承载着社会成员最普遍的信任。彼此陌生的人交往时，尽管他可能并不清楚对方的状况，但会相信一旦出现欺诈失信行为，可以通过正当的方式“讨到说法”，也相信能得到公正的裁决。相应地，陌生人摔倒了多半会去扶，因为相信万一被讹诈、法律会还原真相，而不诚信的一方会受到制裁。纵观西方转型到陌生人社会，没有引发全社会道德的急剧滑坡，因有一整套宗教社团法治制度保障。但中国的确不一样，市场经济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必然颠覆旧的宗法家庭关系社会结构，而在陌生人的环境里，失去长辈熟人舆论监督责骂的国人，因自由而率性，因散漫而无忌，又没有宗教信仰、社团互助、法治公平、制度保证，是什么恶事坏事都干的出来的。

在从传统的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必须处理好重构社会信任这一课题。信任的重建是个宏大的系统工程，大力推行诚信教育、道德教育无疑极其必要，不过，我更相信这一句名言，“总统是靠不住的，道德也是靠不住的”，当前核心的任务当是树立起法制的权威，让我们把信任首先建立在法律制度这一最客观公正的标准基础上，进而自觉按照规则和公共精神办事。当然，在目前的中国，也许还要加上一句，法，必须真正发挥“惩恶扬善”的功能，恶人对法律的恶意解读和恶意裁决，一定导致我们失去最后的信任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