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鲁迅的书，走胡适的路

                      许锡良

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先生最近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说到过，他曾经说过，作为中国人要“读鲁迅的书，走胡适的路”。这句话说得很深刻，很有哲理，但是陈平原先生并没有将之展开论述。

作为中国人，为什么要读鲁迅的书？因为鲁迅的书是中国社会与中国文化的一面镜子，鲁迅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认真而系统反思自己传统文化的思想家。自中国诞生了鲁迅，中国人才真正学会了反思，并且学会了以人的生命的标准来反思一切文化传统。在谈到文化的价值时，他说：“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鲁迅全集·华盖集·忽然想到（六）》，最初发表于1925年4月28日《京报副刊》），第一次将中国人从沉重的历史文化负累中还原出来。“林回弃千金之璧，负赤子而归”。人的生命是第一要务，文化是人创造出来的，创造出来维护人的生命健康与幸福的。说到底，文化只是为人的幸福服务的。如果一种文化走向了人的幸福的反面，无论有多么大的头衔与光环，都必须反抗。是鲁迅给了中国人变革自新的勇气与胆略。之前，中国人在孔儒礼教与孝道文化的沉重压迫之下，变成了这样的：“屏息低头，毫不敢轻举妄动。两眼下视黄泉，看天就是傲慢，满脸装出死相，说笑就是放肆。”（同上文）中国人无论从肉体到灵魂，都受到了极大的摧残。因此，这种深刻而直白的反省是非常必要的。正因为这种反思，使得中国的儒家学者们对鲁迅总是极力排斥，甚至恨之入骨。因为鲁迅的著作是横亘在“儒术独尊”与“作帝王师”、“内圣外王”道路上的最大障碍，点到了儒家文化的死穴，说中了他们的要害。 

但是，鲁迅先生的反省也确实只是让人看到自己的阴暗与缺陷，却不知道中国应该怎样做，才能够改变中国这种黑暗的酱缸文化，中国的历史惯性之巨大是比较特殊的，历史悠久的同时，也意味着历史的沉重，旧文化的巨大传承性，使得这种黑暗总是代代相传，不知道怎样做才能跳出来。这正如他在《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中说到的：“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自己是不肯动弹的。我想这鞭子总要来，好坏是别一问题，然而总要打到的。但是从那里来，怎么地来，我也是不能确切地知道。”

但是，胡适先生恰恰在这个方面弥补了鲁迅先生的不足。他们生前没有能够联手合作，是一种很大的遗憾。很显然，胡适先生对中国的认识远不如鲁迅先生来得深刻，胡适生前始终没有认识到中国变革会有如此艰巨。即使到了台湾，也仍然幻想国民党、蒋介石能够放弃读经，放弃一党专制,还政于民，实现真正的民主宪政,主动回归到世界主旋律的怀抱里来。他参与创办了《自由中国》杂志，大量引进西方文化来滋养国人。但是，《自由中国》却被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取缔了，最主要的创办人雷震含冤入狱，被判十年有期徒刑，而杂志的主要专栏作者、著名逻辑学家、哲学家殷海光先生却迫于蒋氏父子的压力，被取消了台湾大学的教授职务，离开了自己心爱的讲台。今天台湾的民主法治，人们应该记住这些烈士先驱们，而不要只是将功劳记在晚年病危时开放党禁报禁的蒋经国头上。台湾如果没有胡适、雷震、殷海光、柏杨这些自由民主先驱的启蒙、奋斗与牺牲打下的基础，台湾是不可能走到今天的民主法治的。反之，台湾在整个民主法治过程中，儒家学者扮演的角色完全是御用文人的帮凶角色，当胡适被迫流放美国，雷震、柏杨被迫入狱，殷海光被台湾大学开除的时候，台湾的新儒家们却在享受蒋介石的恩典，他们在台湾开设动辄上千人听众的讲座，成为国策顾问，享受国师的待遇。当年台湾的情形与今日中国大陆所遇简直如出一辙。历史的变革总是在重复旧路。

胡适先生早年提出的“让中国充分世界化”，在今日中国变得意义非凡。当今中国面临的问题是：是否敢于主动放弃“中国特色”，而接受普适价值，用科学的发展观，以人为本，而不是以官为本，来构建人性化的和谐社会。政治上民主法治，经济上市场经济。用人性的标准重新评估一切传统文化的价值。胡适还提出“多研究一些问题，少谈一些主义”，以及“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治学态度。这些无疑是很有积极意义的。 

读鲁迅的书，才能够真正认识中国的历史与文化，才能够获得一种自我发反省的能力，才有变革的动力。走胡适的路，才能够将中国引向光明，引向人性，同时引领中国人要靠民主宪政制度，而不是靠圣人的教导达到人性化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