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中国人已经变成了另一个社会物种
石勇
人最想去的地方就是天堂。
但假如在活着的时候，无法想象或相信有一个天堂的存在，那么，人在心理上，便想返回小时候开始出发的地方。
这个地方，可能是某个遥远的村庄，可能是某条有沧桑感的胡同、弄堂，也可能就是山野、草原，还可能是一些这样的符号：寺庙、教堂、大理、终南山、西藏。我们想回到过去，回到自己和人类的童年，回到自然母亲的怀抱——那儿似乎才是温暖的家。
心里的想法是一回事，实际怎么样又是另一回事。大家真的愿意回去吗？能回去吗？
人类走出自然，开始在城市里生活几千年后；中国社会从1978年出发，加速了城市化进程30多年后，我们在今天终于面临着一个无法再压抑的重大问题：自我的家在哪里？我们在精神上，又走到了哪儿呢？
真实自我
今年春节期间，上海大学博士生王磊光的返乡笔记在微信圈被疯转、刷屏，并形成一个媒体-公共事件。很多人为之触动、落泪。
王磊光所说的并不是什么新东西。概括一下无非是在乡村，人与人之间关系变冷漠了，熟人社会好像解体了，大家已经“原子化”；一切都讲究用钱来搞定本来不应该用钱来衡量的东西，比如婚姻，所以广大适婚青年很有压力；读了很多书出来的人，不能马上升官发财，而初中毕业就打工的人却发财了，于是“知识”就无用了；环境也破坏了，乡村不再是纯净的自然，而是成了垃圾场……
可以补充的是，现在的乡村社会，用有没有权，有没有钱来衡量一个人的价值方面，比城市社会还要严重。换句话说，乡村社会比城市社会更屈服于社会价值排序。
于是，那些从乡村出发，已稳定地在城市社会生活的人们，主要是中产阶层，累了，然后想象着可以去疗伤的这么一个“大后方”，已经改变得面目全非，而且快要没了。
于是，虽然现象不是新现象，却召唤出了平时一直被压抑的社会情绪：乡愁。一种曾经熟悉、让人有美好回忆，但原来并不“值钱”的东西越是快要消失，大家越是对它有着眷恋。
《南风窗》记者的一个朋友，在春节过后，也从北京回到了老家：湘西的一个山村。他已经几年没有回去过了，这次是回去在心理上疗伤的。刚回到老家的时候，他非常激动，甚至想哭。但待了几天后，便再也待不下去了，提前又回到了北京。
在和记者聊起这个话题时，他承认，自己很快又回北京，并不仅仅是发现家乡早已变味，从而难掩内心深处的失落。，更重要的是，离开大城市的生活，他感到了一种恐慌。在心理上，他悲哀地发现自己事实上已经无法适应乡村了，感觉好像已经被不断地向前变幻的主流社会剥离出来，扔在了一个被人遗忘的角落里。这就是真相。
确实是真相。但还有更深层的真相。记者只能如实相告：他在城市社会之所以心理上那么累，是因为在城市社会的游戏规则中，他无法用最真实的那个自我去跟世界打交道，很多时候必须装，必须压抑，因此发展出了一套心理分析所称之为“假自我系统”的心理功能去变成他的“自我”，去跟世界打交道。
这当然是很累的，因为只有真实的自我才能体验到放松、幸福和生活的意义，而“假自我系统”并没这个本事。他回乡去疗伤，其实就是扔掉那个对应于城市社会的“假自我系统”，去找到那个对应于他小时候成长的乡村的真实自我。
找到真实的自我，去面对它，就是心理上疗伤。
但家乡已经变味，和小时候的真实自我对应的一切已经不见了，他真实的自我又在哪里？当然只能在内心深处。但那么多年来，他已经习惯了扛着一个“假自我系统”来跟世界打交道，来生活，依靠内心真实自我来生活的能力已经衰竭了。所以，在短暂的激动之后，他有了失落，有了恐慌。
所以“乡愁”这种东西，其实是指人们在内心深处，对于那个最真实自我的眷恋，对它失去的忧伤，对寻找它的一种焦虑，对企图用它来疗伤，来关怀自己的一种渴望。
“乡愁”并不只是从乡村里出来的人的专利。对于他们来说，“乡村”只是一个具体化的符号，因为那是他成长，寄托着真实自我的地方。而对于从小就在城市里生活的人们来说，其“乡愁”表现出来，就不是投射在某个乡村了，而是投射在他们从小生活的城市社区的过去，投射在和城市之外的自然上，投射在某些符号上——比如我们在前面所说的寺庙、教堂、大理、终南山、西藏。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虽然不是从乡村里出发，但和从乡村里出发的人一样，大家都是从自然，从过去出发的，那个最真实的自我，也寄托在出发的地方，虽然这个地方已经高度抽象。在这个意义上，“乡愁”，旅游，灵修，去丽江装13，去大理居住，去终南山隐居，去西藏洗净灵魂……其实都是同一种社会情绪的不同表现。它折射出今天中国的城市化和现代生活的时代病症。
向前走，或是回头？
人是自然之子。从人类学上说，追溯到非常遥远的过去，大家是从原始森林里出来的，虽然时间有先后，比如中国人、希腊人已经开始城市生活，欧洲、非洲、澳洲某些人还在树上；
从神学上来说——比如按照《圣经》的说法，人是因为吃了“智慧果”，明亮了双眼，从而被驱逐出了天堂，开始了苦役一样的人间生活；
而从哲学上来说呢，人是从自然中分裂出来的，有了自我意识和对世界的“对象意识”，把自己弄成了“主体”，把世界弄成了“客体”，从此就不是动物了，而开始了作为人的存在；
还可以从心理学上去看，自然是人类的童年，他还没有一个自我（真实自我），或自我刚刚发育，正如人的童年，还没有自我，或自我大致在三岁以后才发育一样。
所以要回答哲学的那三个著名问题的话，可以这样回答：
问的如果是人类，那么，“我是谁？”——回答是“我是人”；“我从哪儿来？”——回答是“从自然中来”；“要去哪儿去”——回答是“到天堂去”。
问的只是个人的话，那么，回答分别是“我是什么什么人”、“我从小时候的某个地方，某个真实的自我来”、“我要如何如何的”。
人在自己和人类的童年中，是一种怎样的状态呢？他和世界的分裂没那么明显，更多是用真实自我去和世界打交道，所以，很和谐，很幸福，很温暖，但由于真实的自我太过弱小，在世界的威胁中，总会有恐惧。这种状态，哲学家们把它叫做刚摆脱和世界“自在同一”的状态。猪、狗等动物，是“自在同一”状态最杰出的代表，它们已经被嵌死在自然链条上了，就在那个位置动弹不得，不像人那样可以摆脱，可以借助很牛的自我意识，所谓最高贵的思想，从动物出发，向神走去——虽然注定永远走不到。
法国哲学家卢梭曾经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讲了人刚摆脱和世界的“自在同一”状态的很多精彩故事，而且特别讴歌人在这种状态中很幸福，很自由，很平等。现在的人已经不可能有这样的体验了，但可以想象一下我们小时在母亲温暖的怀抱，睁开天真的眼睛看世界时的样子。
但一个铁的规律是，你从一个地方出发，有自我意识，在向前走的过程中，就一定会离开那个地方（这是废话），超越那个阶段。没有人可以一直停留在他的童年，虽然面对一个陌生而危险的世界，很多人为了获得最原始的安全感，拒绝长大。人从自然中分裂出来，结束了和世界“自在同一”的状态，但从逻辑上，最终是要以一种更高层次的状态回去，即和世界重新统一的。自然和天堂的区别，就是动物和神的区别。
这是人类在精神上演化的规律，被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解释为“异化规律”。他说的看上去还是比较有道理的。你要发展，就得从自然中分裂出来。和世界处在混沌的自在同一状态，谈得上什么发展呢？动物是谈不上发展的，只是在不断地适应生存环境中进行本能的进化。事实是：一个人的自我意识越和对象意识越界限清楚，他对世界的认识就越深，改造也越厉害。之所以不识庐山真面目，是因为身在此山中，而没有跳出山外去看一看。西方人近代以来在科学技术上厉害，就是占了分裂得比较彻底这个便宜，中国人因为讲究什么“天人合一”，当然就会吃亏。从思维方式上来说，西方人的逻辑思维、分析思维，和中国人极为擅长的文青思维不太一样，后者把感情和理性扯在一起，是在和自然的关系中仍比较混沌的标志。
但是，和自然的分裂，会导致人和真实自我的疏远或遗忘，它就是“异化”。异化的表现，对于个人来说是一大堆心理问题，神经症、心理变态、精神病之类，而对于社会来说，则是各种不平等、压迫、剥削之类。
作为黑格尔这所名牌大学毕业的高材生，革命导师马克思同志正是看到了这个异化规律，提出了共产主义社会的理论。从逻辑上讲，它确实应该是人类在精神演化上、社会发展上克服异化，实现和自然的“重新统一”的阶段，相当于黑格尔老师所说的“绝对精神”的“复归自身”。意思是，它既克服了和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分裂，又达到了一个发展的高级阶段。从这里再出发，马克思把它称之为“真正的人的历史的开始”。
所有有巨大影响力的政治、思想、宗教、文化理论，都注定不可能离开“人从自然中走来，出现了什么问题，然后走向哪里”这个线索。比如，基督教也典型地是这样。在心理上，无论是天国，还是地上的天堂，都是要提供给人们一个可以安放真实自我，同时又完善完满的家。这就是乌托邦的巨大吸引力的秘密所在。
社会文化焦虑
未来是美好的，相信是这样。但当然，我们在精神演化和社会发展上远没到达和自然重新统一的、令人激动的阶段。地上的天堂只是在想象中。中国人今天正在为实现中国梦而努力奋斗嘛。
从人类精神演化这个维度上来说，今天的中国人，处在一个和自然对立的阶段，即异化比较严重的阶段，它也折射在人与人的分裂，以及社会各阶层的心理对峙上。一些人正在拼命从对自然，以及其它另一些人的破坏性攫取中，来填充内心的欲望。这个欲望，一半是为了享受富足甚至奢侈的生活，另一半，是在社会价值排序的主宰下，为了在心理上吃掉别人或不被别人吃掉。
而从“乡村—城市”这个社会发展的维度上来说，改革开放后，30多年的城市化进程，同时造成了两个结果。第一个前面已经说过了，就是乡村已经改变得面目全非，自然生态遭到破坏，很多面临消失，无数人将失去一个和自然联系在一起的“故乡”。另一个，是城市生活虽然舒适方便，但诸如雾霾、利益和心理竞争的残酷、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冷漠、拥挤，等等，也够让人头疼的，甚至痛苦。这些，都导致了整个社会结构，以及维持它运转的各种游戏规则，价值观念，虽然可以满足人们的欲望，有利于人的发展，但并不利于身体和心理的健康。
在这样的社会结构里，基本上，大多数人必须依靠一个“假自我系统”而活着。换句话说，很多时候，人们无法用真实自我去存在，而更多地只能靠“假自我系统”来刷存在感。
就这两个维度而言，我们可以给今天中国人在精神演化上达到了什么阶段进行简单的界定：一方面，在欲望，以及“假自我系统”的支配下，焦虑于在城市生活中占据一个在社会价值排序上不低的位置，渴望权力，渴望金钱，渴望在和别人的心理竞争中胜出。换句话说，以“乡村”为出发点，为逃离的对象，人的“城市化”正处在加速阶段，很难慢下来，更是根本不可能回头；但另一方面，人们又对可以释放，或安放内心真实自我的自然有着眷恋，甚至有回归的冲动。这是两种矛盾的心理倾向，构成看上去虽有冲突但一直相安无事的两股强大社会情绪。
我们注意到，一直到现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是在“乡村-城市”这个二元等级结构中进行的，所以，城市的扩展，并不是导致它接近于自然，而恰恰是对自然的疏远，城市的扩展也只是对乡村的吞噬。这和欧美发达国家的发展阶段不太一样，他们早超越了这样的阶段，城市向乡村的扩展，是更接近于自然，“乡村-城市”这个二元的等级结构已经不太能影响到人们的心理结构了。
而在中国，这意味着，乡村因为贫穷和“土气”，社会价值排序很低。在心理食物链上，农民位于低端的位置，人们要做的事情，就是尽力抹去“土气”的一切，甚至不惜以破坏自然为代价去追赶城市化。
对于已经在城市社会生活，正在经历城市化或经历了一代人以上城市化进程的人们来说，同样也是要避免跟“农村”这个在社会价值排序上很低的符号沾上关系。“回归自然”的社会情绪，仅仅是社会焦虑、文化焦虑的表现，多数人只是在尝试关怀自身，“治疗”一下自己的存在状态而已。一切都是在保有自己在城市社会的社会经济地位下展开的。大家根本无法脱离开城市社会去生活，去开始另一种存在状态。
我们可以想一下，除了那些有一个家乡可以寄托“乡愁”的人之外，为什么很多人跑到自然去释放一下自我，感受一下生命的另一种可能性，去的都是风景好的地方呢？他们本来也可以去郊区的，郊区不就是自然了吗？
真相是：风景好的地方，不会让人有和“农村”二字联系在一起的土气和低档的感觉，在心理食物链和审美食物链中，不会处于低端。但城市的近郊即是农村，而它恰恰就是人们要逃离，或避免沾上的地方，所以不会成为“回归自然”的心理投射之地。即使像“农家乐”这样的地方，之所以在社会价值排序上不会显得很低档，也是因为它突出了原生态和对身体的健康，最大限度地抹去了“土”的因素。
就此而言，今天的中国人去城市之外寻找一个自我的家，是叶公好龙似的。城市社会早已改变了人的生存状态，而且它仍然在继续改变。欲望，以及社会价值排序，早已牢牢地把人们嵌在城市的社会结构里，要脱离它，存在着巨大的心理障碍。
该做的，是把城市社会，变成一个可以安放真实自我的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