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石壕吏》的争鸣
六神磊磊
一
聊一件关于唐诗《石壕吏》的事情，觉得这个话题很有意义。
交代一下事情背景，很多人大概也都了解了：最近，知名学者康震教授讲解《石壕吏》的一个视频流出，引起了一番不小的争论。
他的讲解，对于很多读者来说非常“新奇”，说杜甫表达了一个非常明显的价值观：“当国家和民族遭遇重大灾难的时候，我们的老百姓毅然挺身而出”，“石壕吏是国家的公务员……这个人没有错”，“不要老是把他归类为统治阶级里面的腐败分子，不是那么回事”，“杜甫在这首诗里没有做任何的评价……他很同情老太太，又为国家的前途担忧，这怎么办呢？他只能不置一词”。给人的粗略感觉，等于就是一边支持了石壕吏，一边反手给老妇戴了朵大红花。
这个视频出来后，招致了不少争议和批评，有一些来自普通读者，也有一些是来自专家学者。读者写的一般就激烈一点，炮火猛烈，刀光剑影，认为当事人是故意歪曲杜甫，要“讨好”、要“谄媚”；学者写的相对就稳重一点，但也说康震教授是“强行注入正能量”。
相关一些文章也都基本拜读了。唐诗算是我的副业。聊一点个人的看法。
二
个人觉得，最关键的是这个事的性质：它究竟是一个学术讨论，还是一个常识讨论？如果是学术讨论，最好还是不要诛心。
小声地说，常识讨论我觉得是可以诛心一下的。因为总有些人出于某种猥琐的目的，置常识于不顾，非要指鹿为马，把黄的说成黑的，这就是常识讨论。比如之前有人说我们导弹比外国厉害，因为有时差，我们在东方，时间更早，导弹打出去提前一天就到了，西方反应不过来。注意说这话的人不是调侃，而是一本正经地在圈粉。这就是常识讨论。这一类的讨论（小声地）咋骂都行。
那么《石壕吏》这个事是常识讨论吗？说直白一点，康震教授是出于某种功利的目的故意曲解杜甫、胡说八道吗？我个人愿意往好处想，我认为不是，因为按照常理，这得不偿失，没必要。
再敞开点说，当事人已经在大众层面有相当名气、有很高的收入了，并且收入只会比普罗大众想象的高。这种情况下，一厢情愿地去炮制雷人之语“谄媚”一下干嘛呢，回报不明显，损害却很大。专心当文化名人受人追捧不香吗。
不妨注意看，真正会一厢情愿、拼命自行“谄媚”的都是什么人呢？往往是层次低一大块、自身水平比较粗粝、正常途径下难以出头的。不能靠本行，不能靠学问和文字，就只有靠掐架、站队、抛出惊人之语以博赏识。
真要是往高几个层级走、书里有了挺多屋、挺多粟了，反而公开场合会小心谨慎，避免抛出惊人之语。就算失语，也未必是存心的，或者是个人轻忽草率了，又或者是当时场合氛围使然。
所以个人觉得不必诛心，咋说呢，往好里想吧。人人都不喜欢贴标签、扣帽子，既然爱唐诗，咱们多回到诗本身的层面来讨论《石壕吏》的问题。
三
对于这首诗，康震教授的讲解让人“震惊”，我是蛮能理解这种震惊的，因为这和几乎所有人印象里的《石壕吏》都不一样——这首诗，当年老师不是讲得很明确吗，杜甫不是在揭露人民的痛苦，鞭挞统治者的暴虐吗？怎么到他康震这儿突然变成正能量了呢？杜甫不是爱憎分明的吗，不是同情人民的吗，怎么变成“不置一词”、“没有做任何评价”、很纠结很矛盾了呢？
但有一说一，康震教授的说法虽然不主流，却也谈不上是什么天大的奇谈怪论。
杜甫纠结不纠结、矛盾不矛盾呢？还真矛盾。历代注家评注《石壕吏》，多认为杜甫是同情人民、揭露恶吏恶政，这没错，基本没什么大的争议。但认为人民勇于忍痛奉献的亦不是没有。举个我印象特深刻的例子，萧涤非先生选注杜诗，认为《石壕吏》“真实地揭露了封建王朝的残酷”，但他也称“同时也深刻地反映了人民那种忍痛负重的爱国精神”。对于杜甫写作这首诗的态度，萧涤非认为“特别冷静”，且说杜甫“也由于国家民族正面临着千钧一发的危机，不好泼凉水”。这是否和康震教授的看法有相似之处呢。
你看这咋说呢？萧老一生行事、治学，大家都很仰慕。他还被郭沫若《李白与杜甫》挖苦攻讦过。你总不能说萧老这也是在“跪舔”、“没节操”吧？
四
讲讲个人自己对这个诗的粗浅看法，我希望孩子们这样来理解。
杜甫他写作的时候，确实也纠结、确实也矛盾，但主要是在写“三吏”“三别”的时候矛盾。
不知道大家听明白了没有，换句话说，杜甫是在写这整个系列六篇作品的时候纠结、矛盾。而恰恰在写作《石壕吏》的时候，杜甫偏偏相对地最不纠结、最不矛盾，最爱憎分明。
为什么我们的语文课本单单选《石壕吏》？除了艺术成就最高、最通俗、故事也最生动之外，还有一大重要原因，就是因为它最爱憎分明。更何况，早先的课本仍然脱不开阶级斗争思维的影响，而《石壕吏》最阶级斗争，它刻画的旧时代官吏最丑恶，最招人恨。所以要选进来。
我们细读“三吏”“三别”其余几篇，杜甫往往都是矛盾的、纠结的。
在《新安吏》里，他也写到强制抓兵，写到人民之痛苦。在一个凋敝的县城里，丁壮抓完了、打完了，做了炮灰了，只好连“中男”都抓。中男在这里就是指未成年的没成丁的男子。杜甫忧虑地质问：“中男绝短小，何以守王城？”——你们把孩子强拉去，请问能起什么作用呢？这是忧民忧国之问。
这首诗中，杜甫写这些底层人民的泪和痛，义愤万端：“莫自使眼枯，收汝泪纵横。眼枯即见骨，天地终无情！”
他同情不同情人民？当然同情，无比同情。可是写到这，他忽然又笔锋一转，开始宽慰起被征召的孩子来。大意是说：前线目前也还没有那么艰苦，粮食也似乎还是可以保证，大家振作精神，好好干，总之一句话，为了国家平定叛乱。最后结尾说：“送行勿泣血，仆射如父兄。”——各位宽心，带兵的郭子仪将军一定会好好对待你们，就像父亲和兄长一样。
你看他矛盾不矛盾呢？太矛盾了。一方面，人民的痛苦，他无法视而不见，这是他作为一代仁人的良知和本能。另一方面，他也真的希望早日平定叛乱，并且下笔也要顾及自己的身份，顾及朝廷的面子，所以也说“况乃王师顺”“仆射如父兄”。
以上这是《新安吏》，我们再简单看看《新婚别》。
在这首诗里，杜甫写到一对刚结婚的夫妻要生离死别了，丈夫被拉去上前线。人民的痛苦，他念兹在兹。他替故事的主人公——这名新婚女子写下名句：“嫁女与征夫，不如弃路旁。暮婚晨告别，无乃太匆忙！”
可另一方面，他确实也无法太过泼冷水，因为前线官军大败，国家情势危急。所以他也只能笔触一转，写这个女子深明大义地叮嘱丈夫：“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
杜甫是一贯反战的，但是他下笔有区别。
他在之前的《兵车行》里是坚决地反战，那些战争的起因是“武皇开边”，是唐王朝穷兵黩武的侵略战争，所以他在那里面是明确的、极度的反战。然而“三吏”“三别”有所不同，毕竟这是安史之乱，国家与文明到了危亡边缘。官军在前线吃败仗，不抓丁就没兵力，可是抓丁的政策又异常苛刻暴虐。所以杜甫就纠结和矛盾。
一边是时局，一边是民生；一边是垂危的国运，一边是不堪重负的泣血的人民。杜甫在其中撕裂、痛苦，心灵交战，哪一方他都牵挂得深沉。这才是“三吏”“三别”的全貌。
五
那么这样说来，康教授说的没毛病了？等于是我支持我赞同了？
不是的。
前文说了，“三吏”“三别”固然存在纠结，但偏偏《石壕吏》最不纠结。这首诗里，杜甫的态度最明确，杜甫的爱憎最分明。
杜甫在其中真的是像康教授所说的没有态度，没有评价吗？
不妨争鸣一下，“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还要怎样的态度呢？
再问：如果底层民众这么乐意奉献牺牲，又何以要“捉”人？而且是半夜突袭、猛虎攫人式的“夜捉”？
这个残破的底层家庭，三个儿子全部抓走，已经战死两个。婴儿还在吃奶，嗷嗷待哺，儿媳妇进进出出都没有完整的衣服蔽体。可以说这个家庭的破灭、消亡已经进入了倒计时。
清人仇兆鳌说：“一家之中，父子、兄弟、祖孙、姑媳惨酷至此，民不聊生极矣！”难道是虚言吗？
一个诗人，还要写出什么才能表明他的态度呢？
杜甫写诗，有时候笔触往往冷静、克制，但冷静绝不代表没态度。就好像写调查新闻，他选择的事实、刻画的细节，统统都是爱憎、都是态度。否则《丽人行》也很冷静，一篇长诗，无一句直接褒贬，但杨家人的炙手可热、淫逸骄奢已活灵活现，触目惊心，怎么能说诗人没态度？假如这也能视为没态度，那白居易《卖炭翁》《轻肥》《杜陵叟》也没态度了？
此外，康教授说“石壕吏是国家的公务员……这个人没有错”，真是这么理解的吗？
萧涤非先生说得很明白，当时的拉夫政策就是三个词：“漫无限制”、“毫无章法”、“惨无人道”。对于一个执行恶政的吏员，如何能轻飘飘说是没有错呢。
照这个逻辑，《卖炭翁》里的“黄衣使者白衫儿”也没有错了，人家是宫使，是宫中的办事人员，拉你老头一车炭好歹还给了一点报酬，有什么错？
六
简单总结一下的话，我觉得康老师应该是去了解了、品读了“三吏”“三别”的。所以他留下了一个杜甫挺纠结、挺挣扎、挺矛盾的印象，并且也留下了一个底层人民很坚忍、很能牺牲的大致印象。如果没有研读，不能留下这个印象。
但如果把这个当成“三吏”“三别”尤其是《石壕吏》的主调子，就偏颇了。
并且这里面还有一个个最最最根本的问题：抓兵是为了平叛，名义上是正义的，这没错，杜甫无法全盘反对和泼冷水。然而问题就来了，这场祸及天下的战乱却又是怎么来的？
别忘了杜甫对此是一直有思考的，明的、暗的、隐喻的、直白的，乃至呼天抢地、泣血哭诉的都有。
石壕村之悲剧，说直接原因，是因为新近的邺城大败，朝廷调度无方，宦官掣肘大将，号称六十万的唐军被打得望风披靡、溃不成军。杜甫为什么特意点“三男邺城戍”“二男新战死”，特意要说出这个丢人现眼的关键词“邺城”？他就是在很文学地点醒这个原因，要告诉你石壕村的老百姓被迫前赴后继、家破人亡的直接原因。
这是往近了说。再往根源上说，这场大仗是怎么来的，安史之乱怎么来的？不就是唐廷的腐败和昏聩，一再姑息养患、处置失当来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炙手可热势绝伦,慎莫近前丞相嗔”，这都是杜甫的诗句，都是安史之乱的乱源之一，这些局面又是谁导致的？
把石壕吏半夜抓丁，简单说成是“我们的军队在招人”，某种意义上讲这倒也没错。可是根子上的责任者是谁？是谁折腾出唐朝这场弥天大祸，又用大唐人民的血和命擦屁股，让千千万万个石壕村的子弟一个个流血捐躯、家破人亡？
惨痛啊！我是无辜村民，你亦是“孟冬十郡良家子”，都有父母妻儿，可是一会儿“二男新战死”，一会儿“子孙阵亡尽”，一会儿“四万义军同日死”，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一个个本来完整的家庭，被迫要新婚别，要垂老别，要无家别，死了又死，别了又别，谁酿成的？
所谓诗无达沽，各人有各人的理解。一首《石壕吏》，历代以来，有人看见老妇的应变智慧，有人看出官吏捉人的熟稔和麻溜，甚至于郭沫若看出杜甫的“不作为”，反手黑一把杜甫，好吧，也行。
杜甫笔下的滔天血泪看不见，只去抠那一点点老妇“主动应征”的正能量；杜甫压抑的激愤和深厚的悲悯看不见，只去强调他那一点点写作时的技术性的克制和冷静；杜甫对“安史之乱”乱源的无数追问反思看不见，却只讲成一曲忠诚的赞歌。
这样读杜甫，个人觉得不很妥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