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观摩的是2020年蜀都杯特等奖获得者蒋若昕《多元结构下的盛世危情—明至清中叶的经济与文化（录像网址：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1MDMwOTkzNg==&mid=2247742467&idx=1&sn=5db559002b9421755a8a79a82d09fc7b&chksm=fbafed5cccd8644a444c846d57b87a9a85ba8e06c4595f970294b39aef713d753b4b174712bc&scene=21#wechat_redirect），据参赛者本人透露，取本课副标题时受傅衣凌《中国传统社会:多元的结构》一文的影响，该文中，作者将中国古代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繁荣概括为中国传统社会的多元繁荣。

紧接着参赛者蒋老师抛出了一个问题——新航路开辟后，东西方都与白银相遇，但西方实现了现代转型，转向工业文明，中国则继续在农业文明中沉沦，有学者将这种现象称之为”“大分流”，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分流呢？还得从白银说起。

我长期接触各类电子书，直觉告诉我曾经接触过一本叫《大分流》的书籍，果不出我所料，上网一查，《大分流》一书是美国汉学家加州学派代表人物彭慕兰的代表作，据豆瓣该书内容简介——

在这本书中，基于大量的材料，彭慕兰考察了旧世界欧亚两洲各个主要国家及其核心地区经济发展，探讨了一系列影响现代世界经济形成的关键问题：为什么英格兰没有成为江南？为什么中国和欧洲为什么走上了不同道路？在彭慕兰看来，1750年，英格兰和中国的经济核心区，在人均预期寿命、农产品市场、劳动体系、土地利用、资本的积累和技术等方面非常相似。中国和日本核心地区的生态环境也并不比西欧差，整个18世纪旧世界的核心地区都面临着土地密集型产品的局部短缺。东西方走在大体相近的经济发展道路上，西方并无明显优势。

欧洲在19世纪与旧大陆的分道扬镳，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欧洲在煤炭资源方面享有地利，煤炭替代了木材，有利于能源密集型产业的增长。同时，由于跨大西洋贸易的展开，新世界（美洲）比任何亚洲周边地区都更能为欧洲提供发展所需的初级产品。大量输入的外部资源使西北欧克服了自身的生态限制，人口急剧增长，制造业进一步专业化。煤炭、新世界和全球形势相结合，共同让欧洲沿着资源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节省劳动力的道路往前走。与此同时，亚洲的经济发展却陷入停滞。东亚经济核心地区被迫走上了劳动密集型、资源节约型的道路。

探讨东西方近代以来的文明何以出现如此大的鸿沟，这要溯源到各自文明的源头呢，还是这仅仅是近代以来才出现的分野？这个问题一直是我的兴趣所在，所以看完简介，我直呼——没看的好书又多了一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