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语法答问》这本对话体小书中，朱德熙先生对语法研究中几个重要的、不得不涉及的，又常常引发争论的问题做出分析和评论。汉语语法研究从一开始就受印欧语语法的深刻影响，朱先生旨在摆脱印欧语的干扰，找到适合汉语的语法体系，恢复汉语语法的本来面目。本书首先揭示汉语语法的两大特点，再在词和句法成分两个层面上，分别讨论词的划类问题，以及主语、宾语、定语、状语和补语等句法成分划分的实质和标准，处理连动式、兼语式两种句法结构，在此基础上，通过分析中心词分析法和层次分析的实质性区别，最终建立以词组为本位的汉语语法体系，并提出形式和意义相互验证的主张。

从1898年《马氏文通》诞生到40年代，汉语语法研究基本上是在传统语言学的间架里进行的。按这套体系，分析语法的标准是意义。用意义来划分词类；凭施事、受事来确定主语、宾语；在句法分析方面，采用句子成分分析法，认定句法分析就是分析句子的结构，而作为一个句子必具六大成分——主语、谓语（主要成分），宾语、补足语（次要成分），定语、状语（附带成分）；而在确定句子成分时又采用中心词分析法，要求先一举找出句子的两个中心词，分别为句子的主语和谓语，让其它词语分别依附于它们，从而依次找到宾语、补足语、定语、状语。这套语法体系来源于印欧语，可是汉语和印欧语在语法上存在着类型学上的区别。^①朱先生提出，汉语词类跟句法成分（就是通常说的句子成分）之间不存在简单的一一对应关系；汉语的句子构造原则跟词组的构造原则基本上是一致的。造成这两个特点的根源都在于汉语词类没有形式标记。^②因此，要根据汉语自身的特点来分析汉语语法。

按照原书的顺序，首先讨论的是词类问题。根据意义划类是行不通的，划分词类的依据只能是语法功能，形态只是语法功能的外在表现。朱先生说的语法功能，指的是词和词之间的结合能力。并且借鉴描写语言学的成果，利用分布来划分词类。具体的划类标准应从这一词类的语法特点中，筛选出能够充分地反映出词的分布状况的部分。朱先生在《关于动词形容词“名物化”的问题》一文坚持按分布划分词类，在批评“名物化”说法的同时，对传统汉语语法研究中在词类划分问题上反映出来的种种模糊不清的观念进行了透辟的分析。该文被看作是按词的语法功能划分词类的纲领性文件。^③朱先生把具有名词的语法性质的一类动词形容词叫做“名动词”和“名形词”，按照优先同型策略不处理为兼类，与名物化论者的出发点完全不同，名物化论者过分拘泥于词类和句法的对应关系，事实上几乎所有的动词和形容词都能做主语和宾语，汉语词类的多功能现象是超乎人们想象的。假定句子成分和词类之间有一一对应的关系，忽略它们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将会得到词无定类的结论。^④郭锐进一步对词类实际分布作统计研究，结果显示，动词形容词与谓语的对应频率只有36%，与主宾语的对应频率为11%，名词、动词和形容词功能较分散，而主语、宾语、定语与词类的对应也较分散，证实了朱先生的见解。^⑤

郭锐也发展了按语法功能划分词类的学说，将词性分成词汇层面和句法层面，通过分析分布本质论的悖论，认为分布之内还有一层表述功能，以陈述、指称、修饰和辅助为基本类型的表述功能才是词类的本质（“指称”和“陈述”两个概念也最先由朱先生提出），词的分布差异和形态一样，只是表述功能的差异的外在表现。但表述功能不可直接被观察，不能作为标准，所以选择用最有效力的分布差异来推导，根据分布的相容度和相关原则分析哪些分布差异反映了词性的差异，选择区别性分布特征作为分类标准。并且明确提出在划类时根据句法成分和狭义分布，包括做句法成分的能力和与别的词组合的能力，弥补了只用狭义分布的不足。朱先生讲的语法功能，有时只指词与词的结合能力，有时又加上了做句法成分的能力，分得并不是十分清楚，关于语法功能究竟指什么，在朱先生的论述里还有些模糊，单纯指定语法功能就是分布，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例如：选取哪些分布特征并不是分布本身能确定的，词类和分布之间可能会出现循环论证；语法因素以外的其它因素也会引起分布差异。朱先生给出一个不等式：u＞v＞w。其中，u表示某类词的全部语法性质，v表示某类此的全部语法特点，w表示划类标准。但实际上我们几乎找不到u，而且只有在类划出以后，才能说出哪些东西属于语法特点，而划类本身又依赖于语法特点。^⑥分布本质词类观也因难以自圆其说而被抛弃。

不仅在划分词类时不能根据意义，在确定句子主宾语的时候也不能根据施受关系来区分。根据朱先生的解说，我们知道意义派只注重语义，完全忽略句法关系，以至于在应对施事、受事、与事、工具等多种语义关系时捉襟见肘。认为只有施事可以做主语，其实只是一种硬性规定，没有什么道理可言。词序派虽被批评为形式主义，却有更深刻的结论，更加符合汉语的事实，但区分关键不在于位置前后，进行语法分析一定要分清结构、语义和表达三个不同的平面。主语是对谓语而言的，宾语也是和述语相生相对的，它们处于结构平面上，区分主宾语实质上是区分主谓结构和述宾结构，而区分它们只能根据形式上的区别。朱先生列出主谓结构和述宾两种结构的形式特征，在《语法讲义》中也有讲解。关于各种句法结构的形式标志，我们的研究还不够充分，我们说不出它们的形式标志各是什么。但这却是一项很有用的工作。^⑦随着关于主语宾语问题的讨论的开展，虽然没有最后结论，学者们得出“从结构出发，不脱离意义”的认识，追求语法研究中形式与意义互相验证的目标。^⑧这个目标朱先生在本书结束处也提出了。

讨论句法成分不能离开句法结构，“六大成分”的说法把复杂问题简单化了，句法成分只是句法结构的组成部分，要在句法结构当中才能扮演各自的角色。同样地，区分定语与状语也要考虑整个偏正结构的性质，单独看修饰语的性质或者中心语的性质都是不管用的。朱先生分析，定语是名词性偏正结构和准谓词性偏正结构里的修饰语，状语是真谓词性偏正结构里的修饰语。对于述补结构，也要根据它们在整个结构中的性质来区分，既不能根据补语的“补”字把补语解释为“对前面的动词有所补充”的句法成分，又不能因为在以“切得碎”和“写得很好”为代表的两类述补结构中都有“得”字，而认为它们关系更密切。对于句法成分和句法结构，都应如实描述，既要追求经济，又要追求完备。比如连动式是一项独立的结构，而兼语式可以看成是其中的一类。

朱先生接着批判中心词分析方法，支持层次分析。中心词分析法的原则是词组不能做句子成分，必须要分析出句子中哪个词是主语，哪个词是谓语，使词和句子成分分别对应。它严重忽视句法构造的层次性，而语法构造表面上看是线状的，实际上层次是一个“初始观念”，层次不是被推导出来的，而是语言构造中天生具有的。^⑨中心词分析法不仅不能解决由层次不同带来的歧义问题，有时还把层次关系完全弄错了，比如在对递相附加和分别附加的分析中（“我哥哥的老师的书”，“一件新的白色短袖衬衫”）。它与层次分析的对立在于承不承认词组可以做句子成分。提取中心词的依据是布龙姆菲尔德关于向心结构和离心结构的说法，在从属的（或修饰的）向心结构中，合成短语和某一个直接成分属于同一个形类，就管这个成分叫中心词。^⑩中心词分析法只能用于向心结构中，而离心的主谓结构和多核心的联合结构则作为另案处理。层次分析则是语法分析中不可缺少的一个步骤，是语法分析的一部分，对于汉语而言，由于缺乏形态，词类和句法关系复杂，光凭词类和层次不能控制结构关系，所以在进行层次分析时，不仅要切分，还要标出直接成分之间的语义关系。

本书的第六部分讨论汉语语法体系的问题。印欧语以词类为本位，黎锦熙先生破除这一语法体系，在《新著国语文法》中提倡“句本位”。但“句本位”语法也是从印欧语来的，而且跟“词类本位”语法没有实质性的差别。11朱先生认为，以句子为基点分析语法，就要把各种句法成分都纳入到“主语-谓语”这个模型里头去，使得词组、句子成分、中心词等基本概念之间互不协调。比如把谓语动词上的动词性结构跟其它位置上（主语、宾语、定语）的动词性结构区别开，这种处理方式适合印欧语而不适合汉语，在汉语中使用就显得自相矛盾，越来越复杂。虽然承认有词组，但是词组入句以后必须熔解；承认词有定类，但是入句以后会转化，最终还是走向词无定类。朱先生建立“词组本位”语法体系，由于汉语中词组的构造原则和句子的构造原则相同，可以把词组看成抽象的东西，以词组为基点，让词组去实现各种各样的句子。所有的句子都由词组组成，把所谓的句子成分都看成是词组的成分，只跟句子有间接关系，连句子成分这个概念也没有了。这样恰好利用汉语词组构造和句子构造具有相同原则这一特点，巧妙地解决了词类和句法成分不一一对应的问题，使两个特点和谐互补，恢复汉语语法本来的平衡状态。这种体系简明而自然，严谨而统一，也省去了许多矛盾。

在整个讨论中，读者可能会以为朱先生过分关注形式，对意义的重视不够。实际上，形式和意义之间是需要互相验证和互相验证的，根据分布确定出来的词类在意义上会有共通点，语义分析也只有得到形式的验证才具有价值。语法研究的最终目的是要探求清楚形式和意义之间的对应关系。只有形式和意义相互契合的东西才是语言中最真实存在的东西，才是有价值的东西。朱先生有一段带有点开玩笑语气的话：“语法研究发展到今天，如果光注意形式而不注意意义，那只能是废话；如果光注意意义而不注意形式，那只能是胡扯。”12汉语缺乏形态，注重意合，语法结构关系和语义结构关系也是互相结合的。

《语法答问》虽是一本小书，却涵盖了语法研究中的关键问题，对这些问题的解释严谨而清晰，简明而精要。其中的理论和观点影响深远，仿佛是一个源头，指引着后来者源源不断地取得新成就，使语法研究往更成熟的方向走去。朱先生的学术成就和治学经验，对我国语言学事业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