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先生的文章有一个基本观点：作为一种社会流动尤其是下层流向高层的渠道，现代的高考制度与古代科举制度一样，是非法治社会中最公平的制度，又是避免社会动荡的稳定器。为此，他说“没有05何来11”，也就是“没有1905年废除科举制，就没有1911的辛亥革命”；因为废除了科举考试，断了社会精英当官发财的路，“相当的一批精英，有新思想的精英开始从军……这批精英带着满脑子的新思想，他们成为军队中的中坚。这批人和朝廷产生疏离感，之后精英跟朝廷分离了”，最后爆发了革命并推翻了帝制。接着许先生又说：“1977年恢复高考就是倒过来的，中国当年由于毛泽东搞文革，不断的革命、革命、再革命、继续革命，特别是文革处于长期内乱以后，邓小平通过恢复高考，使得天下精英重新归入这样一个体制，本来天下乱世英雄都在民间，通过这样的一个制度使精英回到一个体制里，这次变革使中国从乱到治，使中国进入一个稳定的发展期。”

       然而，接下来，许先生又用大量事实对中国的高考制度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指出这种考试制度使中国的教育陷入应试教育的歧途，揭露这种教育扭曲人性扼杀人才的荒谬性。以此引发思考：一个人人都觉得荒谬的制度，为什么它还能够延续下去？许先生思考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尽管目前中国的考制度确实荒谬，扼杀人才的，但是因为它能使底层精英往上流动，所以“今天的高考，你们可以看到中国各种制度里，平心而论高考是最公正的制度，最少腐败的”。既然“人才”与“公正”不能同时“至上”，那当然只好先保证“公正”了。

    第三，片面庸俗地曲解了素质教育。许先生把素质教育视为成本更高的教育，并以此为理由反对高考以“素质”作为选拔标准，认为这样会导致更大的不公；这又是似是而非的观点。何谓素质？在许先生看来，似乎就是吹拉弹唱琴棋书画的技能，这种“素质”观，确实在“指导”着目前中国的“素质教育”。但我以为，这种意义上的“素质教育”，最多算是“政绩工程”，本质上就是“折腾”。所谓素质，我认为，应该指人的天性和基本修养，而素质教育应该主要有两方面的任务：一是呵护孩子的天性，包括好奇心等，进而激发其学习创新的热情；二是培养孩子基本思维和思想品格，训练其处理自己与自然、社会、自我的关系的基本能力。这样的素质教育需要更高的成本吗？城市孩子获得社会文化知识的条件确实可能好些，而农村孩子在获取劳动生活知识的方面也许更有优势；实现考试的公平的技术不是没有，只要克服城市对农村的歧视。现实中真正的不公正，恰恰是城市抢占农村的教育资源，更不要说什么“补差”原则了；城市的学校可以一个校门动辄就千万上亿的投资，而同在共和国土地上农村的学校，居然买不起粉笔。因为应试教育的利益驱动，“重点”公办学校为了“做大做强”，不但“近水楼台”百倍千倍获得政府投资，而且“文明”掠夺非重点的民办学校的优质的生源师资，基础教育的均衡发展的原则遭到最粗暴的践踏，教育事业变成了弱肉强食的厮杀，中国人都被这样的“教育”逼进了“丛林”，还谈什么“素质”！

    退一步说，高考制度可以捆绑“分流”的功能，那么，它能使社会底层的精英“流向”高层吗？据说今年有五六百万大学生就业无门，这些大学生中，出生底层的可能不是少数，他们“流”不动，也许恰恰是因为原本的无权无势的底层啊。那些来自农村的大学生带着自己的“黄金梦”和几代人的希望，消耗掉了父母血汗换来的学费钱，可如今竹篮打水一场空。那颗被忽悠的失落之心，会不会生长着马加爵一样的仇恨呢？有了这样的“前车之鉴”，底层的人们还有无耐心来与“精英”们玩如此高考的“零和游戏”？这些不知主张“公正至上”的许先生想过没有？

      本来基础教育中考试应该或者是终端水平达标考试，或者是过程的诊断性考试，作为一种评估手段，还可以用考核取代考试，而且对于人的基本素质能力的测评，定性的考核往往比量化的考试更合理。如果不强迫学生在考分里去“区分选拔”，孩子读书学习会有现在这样“考分排队”的紧张吗？如果大学自主招生，没有“大一统”考试，没有一个纵向的“竞争”，每所大学都根据自身的特色，选拔的新生，这就为高中生提供了横向充分展示个性特长的舞台，他们升入大学机会更多。这时大学的升学率，对基础教育质量的参照性也就不大了；按道理，基础教育本来就应该均衡发展，让学生在横向上发现自己天赋，发展自己，而不应该鼓励学生千军万马地“竞争”过“独木桥”。遗憾的是，中国的学校就像中国的城市一样，越来越像一个学校，这种“整齐划一”，当然方便“评估”，方便“管理”，也方便让既得利益集团创造“考试经济”的辉煌，可怜的是中小学生，为了“应试”把家长的钞票和自己生命消耗在那些读不完的“考试辅导”书里。结束中国校园里这种荒诞的现象，只有变革这种被既得利益集团绑架的高考制度；也只有如此，中国的教育才能实现“鱼”与“熊掌”的“得兼”，否则，“公正至上”结果，“至下”的就不只是“人才”，还有真正的“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