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教师，但总有些不习惯“老师”这样的称谓，孩子们在我姓前冠一个老字来称呼我，我更踏实。因为，我越来越感到，自己只不过是个教员，而且有时只是个“反面教员”。比如，作为语文教师，我普通话不标准，受方言影响，有时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读错。因此，每次与新生见面，自我介绍时，我首先必须把自己的弱点告诉孩子们，让他们破除对教师的迷信；最后我会说：同学们，我非常有幸能遇上优秀的你们，可你们却不幸遭遇上了不很称职的我，不过，总是穷教育的政府，似乎拿不出更多的钱，聘请更优秀的人来做教师，暂时只能让我这样人来滥竽充数，你们也就将就点吧。我作为“反面教员”，对于培养怀疑批判乃至创新精神也不无意义啊。
　　老实说，刚从师范毕业，我是没有这样的自觉；往讲台上一站，自我感觉良好，对讲台下一些质疑挑衅的目光，还还振振有词：学高为师，德高为范；没有两下能站到这讲台吗？犹如现在那些坐在讲台上夸夸其谈而自我感觉良好的官员。客观上，自己达不到教师理论上的高度，而事实上，难免时常做“反面教员”；这本来也不可怕，可怕的是不自觉。因此，有做“反面教员”的自觉，不但可以避免“谬种流传，误人子弟”，而且也是防止“反教育”的重要前提。
　　为什么在孩子面前总自我感觉良好而缺乏做“反面教育”的自觉呢？原因大概如下。
　　首先，在今天的中国，教育还远不是权利，而是一种权力。因此，有人几乎本能以为自己在孩子面前有知识文化的优势，凭借这种优势就有了一种教育的权力，而很少意识到教师的工作只是为孩子享受教育提供服务的。视教育为权力，教师就会自觉地充当统治的工具，而把知识文化视为各种各样的“标准答案”，灌输给快乐的孩子，让充满灵气的心灵，变成“知识文化”的容器，一张张稚气而灿烂的脸，也就被“教育”得老气横秋了。
　　其次，长期以来“一贯正确”的教育，形成的“正面”定势，教师成了“真理”的化身。即便有时“自觉”到错误，也要极力掩饰，装腔作势，似乎只有这样，才能维护教师的“正面”形象。其实，破除“正面”的迷信，才是孩子自由成长的必要条件。曾听心理专家讲过这样的故事：两个高中毕业班，一个班的语文教师讲课很有魅力，总能牢牢地吸引孩子的注意力，而另一个班的不很称职的；结果毕业考试，颇受孩子欢迎的教师所教的班级的成绩反而不如另一个的班级。为什么呢？我想：大概是对教师“正面”形象的迷信。破除了“正面”迷信的孩子，知道学习还得靠自己，结果反而自由成长了；反之，迷信依赖教师，成长反被制约了。在求知的道路上，人总是踏着错误的脚印前进，谬误总在给人接近真理提供反作用力；教学的过程也应该是质疑批判的过程，而不容“反面”的“一贯正确”，必将窒息的孩子批判创新的自由思想。
　　最后，中国传统的“官本位”文化，强化了争做“人上人”的冲动；教育的科举化修筑的不是社会公平而是争做“人上人”的平台。在如此竞争中淘汰出局的失败者，往往又在无奈中选择做了教员。而这些的失败者来到孩子面前，却以“孩子王”自居，在那个“天地君亲师”牌位下，来接受人们的尊奉，享用着“人上人”的幸福；就像被无端欺辱的阿Q，却能通过无端欺负尼姑来享用无聊看客的喝彩，全然忘记了自己姓什么。即便在今天，一些特殊的日子，不也成了不少教师心安理得接受孩子的“感恩”的节日吗？殊不知，诸如“教师节”、“妇女节”之类，原本表达只是人们对弱的同情，是现代社会争取人权平等的努力。凭什么，享受了“尊奉”，接受了“感恩”，还“人上人”俨然，忘了自己原本也不过是与孩子一样的普通人呢？
　　我强调做“反面教员”的自觉，并非否定教师对自己的高标准严要求；只是想说，对教师的理想要求与达到这些要求的可能性总是有差距的。对于这点的自觉，也体现着教师应有的敬畏与谦卑。因为，教育的对象是生命，生命的过程充满着神秘，而把孩子的成长完全看成是教师工作的成果，无异将教师工作神化了。说教师工作神圣，强调的不是教师有什么点石成金的特异功能，而是提醒我们面对教育对象应该敬畏与谦卑。将孩子学习成绩的优异炒作为“状元”之类，进而以此来彰显教师或学校“加工”能力的强劲，这，如果不是对教育的无知，那就是对生命的狂妄。
　　另一方面，教师本身也只是一个人，也有一个学习成长的过程。在今天这个物欲横流而精神信仰匮乏的现实中，做教师的已经无法与当年以朱自清、闻一多、叶圣陶为代表的教师相提并论，教师能被视为孩子的“同学”就已经很不错了。为什么还要在孩子们面前显摆“回”字有几种写法的渊博与深刻呢？还是趁早脱去那件自以为显示身份的长衫吧。坦诚地与孩子平等互动，认认真真地做他们的“陪读”，分担应试教育压在他们身上与心里的功利重负；只有这样，教师也才能敏感难以避免的“反面”，才能坦然而自觉做好“反面教员”。
　　近年来，我是这样要求自己的。在无法摆脱的应试教育中，面对同一张考卷，我与孩子“同考”。考后，又与孩子一同反思讨论。讨论中，我总是首先讲自己做错的，把自己当时思考的过程，以及错误暴露的知识能力的缺憾，尽可能清晰地“坦白”出来，为孩子提供了反面的教训。我这样做了，一点也不影响教师的形象和教学的威信；形象威信，一定要建立在真诚的基础之上。也许正因如此，有的孩子还善意地以为，我所谓的“做错”是故意的。诚然，有时我也会是“故意”，而这种“故意”正是我做“反面教员”的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