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别行政区教育局的杨景辉先生来我校宣讲启发潜能教育，虽然使用的是广州话，但用心地听我居然基本听懂了，也颇受启发。他宣讲的信任尊重学生的教育理念，我非常认同，然而这平凡的理念能产生非凡的教育效果吗？演讲完后，我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启发潜能教育的前提，是要坚信每个学生都有价值才能责任心，都应被同等看待，而且每个学生都是独特唯一的，应该尊重他们选择努力的方向，可是在内地大一统的教育体制中，在考分决定着一所学校生存发展的情况下，怎样落实启发潜能的教育理念呢？其实，我的提问，要说的是，启发潜能教育作为一种现代教育，其前提必须是法治的现代社会体制；只有这样，教育才能成为政府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责任与义务，成为公民享受的公平权利，成为孩子自由健康成长的快乐。

可是杨先生也许没有听出我提问的言外之意，因此，他非常自信地答非所问：第一，任何地方都有考试，香港和那些西方国家升学考试的竞争，有的还比内地更激烈，毕竟社会资源有限，而启发潜能教育，自然能让学生更充分发挥考试中的竞争力；第二，虽然启发潜能教育的改革，在目前大陆现有的体制下确实会遭遇不少障碍，但教育改革的空间还是有的，至少没有谁反对你尊重、信任学生，没谁反对乐观教育嘛。

我提问本身只是一种捧场式的礼貌，加上会议时间已经超过了，晚自习要下班的老师有的也耐不住性子走了，所以，当时我只好对杨先生做心悦诚服状的微笑。可我内心是很有理由追问的。比如，香港或西方国家的升学考试与内地的性质一样吗？前者更多的是大学对新生学习等品质能力的测量，而决不是对中学教师工作能力的“考核”；而内地升学率则是教师工作能力和学校教育质量高低的重要的甚至唯一的指标。更不用说，考试的内容上的差别了。还有，香港或西方国家的学生升学是不是大一统的一考定乾坤？另外，法治的香港或西方国家，政府能够上个世纪承诺教育投资达GDP的４％，居然到2010年还只是个努力的目标吗？如此可怜的教育投入，还敢公然地破坏教育均衡发展的原则去打造所谓的重点示范学校吗？教育本来是提升人格的事业，可在内地却异化成制造政绩的产业，孩子读书被捆绑着改变身份光宗耀祖的功利重负，孩子能在学习中轻松愉快吗？如何让他们产生被“刻意邀请”的感觉呢？

如此追问，无疑饱和着一个还只能把教育作为谋生职业的教师的满腹牢骚，这自然不可冲着把工作视为事业对教育满腔热情的杨先生。事实上，我对香港的教育同行是充满敬意和羡慕的。上次在香港学习，短暂的接触，我就明显地感到，他们非常敬业，文化思想境界远比我高；杨先生作为公务员更是如此。学校主持会议的领导也满怀敬意地向大家介绍着：杨先生今天是自费来我们学校作报告的，不但不收一分钱酬劳，连饭也不吃我们的，等下他还是自己搭地铁回香港；先前，我们教师三次去香港参观学习，都是他义务地为我们做通联工作的。

杨先生的职业道德和文化思想境界，也是有其前提的，这个前提就是，经济政治待遇。在香港，中学教师经济收入普遍高于公务员，教师根本无须像内地教师为待遇而争先进抢职称或官位，学校管理层，也无须为所谓的“调动工作积极性”而设计那些让从业者消耗生命的零和游戏般“竞争”。在那样的法治社会中，有保障经济待遇和受到普遍尊重的社会地位，自然吸引着更多热爱教育的优秀人才做教师 ；在那种基本超越了功利要求的学校里，才可能营造出彰显生命个性的校园文化。而生活在如此文化氛围中的教师自然会有更高的文化思想境界，而有如此境界的教师的课堂，学生才会真正受到信任尊重，才可能真正享受到读书学习的快乐。

当然，我反复强调启发潜能教育的前提，并非说，在缺失这些前提的内地，作为教师，自己就毫无作为。正如杨先生所说，教育改革的空间还是有的，可以从改变自己的教育概念做起，至少不以考分论学生，不歧视学习暂时有困难的孩子；在教学中，自觉抵制现行的教学政绩观等功利主义对教育的折腾；着眼孩子的终生发展，把提升孩子的文化品位，激发其学习生活热情作为教育的目标；以一个公民的生命姿态去面对一个个小公民的健康成长，构建孩子灵魂的美好。如果能这样做，那么，不也就是在创造启发潜能教育的前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