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开先生的访谈录《语文教育到了最危险的时刻》表现出来的那种对抗语文教育的责任心令我敬佩，但这种对抗也仅仅是罗列了些语文教育中大家熟知的问题，因此而断言“语文教育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就多少有点耸人听闻了。对此，我就不得不反问一句：语文教育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吗？

从现状看，中国的教育仍是执政党的事业，语文教育很大程度也还是当局的文化宣传阵地；语文教育要真正回归“语文”可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另一方面，目前的教师，大多都是这种语文教育培养出来的“人才”。现实生存的压力，使我们多大都难以守住教育的底线；而有限的专业素养，又使我们很难看清语文教育的边界。把语文课上成乏味的应试竞技课或上成空泛的政治课的，也绝非少数。因此，语文教育只有“更危险”，还远没到“最危险”。

语文教育的危险本质是教育的危险，而教育的危险祸根却不在教育；没有政治文化体制的改革，“庆父不死，鲁难不已”啊。当然，我们不能因此而推卸作为语文教育工作者的应尽责任。事实上，如果每个语文教育工作者，都能有叶开先生这种关心下一代健康成长的责任心，也就可以坚守底线，拒绝伪善，更大程度地超越应试功利；如此，语文教育乃至整个教育就有救了。

叶开先生的“对抗”是责任心使然，是积极的，值得支持。但必须指出，这种“对抗”却隐隐表现出来的一种文化优越感是值得警惕的。教育是一种生命的事业，而生命最需要敬畏谦卑的情怀。只因是一个著名作家，一个曾经的语文教师，就觉得很有了话语权；如此抢占制高点的“对抗”，很可能转向反面。中国历史上不乏反抗专制的革命者，他们最先打着“替天行道”道义的旗号，于是自我授权“该出手时就出手”，可反抗的胜利后，社会现实的性质并没有根本的改变，只是反抗者与专制者换了一下座位而言。

说到底，叶开先生的反抗主要表现在对课本选文的质疑。诚然，对孩子，应该选择经过历史淘洗的经典好文，以保证孩子文化成长期的营养。但语文课毕竟又不完全是“教文本”，尤其到高年级；语文课教读的终极目标，应该提升孩子对文本的鉴赏能力，也就是说，无论什么文本，都能做到“开卷有益”。犹如饮食一样，只给孩子吃“精米”，而不吃一定的“粗粮”，那孩子就不会有一个健康的脾胃，而没有了一个功能强大的消化系统，人的健康成长就失去的基本保障。在这个意义上说，语文教育的终极目标就是要造就孩子一个功能强大的文化消化系统。

因此，即便文本质量差一些，也不会是大问题；问题只在于有人把劣质的文本当做优质的文本来教。之所以如此，大概是思维定势让许多人以为编入课本的，就应该顶级的好文章。其实，文章的好坏，是因人因时而异。一般地说，孩子是弱势的，他们往往按照成人的标准去读所谓的好文章；而我们这一代（其实也是传承上一代人）又理所当然把自己认为的经典当做经典，要孩子去读。比如所谓的四大名著，事实上，现在许多孩子并不喜欢，而像《水浒》《三国演义》其中弥散着的强者为王的丛林文化观，未必能视为现代社会的文化经典。

因此，一个孩子，固然要在成人的引导下读好书，而更重要的还应该在读书的过程中形成对文本的批判（广义的，评论，对于是非的判断）能力。而作为一个语文教师，不但要有鉴别文章好坏的能力，更要能把这种鉴别文章的方法教给孩子，让孩子自主阅读；另一方面，教师不但要能解读规范文本，而且还能解读不规范文本，甚至这种解读不规范文本的能力更重要。比如孩子的作文，很多不规范，教师要能够通过这不规范的文本，发现孩子真实表达的东西，并能指出由不规范到规范表达的途径。

如果语文教育工作者都有如此地责任自觉和专业能力，那么，即便教材中有些被扭曲的文本，即便有些“有毒”的课文，我想，也不一定能置语文教育于“最危险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