霸气与淡定

——从名师的“国学”课说起

名师是一位温文尔雅的年轻女教师，微笑的脸庞，喜庆的着装，淡定的举止，都彰显了很有“国学”的修养。这里所谓的“国学”主要指孔孟之道的儒学。遗憾的是，这节以“谈礼”为课题，却没有界定什么是“礼”，因此，同样表现出“国学”不屑讲理的霸气；而这种霸气对于钟情于“国学”传统文化的人来说，又被视为一种文化的自信，并表现为很有修养的淡定。但在我看来，没有逻辑支撑的自信，就是霸气，淡定不过是一种表演肤色。

名师在自我介绍时，特别申明名字中的“胜”是美好的意思，并说：我不是个争强好胜的人，只想做个好人。接着展示过年祭拜天地君亲师的照片，并请同学对过年的习俗发表看法。被提问的同学说：祭拜有点繁文缛节，但长辈要求，也就参加；有些迷信，却有效，我爸说咱家风调雨顺就有赖奶奶的祭拜。对此，名师淡定地微笑，并给予鼓励性的评价。

从这个导入环节中，也不难发现“国学”文化的两个特点：第一，重视“正名”却随意给定内涵，并非严格地定义概念，似是而非；第二，讲究“礼仪”却把迷信混同宗教，看似谦卑淡定，却毫无超越。

名师首先为自己“正名”，给予“做个好人”的内涵，应该是为了接下讲课之“言顺”；这点确实和孔老夫子一脉相承。

《子路篇》有这么一个故事：

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错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弟子质疑“正名”，孔老夫子就骂其粗野，而所谓“正名”，不过要突显身份，强调自己的话语权，而他那车轱辘式“推论”，让我想起一个段子：

你跟他讲法律，他跟你讲政治，你跟他讲政治，他跟你讲国情，你跟他讲国情，他跟你耍流氓，你跟他耍流氓，他跟你讲法律，把你抓起来了。

这里没有界定概念，犹如儒学中的核心概念“仁”一样，总被随意改变内涵：一会儿说，仁，爱人也；一会说，克己复礼为仁。如此根据自己的需要，把自己的意愿强加给对方，指鹿为马，全凭话语权，表现的只是不屑讲理的霸气。毛伟人早年追崇过自由主义，可后来教导干部群众“反对自由主义”；还不就是因为夺得了话语权，有了权力，就能把原本体现普世价值的概念给污名化了。为了方便任意塞进自己需要的内涵，“国学”者又总喜欢使用空洞概念，比如 “好人”。《论语》中有这样的记载：

子贡问曰：“乡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乡人皆恶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

子贡问老师：判断一个的人好坏，可否依据众人的评价？（这里颇有些全民公投的意味）然而孔夫子却说不可以；认为真正的好人，是全部的善者喜欢的，全部的不善者讨厌的。可他说的“善者”又是由谁界定的呢？好像只能由有身份的孔夫子自己定夺了；如同谁属于“人民”一样，只能由权力者定夺了一样，谁得罪权力者，自然就将被划为“敌人”，剥夺其生命也不在话下了。这权力决定善恶好坏，没有道理可讲；有的只是霸气，也就是权力的傲慢野蛮。

再说把“礼”理解为祭祀的习俗，并把这有迷信成分的习俗视为宗教仪式；这和“国学”者把“儒学”视为“儒教”一样，只讲“礼”而不讲“理”。孔夫子“不语怪、力、乱、神。”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如此回避终极问题的儒学，怎么能与叩问灵魂的宗教同日而语呢？

众所周知，儒学是积极入世的伦理，孜孜以求的是要“居庙堂之高”去实现其“兼济天下”政治抱负，进而立功立德立言，名垂青史。只有权力争斗的失败后，才找到道家那里寻找避难所，然而“处江湖之远”来“独善其身”时，还要“忧其君”，念念不忘权力场的朝廷。无论半隐半官的诗仙王维，还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六一居士欧阳修，何曾真正了断过对朝廷的念想呢？即便看破“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东坡先生，随遇而安的淡定，也掩饰不了其内心儒道之争的纠结。之所以如此，恰恰因为儒学并非宗教，很难为这些文化精英们提供彼岸的关照。

至于崇尚“国学”的后生们，因为被唯物主义灌输，自然会很粗暴地将迷信与宗教一同视为“唯心主义”了，殊不知，两者风马牛不相及。浸淫孔孟之道地国人烧香祭拜，无非妄想借助超自然的力量来保佑平安，实现升官发财的梦想，看似超然淡定，其实世俗功利很啊；这是迷信，绝非宗教。我以为真正的宗教要为人思考“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的终极问题提供路径；让人坚信现实世界之外还存在着另一个的彼岸世界，那是灵魂的归宿，进而对此产生敬畏崇拜，引申出信仰认知。人通过科学认知的世界总是有限的；而通过宗教感悟的世界却是无限，它可以让人站到死的高地，参透生的意义，获得宏大的文化视野。有了这样的宗教情怀，才能真正超然淡定。这怎么能与“国学”者“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雄心壮志”相提并论呢？

应该说，孔孟之道本质上是农耕时代发端人的自然血缘的伦理哲学；在熟悉人的小共同体中，它明晰强化长幼尊卑，确实能营造很温馨和谐的家庭氛围。但今天社会已经步入工商时代，还把这农耕文明产物的儒学视为“国学”，家国同构，企图以此来构建陌生人的大共同体——国家的文化；这岂不是刻舟求剑，南辕北辙吗？家庭里，长幼有序，父亲不可民主选举，但国家中，公民平等，国家元首也只是为公民服务的公仆。所谓“国父”之喻，与“国学”之说，如果仅仅满足某种“礼仪”的需要，尚可不去计较，但若要彰显某种权势的话，那这种无理的霸气就值得警惕。倘若还要用温馨的血缘道德去绑架互联网时代的孩子，使他们一个个都变得像“让梨”的孔融那样乖巧，那么，这看似谦卑淡定的姿态，很可能只是虚伪世故，实在令人哀叹啊。